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文字的魅力：從六朝開始散步

代序

文字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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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的一大寶。

　　

　　文字，既無色彩，也無聲音氣味，更無表情思想；但是我們的祖先發明了文字，把他們所看到的形象與顏色，聞到的聲音與味道書寫下來，把他們追蹤那些文字而再現了他們所經驗過的豐富的宇宙世界生命種種，讓後代的我們如親歷其境的經驗那些種種。幾百年、幾千年過去了，當初書寫那些文字的人們都已亡故不存了；然而，藉由那些留存下來的文字，我們看到、聽到、感受到那些喜怒哀樂愛惡欲；於是，透過文字，當初一個人的想法、感情，卻變成為千百年後、千萬人的感動和記憶了。既不是圖畫、攝影，也不是唱片、音符，而能夠就在白紙黑字之間就傳達了無所不包括的極豐饒的內容；文字的力量豈不神奇！

　　

　　至於我個人，所認識的文字，是和我的生長背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我的父母都是臺灣人。我們生活在上海的日本租界。那時候在法律上，臺灣人都隸屬日本公民，所以我的母語是日本話、上海話和一點臺灣話。而我初習得的文字是日本文字。從小學一年級到五年級，我在日本租界的小學裡，和僑居上海市的日本人子弟一起讀書。我的班上，除我以外，都是日籍兒童（應該說，當時我的籍貫也是日本）。我們所受的教育，和日本「內地」的教科書完全相同；我們的老師，無論男女，也都是從「內地」赴上海的日本老師。當時，幼小的我，渾然不知自己不是日本人；我的成績在全班之中，甚至是居前的。但是，在我讀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中日戰爭結束了。臺灣光復了。我突然變成全班之中與別的同學不同的孩子。他們都是戰敗國者子弟，只有我一個人變成戰勝國者的子弟。戰敗國者的日本同學們先後離開上海，回到他們的祖國日本去了。而我們家人，則是回到家鄉臺灣。

　　

　　我的兄弟姊妹都出生於上海。臺灣雖是我們的家鄉，其實是陌生的。我們甚至於也不會講完整通順的臺灣話。令我特別不自在的是，回到臺灣以後，當時讀小學六年級的我，卻得從注音符號開始學國語──中文。而教育局規定，在教室內不可使用日文，所以老師是用臺語解釋中文的。這兩種語文，是生長於上海日租界的我，所不明白、不習慣的。

　　

　　不過，現實的困難，總得要克服。事實上，處於這種雙語文的過渡期難關，是當時臺灣很多人都遭遇到的。有些人已經中學（或大學）畢業了，甚至已經很熟練地用日文寫作了，還是必須整個地將使用的語言文字從日文改為中文。我不過是在小學六年級時，忽然又回到一年級（或幼稚園時期）罷了。

　　

　　但克服困難的痛苦，卻意外地帶給我想像不到的收穫。從小學最後的階段開始學習另一種語文，其實，並不是太不容易，尤其當大環境、大趨勢如此時，更有不得不然的推力助使，而前面五年的日本教育，到這個時候也頗具基礎，不致隨便忘記。生於這樣特殊的時、空裡，我倒是反而慶幸自己彷彿很「自然」地具備著雙語的能力了。

　　

　　一九六九年，我因為具有中、日雙語文的能力，而接受國科會遴選赴日本京都，在人文科學研究所進修一年，撰寫比較文學研究的論文：「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利用京大人文科學研究所內豐富的藏書，以及和日本學者的意見互研，我完成了計劃好的論著，同時也令我能夠在既有基礎之上更進一步，以日文的立場觀察中國文字，又從中文的立場觀察日本文字。以前的我雖具備雙語文能力，卻只是以單方向思考：即以日本的立場看日文；或以中國的立場看中文。撰寫唐代與平安朝文化的比較文學論文後，我培養出了以另一角度去觀察兩種文字的態度，於是增加了一種主觀而客觀、客觀而主觀的認知思考方式。

　　

　　日本在中世紀因與中國隋、唐有密切接觸、有意地學習吸收中國文化（遣唐使團內設有遣唐留學生及遣唐留學僧），而造成其文化（包括文學、藝術、法律及宗教等）上的一大進步。其中，以文字而言，即使到今日，日本人所日常使用的文字，就是由直接取用中國文字的「漢字」，由中國文字的草書演變而生的「平假名」及取用中國文字一部分的「片假名」而成。不過，日本文字和中國文字的一大差別是，中國文字是表義的，一字一義；而日本文字（除「漢字」之外），「片假名」和「平假名」都是標音的，一字只代表一音，絕多數不具獨立的意義。故而一個漢字，有時需由兩個或三個、四個假名字綴成才會具有意義。例如「我」（「??」）、「柳」（「???」）、「鶯」（「????」）。

　　

　　由於一個漢字可抵三、四個假名字，故而一句五言詩或七言詩，往往可以完成一首日本的古典詩。在平安文壇文士競相學習、模仿唐詩的當時，甚至有採唐詩句五字或七字以為作和歌的參考書：如大江千里所編《句題和歌》。試舉其中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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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鶯聲誘引來花下。（白居易〈春江〉）

　　鶯?啼??聲??????

