香港二樓書店 > 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

自序

黃俊傑

　　《思想史視野中的東亞》這部書，共收錄近年來我在研究東亞思想史過程中，所撰寫的單篇論文10篇。這些論文的主題較具獨立性，其中部分論文是我近年來研究東亞儒家「仁」學這項課題時，為解決所觸及的諸多問題而寫作的獨立論文，所以彙整成為論文集付梓。我願在此書出版前夕，說明本書各文要旨，以就教於讀友。

　　進入21世紀以後，世局板蕩，輿圖換稿，在中國再起與亞洲崛起的新時代潮流中，東亞各國的人文研究出現兩個互補但互相激盪的研究方向：首先，源遠流長的以國家為框架的國別研究仍持續發展；但另一方面，以東亞為視域並將東亞視為一個區域的新興研究也風起雲湧，方興未艾。本書第1篇論文討論近三百年來東亞各國思想交流經驗中的「接受者主體性」、「概念的自主性」，以及交流過程所見的「概念的層級性」等問題。這篇論文以「道」、「仁」、「仁政」、「中國」、「革命」等在思想光譜上不同強度與層級的概念為例，探討這些概念在東亞思想交流中對異域的接受者之衝擊，以及異域接受者對這些概念，所採取的挪用與新詮。這篇論文是對於我所說的東亞思想交流中「脈絡性轉換」（contextual turn）現象（參看Chun-chieh Huang, East Asian Confucianisms: Texts in Contexts, Gottingen and Taipei: V&R unipress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5, chapter 2, pp. 41-56）的進一步探討。

　　在20世紀以前的東亞思想交流史中，儒家思想居於主流之地位。本書第2篇論文分析深深浸潤在儒家傳統中的中國歷史思維的幾個關鍵詞，呈現中國歷史思維中「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密切關係。我在拙著《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年）書中，曾對中國歷史思維中「事實」與「價值」綰合這項事實有所探討。本書第2篇論文進一步指出，這種歷史思維的特質不僅呈現在傳統中國歷史寫作之中，也見之於12世紀朝鮮史家金富軾（1075-1151）所撰《三國史記》，以及20世紀連橫（雅堂，1878-1936）所撰《臺灣通史》的史論文字之中。

　　本書第3篇論文比較中韓歷史所見的儒家知識分子與兩國政治權力之間，既不可分割但又互有緊張之關係。第4篇論文討論朝鮮時代君臣對話中的《論語》，可以具體顯示儒家經典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高文典冊，而是與現實政治密切互動的政治福音書。《論語》這部經典對朝鮮君臣的政策與措施，發揮引導性（orientative）與評價性（evaluative）之作用。朝鮮時代的朝鮮君臣在詮釋儒家經典文本時，就已經同時在運用經典文本。

　　在中日思想比較視野之中，如果說中國儒者（尤其是宋代理學家）傾向於「存心倫理學」，那麼，相對而言日本儒者（尤其是古學派儒者）浸潤在「實學」思想氛圍之中，多半傾向於「功效倫理學」。本書第5篇論文析論德川時代日本儒者的「功效倫理學」立場，指出日本儒者對「善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不太關心，他們念茲在茲的問題是：「善行能產生何種效果？」這個問題。日本儒者的哲學立場，比較接近北宋功利學派諸君子的哲學立場。

