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想像與順服：新世紀基督教倫理的反思

英文版序

從順服到想像，從想像到團結

　　本書嘗試逐步研究「順服」傳統的各種壓迫面，這些傳統是我從自己的國族、宗教、性別身分所繼承下來的。身為德國人、基督徒和女性，我成長於三種要求順服的傳統當中。這個事實使我心中充滿了哀痛、憤怒，以及恥辱。

　　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服從了遊戲規則，卻並不清楚明白這些規則所導向的目的，實在令人痛苦。人們對那些強迫別人順服的人感到憤怒，也對自己順服得太久而感到恥辱。然而，就像馬克思（Karl Marx）所說的，恥辱是一種革命性的情感：它將改變那些敢於超越它的人。

　　談到我對於過度順服的恥辱，必須反省我國人的歷史。我必須認真地看待我的國族身分。這個世紀〔編按：二十世紀〕發生了一宗關鍵事件，不管在德國歷史中事前還是事後的一切，都給它玷污了。這事件扭曲了種種文字、語言、觀念和形象，並賦予了它們無法撤銷的不同意義，剝奪了它們原來的清白。試想一下「星」、「髮」、「煙」這些字眼，然後再想一下它們在1930年和1943年，還有在這個世紀末是怎麼運用的。它們聽起來不太一樣嗎？在我所謂的「事件」之後，人們使用的這些字眼，會帶有任何的氣味嗎？你可以想像一個用詞精心雕琢的德國作家選用「星」這個字的時候，只當它不過是天上的光體嗎？你可以想到我國家有哪個稍有記憶的人，用到這個字的時候，不會想起猶太人在被毒死前被迫戴上的這顆「黃星」（yellow star）？

　　再者，可以想像一個道德哲學家或神學家使用「順服」這個詞，彷彿什麼事都不曾發生嗎？在我看來，將道德當成與歷史分離，且抽離了一個人的國族身分的概念來談論，實在是危險的。我們必須承擔我們的歷史。身為「納粹大屠殺」（Holocaust）後的德國人，意味著我的神學概念和我用來表達的神學辭彙，若抽離了它們的歷史，將會了無生氣。它們要麼討論歷史，並嘗試慰解哀悼，要麼它們就是言不及義的宗教修辭，不帶有記憶，因而不具希望。已發生的事，我既不能忘記，也不想忘掉。我怎能繼續天真地在超歷史情境當中從事神學工作？

　　若順服的概念被具理想主義或愚昧的納粹青年所利用，犯下了我國人歷史中的滔天大罪，我們就必須反省這概念的問題在哪裡。本書便呈現了這些反省的結果。一九六八年，一位朋友把本書的初版送給了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阿多諾讀過後回信給我朋友，說本書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提這件事，因為它凸顯出了開啟權威人格批判的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和像我這種人之間的諸多連結，我們這種人正是成長於「奧斯威辛之後」（after Auschwitz），並費盡不知多少生命歲月去追問「那怎麼可能發生？」的人。

　　你可能會好奇，這一切對美國讀者有何意義？我想起了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一場討論，其中有一位男同事提到這本書是「很典型的德國著作」。另一位女同事聽到這個評論後卻忍俊不住。很明顯地，她不認為順服只是德國人的事；她太了解美國哪些人在這個概念之下受害。她後來告訴我，當她讀到我所寫及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不莊重的老婦人〉時，她想起了她母親的一生。另一個聽到我們對話的學生，提到了凱利中尉（Lieutenant William Calley）用順服的概念來合理化「美萊村屠殺」（My Lai Massacre）。我們談到越戰和凱利的同僚，他們服從錯誤的理由而戰鬥、殺人與死去。人們向某人交出他們的理性與良心，這種盲目順服並不限於特定的國家；對於某一國家行為的集體恥辱也是如此。有些人為政府以他們之名行事而感羞愧，他們之間甚至形成了一種國際的團結，這種羞愧的團結堪稱為「革命性的」。