　　花?????我?????

　　日本文字與英文（以及其他歐西國家的文字），屬於拼音文字，因而一字只代表一音，讀者看拼音文字中的一個字母時，只能辨其音，而不能辨其義；但中國文字則可以讓讀者既辨其音，又識其義。以上舉「鶯」字為例：

　　鶯（ING）

　　????（U-Gu-I-Su）

　　NIGHTINGALE（N-A-I-T-I-N-G-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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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的「鶯」，是完整的一個方塊字。讀者看到這個字，都能認識此字代表鳥類中的鶯，既非雀，亦非鷹；而此字的發音就是（ING）。字的筆劃和發音皆是整體、不可拆散的。

　　

　　日文「????」，若不用漢字「鶯」，則需由「?」、「?」、「?」、「?」四個假名綴成。????四字的任何一字抽取出來單獨呈現，都不會具備任何意義。

　　

　　英文的「NIGHTINGALE」，也和日文「????」的情況大致是相同。必要這十一個字母串聯在一起，才能代表「鶯」的意義，而且所有發出的聲，才會有所指涉。否則，其中任何一個字母單獨呈現，也都不具備任何意義的。

　　

　　中國文字的每一個字都具單音語、具有其本身獨立意義，而且在形象上又有引發辨識或聯想的功能。先祖們造字時，對於物象已經給予分類，例如「岑」、「岳」、「崎」、「峰」；「汆」、「淼」、「清」、「湍」；「栗」、「森」、「松」、「樵」；「萍」、「蔓」、「蕪」、「萎」……。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凡字典、辭典裡所容無數的字，皆能從偏旁顯示其物性類別，不僅名詞如此，動詞、形容詞或副詞亦然。又由於絕多數的字都具有聲母和韻母，所以也可以造成聽覺上的關聯和整齊的效果。例如「彷彿」、「嬝娜」，其上、下二字的聲母相同，故而讀起來有整齊美的感受，而上、下之間又屬同一偏旁的形體，所以無論聽覺上或視覺上都有經營安排的美感。再如「沉深」、「逍遙」，其上、下二字屬同一韻，且字形也屬同一偏旁，同中有別，但其為造成藝術均衡美感的道理則相同。

　　

　　中國的文字，在表達感情思想之外，不是繪畫，但有形象視覺的美；不是音樂，卻富抑揚聽覺之勝，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文字所不及的。身為日常接觸中文的文學研究者和寫作者，有時並不太覺察。在京都撰寫中日文學的比較研究論文，使我有一個反省深思的機會，而得以站在外語文的立場來觀察中國文字。綴連視覺與聽覺兼備的方塊文字，我們體會古人的感情和思想，而我們自己也把各自的感受與體會藉字與字的綴連成文保存，希望後代的人能夠看到。

　　

　　然而，和外國的文字接觸、相比較，同時也讓我們發現平日習以為常的中國文字之間所具有的另一個特色──曖昧。多年前，我在臺大講授「陶淵明師」〈歸鳥〉的課堂上，有一個美籍留學生突然舉手發問：「這首詩裡面有幾隻鳥？」初聽這樣的問題有點意外，班上許多中國學生甚至笑了起來。但是，以英文去了解這首由四章組成的四言詩時，所出現的「鳥」這個字，的確並不單純（以「鳥」隱喻的此詩中，有時候是指作者陶潛自身，有時候是指包括作者以及退隱以後田園生活中的鄰人）。在中文裡一隻鳥是「鳥」，兩隻以上也是「鳥」。字形和音聲都不必改，而且也無從改。如果把單數的鳥寫成「鳥」，而複數的鳥寫成「鳥們」，倒是反而顯得造作了。但在漢學界英譯本中，確實有不同的譯法：（一）”Homing birds”（James Robert Hightower）（二）”The bird which has come home”（Burton Watson）。Hightower和Watson都是西方近代的著名漢學家。前者譯〈歸鳥〉此題目中的「鳥」為「birds」，後者則譯為「bird」，可見得二人是陶詩中的鳥，有多數與單數之別。在文法比較嚴謹的英文中，二人對主詞「鳥」的數目的不同選擇結果，單數、多數，不僅影響四章四言詩不同的解讀法，並且也必然會造成其動詞、受詞的不同書寫法了。我們中國人讀現代詩或古典詩，通常都不會「計較」這個問題的，甚至於中國的作者也恐怕不是太「在意」這個問題；而外國人遇到這種情形，如果沒有「弄清楚」，他們就無法下筆了。難怪我那一位美國學生會提出那樣子「奇怪」，其實是「很重要」的問題了。