　　本書第1篇文字論東亞交流史中概念有其層級性時曾指出，普遍性愈高的概念如「仁」或「道」，愈容易被異域人士所接受；特殊性愈高的概念如「中國」這個概念，就愈難以被異邦知識分子所接受，而必須加以「去脈絡化」與「再脈絡化」，進行「脈絡性的轉向」。本書第6篇比較11世紀中國北宋石介（1005-1045）的〈中國論〉，與18世紀日本淺見絅齋（1652-1712）的〈中國辨〉這兩篇同樣論述「中國」概念的論文，指出石介與淺見絅齋同樣使用「中國」一詞，但卻呈現截然不同的世界觀，也有互異的理論基礎。在東亞歷史上，凡是歷史扉頁快速翻動的關鍵時刻，東亞知識分子莫不對中國的動向，付予深刻的關懷。以20世紀歷史為例，1920年代是中國歷史再次經歷巨變的年代，1928年6月，北伐完成，中國統一，中國知識界爆發「中國社會史論戰」，尋找中國未來的路向。1914年，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1866-1934）發表〈支那論〉，1924年又發表〈新支那論〉，表達他對中國動向的看法。一些日本知識分子，也提出各形各色的「中國改造論」。1926至1927年，臺灣知識分子也在《臺灣民報》中，爆發「中國改造論」的論辯。在抗戰末期的1943年，羅夢冊（1906-1991）在大後方重慶撰寫《中國論》一書。今日的中國與東亞，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中外知識界的中國論述，雜然紛陳，言人人殊，本書第6篇論文正是寫作於這種歷史背景之中。太史公司馬遷（145？-87？BCE）著史所展現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歷史慧識，我雖不能至，但心嚮往之。在歷史棋局旋乾轉坤的21世紀，本書第6篇文字亦有其「述往事，思來者」之微意云爾。

　　21世紀的東亞一方面經濟快速成長，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火樹銀花的繁榮景象；但是，另一方面，各國的民族主義卻甚囂塵上，東亞的國際關係頗為緊張，戰雲密佈。在中西文化激盪爭衡的21世紀之際，東亞儒家教育哲學與儒家王道政治的理念，都深具新時代的啟示。本書第7及第8兩篇論文，就檢討東亞儒家以「為己之學」為核心的教育哲學，與以「王道」為中心的政治哲學的內涵，並展望它們對21世紀的新意義。本書第9篇進一步探討孫中山（1866-1925）先生1924年在日本神戶所提出的「大亞洲主義」中的「王道」思想，及其提出時的中日關係史與世界史的歷史背景。在21世紀亞洲各國民族主義快速發展，國際關係日益緊張的今日，孫中山思想對亞洲和平的建構，實有其深刻的啟示。

　　在近年來諸多以東亞作為「接觸空間」的思想史論著中，山室信一（1951-）的理論特別值得重視。本書第10篇論文，檢討山室信一所提倡以東亞之「空間」作為「思想」的研究進路及其可能的問題。

　　總之，思想史視野中所見的東亞，是一幅彩色的而不是單色的圖像。儒學傳統固然在東亞思想交流中始終居於主流之地位，但是其他思潮（如佛教）也波濤洶湧，呈現「萬山不許一溪奔」的景象；而且中國儒學東傳朝鮮半島與日本之後，都歷經異域學人出新解於陳篇，高潮迭起，窮島嶼之縈迴；峰迴路轉，列岡巒之體勢。儒學傳統在東亞之得以日新又新，正是由於既有源自於古代儒家經典的源頭活水，又有中、日、韓、越異時異地的國君與儒臣為經典讀入現代政治涵義，從經典中汲取現實政治的靈感；更有各家各派的思想家之參與對話，提出新詮。不同哲學立場的各國儒者在閱讀經典，主客相搏之際，山川為之震眩；各派儒者激辯之時，常常聲析江河，勢崩雷電。在山室信一所謂「被創造的東亞」（創??????，相對於「被賦與的東亞」〔与???????〕而言）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東亞」地域實際上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劇場，而不是一首由單一國家所指揮的交響曲；17世紀以後東亞各國的主體性雖然逐漸形成、茁壯，但是，東亞各國卻也都分享儒學、佛教、漢字、中醫等共同文化元素；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所謂「東亞」這個概念，恆處於東亞各國人民的交流互動之中，而不是抽離於各國人民之上的抽象概念。作為東亞思想與文化之主流的儒家價值體系，一直是東亞各國知識分子與庶民大眾共享的精神資產，而不是由少數權力菁英所壟斷的意識型態。儒家「王道文化」的精義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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