　　本書論述的第二個順服傳統是宗教傳統，涉及其極力強調的父權權威和孩童式順服。宗教的順服有三個結構性因素：

　　一、接受一個操控我們命運並排除我們自決能力的無上權力。

　　二、服從於這個權力的規則，而不需要愛或正義的道德合法性。

　　三、對人類懷有根深蒂固的悲觀主義，視之為無能又無意義的存有者，沒有能力獲得真理以及愛人。

　　弗羅姆（Erich Fromm）在《精神分析與宗教》（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一書中區分了宗教的人道主義模式和權威模式。猶太先知、歷史上的耶穌、早期佛教徒，以及大部分宗教的神祕主義者，都展示了一種沒有壓迫、不建立在單方和單向依賴的宗教。這種宗教運行的力量，源自於精神的內在生命。人類和上帝一樣擁有創造性的力量。順服則預設了二元性：一方發號施令，另一方則聽命行事；一方是有知識的，另一方則是無知的；有統治者，和其他被管治者。跳脫了依賴與順服精神的宗教團體會珍視不一樣的價值，如相互性和互相依賴。正是在一種不一樣的宗教歷史脈絡中，才會有人質疑「父權象徵」和「在宗教上對順服的強調」的社會心理學含意。權威宗教的主要美德是順服，放棄自我是它的核心。這和人道主義宗教處於尖銳的對比之中，在此自我實現將會是主要美德，而抗拒成長將會是重罪。

　　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宗教的權威概念肯定了既定的社會，並對其主要趨勢有穩定的作用。在這個脈絡中，權威宗教會打擊任何邁向更大解放的意願，以及任何擺脫既成現實的批判嘗試——特別是當那些趨勢將它們的論證建立在宗教理由之上：上帝的慈愛和公義不比上帝的權能更重要。我們可以從宗教藝術的多愁善感和虔敬的歷史中觀察到，權威宗教導致幼稚地執著於慰藉。但這伴隨著需要秩序的強迫症、對混亂與混沌的恐懼、對監督與控制的渴望。

　　當宗教本身失去了它的影響力和約束力時，順服之宗教意識形態的危險並未消失。納粹意識形態和它的反宗教傾向證明了這一點：在韋伯（Max Weber）所說的世界除魅（disenchantment）之後，仍然存在著宰制、無可置疑的權威和順服。這彷彿是宗教留存下來最壞的形式。在今天這個後宗教、技術官僚的文化中則更顯真實，順服並不藉由魅力型領袖，而是透過市場的經濟力量、能源消耗，以及社會越發的軍事化（並非實際參戰，卻彷如打仗一樣）來顯現。長久以來，技術官僚無疑已成為我們的神職人員。縱使在新情境當中，人們寧願用「遊戲規則」來談論順服，權威宗教的結構元素仍留存著，宗教教育的殘留痕跡為順服預備了愈來愈沒有信仰的大眾；在這種順服中，一切基於信任與犧牲的個人特色都消失殆盡。當宗教逐漸滅絕，這種僵固性卻正正遺留下來；這就是權威的枷鎖，主要留存在由技術官僚宰制的生命中。耶魯大學多年前的米爾格倫實驗（Milgram experiment）顯示了，絕大多數參與研究的普通人在科學的指導下，都願意用電流折磨無辜的人類同伴——這正是在順服「文化」下發生的不人道事件。順服在法西斯主義的野蠻性格中運作，但也在技術官僚的野蠻性格中運作。

　　但為何人們崇拜這樣的上帝：祂最崇尚的特性是權能，而非公義；祂關注的是順從，而非相互關係；祂害怕平等？在許多一神教的地區，基要派（fundamentalism）正在增長。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還有基督教，已經在盲目且空洞的順服之上發展出權威宗教的分支。人們使用宗教概念，像是「得救」或「認耶穌為我的救主和上主」，甚至沒有想到要將它們轉化進入我們的世界中，彷彿只要不斷念誦虔誠的公式就可以拯救任何人。假如「順服上帝」的概念從來沒有詳細說明，那麼它就只有維持現狀的價值。