　　中文字裡的名詞，非僅單數、多數不區別，有時候動詞的主動與被動也不怎麼分明。同樣舉一個陶詩中很有名的「悠然見南山」為例。通常我們讀這句詩，都會覺得境界高，令人嚮往，但是不太會去注意怎麼沒有主詞？主詞是誰？這句的上面是：「採菊東籬下」，也不著主詞；其實這首題為「飲酒」二十首詩的第五首，全篇都沒有一個主詞，然而省略主詞的寫法，在中文裡很多，尤其詩詞更常見。在這裡，「被省略的主詞」為作者陶潛，應該是沒有爭論的（這種省略主詞的筆法，日文也往往有之）。不過，名句「悠然見南山」，究竟「悠然」是指作者？還是南山？則也許有不同的說法，英文的翻譯，因為必須得補上原來省略的主詞「I」，所以悠然必定關係到「我」而成為「我悠然地看見南山」。關於這個問題，已故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說得好：「……『悠然見南山』句，既可讀為：悠然地看南山；亦可讀為：看到南山的悠然。可是進一步想，或許在呈現著兩者皆可吧。看山的淵明是悠然的，而被淵明看到的南山也是悠然的。主客合一，難以分割，這種渾沌的狀態，不正是「悠然見南山」嗎？在中國話裡，這是可能的。人們往往帶著嘲諷之意說中國話的曖昧性，卻不明白這正是作者詩的語言的絕妙之處。現實世界往往是渾沌而多面的，設若詩也者，是要將那多面性保留其多面性，使之定型於語言中，那麼，中國話便是最適宜作詩的語言了。……」

　　

　　由於研究中古時代中、日兩國文學，也間接促成了我翻譯日本古典文學的原因。其實，在大學時期我就翻譯過近代日文的書，但是日本的古典文學卻始終未敢嘗試。在我撰寫的論文範圍內，包括了平安時代女性作家紫式部的長篇小說《源氏物語》。此著成於一○○八年的書，已經受全球文學界公認為世界文學裡最早的小說，而其書卻明顯地受到中國文學的影響，尤其白居易的詩篇更為作者紫式部所喜愛而頻頻引用；〈長恨歌〉遂成為全書第一帖〈桐壺〉所成立的骨幹。

　　

　　從京都回來以後的第三年，我就開始譯注《源氏物語》，逐月在臺大文學院的《中外文學月刊》連載。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費時五年半，刊載六十六期，百餘萬言的中文譯注本《源氏物語》終於完成。前年（二○○八）歲暮，京都大學為了慶祝《源氏物語》誕生一千年，舉辦了國際研討會議：「世界之中的《源氏物語》──其普遍性與現代性」。我受邀參加了該會議，發表演講：「關於《源氏物語》的中文翻譯」。《源氏物語》的翻譯包括中、英、法、德、義、捷……等等，已經有近二十種的外國文字譯本。我在會議中談到，自己如何把千年前的日本古文字翻譯成現代的中國文字，其困難以及其心得。也聽到其他外國語文翻譯此書時的種種問題。日本與中國兩國的文化和文學，自中世紀以來有極密切的關係，而兩國的文字雖稱：「同文同種」，實則亦大有不同。翻譯《源氏物語》百萬言的鉅著，不容逃避地須要面對其中的一字一句，我深深體會到什麼叫做「同文同種」之中的「不同」；也盡力把自己所體會辨認的「同」與「不同」，用中國文字傳達出來了。

　　

　　《源氏物語》之後，我又陸續翻譯了《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等，均為千年或千年以上的日本古典文學重要作品。另有一本近世著作《十三夜》。作者?口一葉為明治時代女作家，雖以二十四歲年華早逝，但日本政府二○○四年以其肖像印製於五千?日幣上，以誌其百歲冥誕，表彰其成就。這幾本書都是日本文學史上（甚至也是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著作，有必要介紹給我國讀者，這是我當初翻譯之目的；不過，這些書的內容十分動人，而文字非常有魅力，也是吸引我動筆的原因。

　　

　　五種日本古典文學作品之中，除《伊勢物語》的作者在原業平為男性之外，餘四人皆是女性作家，但每個人的文章風格不同，設字敷辭有別。做為譯者，我學會了先做一個細膩的讀者。不但那些綴連而成的文字所表達的內容，須得完整掌握，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要意會。這種閱讀的方式，不只是「看」字、領會其意義而已，同時也是「聽」字，賞識其音。成為作者文字的知己，然後把體悟所得，轉譯成為中文；不是自己習慣使用、喜愛使用的中文，而是衷心地貼近原著的文字。

　　

　　文字的魅力在文字本身，更是在它們「被使用」的領域內所展現的特色和功能。以我個人的經驗而言，最常寫作的對象有：文學研究、文學翻譯及散文創作三種。每一種工作都以文字為基本，然而在「使用」文字的態度上確有分別的：文學研究的文字，務求其順暢達意，避免迂迴晦澀，以讀者能夠清楚掌握其旨為宗；散文創作的文字，視其內容而定清約或華飾之匹配準則，不妨彰顯作者的個性特質；文學的翻譯，則恰與創作相反，須得看文字且聽文字，盡量抑制自我，唯原著之風格特性是遵循。

　　

　　回首自己的大半生，日日所關心喜愛的無非是文字的掌握。文字的魅力多麼大！

　

　　（編注：此為獲贈「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第十五屆傑出成就獎」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