　　在1990年代初，至少在現今重新統一的歐洲當中，我就意識到一股死板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新動力。建基於社會經濟公義和整全創造之上的和平發展，看來越發不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權威宗教及其區分「我們」和「他們」的二元觀點，助長了個人救贖的幻象。它遺漏了先知要求的公義，以及歷史耶穌所教訓和活出「與上帝合一」的道理。它否定了聖經傳統中人道與解放的傾向，並代之以無代價的追隨和空洞的順服來訓練它的跟隨者。

　　在我的國族與宗教的身分以外，使我寫下本書的，還有第三種壓迫傳統。出身於德國新教，並在這個扭曲的傳統中拚命尋找意義，讓我不太注意到這第三種壓迫力量。但現在我認為，與順服概念搏鬥的最深層根基，乃是我的性別身分，儘管寫作本書時我還不知道。那是我的美國朋友們花了好幾年的時間，才使我意識到自己所感覺到並寫下來的是什麼。我剛來到這個國家，並開始在協和神學院教書時，同事和學生一再地問我：妳的神學和妳身為一個女人有何關聯？我當時並不知道怎麼回應。我當然知道我厭惡男性神學圈中的某些事物——像他們的著作總是從一個引文跳到另一個引文，而沒有勇氣使用個人的話語；近乎病態地糾纏在註腳上，即所謂「科學格式」；有意識地——或更糟的是無意識地——渴求正統及其給予專業神學家的庇護；無視歷史反省，只愛巧舌如簧地討論「歷史性」（historicity）；沒有能力評價和反省實踐（praxis）。

　　我也覺得某些部分缺乏坦率和誠實，並且感覺不到個人需要體驗聖經真理和信仰傳統。那種神學方法幾乎是以「聖經告訴我們……」為開頭，之後我總期待的「但是」卻很少出現。我覺得很生氣，儘管我不是很明白原因。當朋友們讓我發現自己潛在的女性主義時，我更加明白我的憤怒緣由。在學生時代，我學會了分別哲學家的上帝和族長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這是一個至關重要且難以忘記的洞見。但這些神學家沒有提過族母撒拉、利百加和拉結的上帝，沒有片言隻語。「信心之父」從天上的父親這觀念反映出來，但「信心之母」卻遺留在地獄的模糊邊界。她們不受記念、遭人遺忘——其實是被壓抑。這種壓抑不只影響了百分之五十一的人類，使得她們從來都找不到自己神學的聲音（那或許不會是一種順服的聲音！），也對屬於另外百分之四十九人類的神學家表達自己的方式，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忽視靈魂中的女性成分，且貶低一切帶著女性韻味的事物，這對神學家的說話與書寫方式所造成的破壞，比起任何從世俗而來的抨擊都更加巨大。這種淨化與磨滅的過程帶來壓制，壓制著同情共感的整體性、覺醒和整合，這些都是福音語言的標誌。如今我更清楚明白，本書中對順服概念的某些反對意見，是身為一個女人對所謂的科學語言缺乏情感意識的強烈抗議。許多男性神學語言忽視了說話者的情感；它對人所體會到的事物了無知覺；它不在乎也不求改變世界；它沒有好惡偏袒。它有一種令生厭的單調性，因為它沒有留下懷疑的空間，即信仰的陰影部分。它不只談論順服，還以此表述為談論順服的「行動」：盲目、缺乏知覺、缺乏想像力，並且既不反省也不設想任何基督徒的實踐活動。

　　從前藏匿在我身上的女性主義者反對這種語言、這種美德、還有這種宗教。當我開始學習神學，我對「上帝」這個詞意味著什麼並沒有清晰的觀念。在納粹大屠殺這種歷史狀況之後，怎可能談論一個只喜歡旁觀的全能天上存有者？如果祂既看見且知道特雷布林卡滅絕營（Treblinka）和布痕森林集中營（Buchenwald）中人們的遭遇卻又不加干預，這樣的上帝有什麼偉大的呢？尼采（Nietzsche）宣稱「上帝已死」對我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並且我可以把我的立場描述為徹底的「基督中心論」。上帝不能為人類所經驗；我們必須緊扣那無權無勢、不支配人的基督，他無非只用他的愛來使我們相信。基督的極度無權建立了一種內在的人格權威；不是因為他生育我們、創造我們或讓我們成為他的人，而僅是因為他唯一的力量就是愛，這個不具任何武器的愛，比死亡更強大。

　　我愈來愈難接受上帝作為父親、生育者、統治者和歷史的安排者等形象，萌發於我更清楚地體會，生為女人因而是「不完全的」，並因此要活在一個父權社會當中的意味。我怎會想要權能作為我生命的主要特質？我怎能崇拜只是男性的上帝？

　　對我而言，男性力量是某種和咆哮、射擊和發號施令有關之物。我不認為這種父權文化對其他女人造成的傷害會比加在我身上的更少。我愈來愈明顯地看到，任何和侵略者、統治者、侵犯者同義之物，都是女人所能遇到的最糟糕的事物。

　　因此我開始尋求一種更佳的神學語言，它可以排除宰制的傾向。我在此受益於神祕主義者的語言。

　　「一切善的根源」、「賜予生命的氣息」、「生命之水」和「光」，這全部都是不包含威權，沒有沙文主義的上帝象徵。在神祕主義傳統中並不容許「至高權力」、宰制，或否定一個人有自身存在的正當性。通常這個傳統會明確地批判「主人—奴僕」的關係，並特別在它創造性的語言運用中取代權威的傳統。

　　在神祕傳統中，宗教意味著體驗到與整體合一、互相隸屬，但絕非順從。在這個觀點下，人們並不因為上帝的權能和優勢而崇拜祂。人們毋寧要將自己「沉浸」在上帝的慈愛當中，那就是他們存在的「根基」。人們最喜愛像「深處」、「海洋」，還有那些指涉母性，以及整個自然的象徵。在此，我們與上帝的關係並不是順服的關係，而是聯合的關係；這無關乎一位遙遠的上帝，強求我們要犧牲和自我否定，而是關乎一致與贊同，關乎要與那活潑的合而為一。然後這就成為宗教真正所關心的事。當這事發生了，團結將取代順服成為主要的美德。

　　我用「團結」一詞，是告訴你，我要從超越順服這個企圖前往的目的地。「想像」和「要求幸福」是我在過渡時期所使用的概念。或許在這個國家有許多人無須聽這話，因為追尋幸福已經寫進了他們的憲法當中。但還有許多人，她們的憲法從未實現，卻被告知應該留在自己的位置上。女人、少數族裔，還有窮人，並沒有從順服的文化中解放，並且還必須走好長一段路，才能從宰制進入自決。在這條漫漫長路上，我的一些基督徒朋友拋棄了宗教，並且放棄把它理解為解放人類的手段。可惜我不能認同她們。在這個意義上，本書是保守的，並且想要使人皈依那個「老派的宗教」。過去幾年，我們常常唱這首美好的老派靈歌，而我們總是加入一些新的歌詞：「對撒拉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馬利亞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特魯思（Sojourner Truth）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瓊斯夫人（Mother Jones）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盧森堡（Rosa Luxembourg）而言，那已經夠好了，對我而言，那也夠好了。」

　　當我寫這本書時，我認識到一些關於順服的事情：從我國家的歷史；從我宗教教育的教義學；還有無意識地，從我身為一個女人的身上。我於美國度過了數年之後，我所缺乏的如今更清楚了。我學到了這個國家中有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傳統。我先前不知道有人會用汽油燒掉他們的徵兵卡，並阻止火車運送武器到越南。聽到了這些也遇過那些因某些宗教和政治活動而坐過監的人（他們跟我述說的時候幾乎若無其事），讓我更加意識到這項選擇。這讓我愛上了美國不服從的傳統。這給我希望，恢復了我對宗教部分較優良傳統的信賴。

　　在這個時代，身為基督徒意味著什麼？我們所選擇的，是順服的傳統抑或抵抗的傳統？在基督信仰中是否還有超越了「全然順服」的事物？

　　超越順服就是抵抗。我從美國人身上學到了許多關於抵抗的事，使我想要做出一點回饋。我希望這本書在教導「順服如何帶來死亡」和「抵抗如何帶來生命」上有一些幫助。為了即將面臨的各種抗爭，我們需要想像，也需要新形式的不服從。將來會出現的是，我們將不再只為羞愧而團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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