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向高牆說不（博客來獨家簽名限量版）

推薦序一

當我們站在高牆前

◎呂欣潔（性別與政治工作者、婚姻平權大平台總召）

　　這陣子以來，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受到國際上極大的關注，光是去年的十一、十二月，國際媒體就報導了兩百三十七則和台灣婚姻平權有關的議題，橫越了五大洲。其中有非常多的媒體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台灣為什麼有條件成為亞洲第一個在政治議程上能討論婚姻平權的國家？」

　　我的回答總是：「民主制度」與「性別平等教育」是兩項台灣非常重要的資產，讓我們成為亞洲進步人權議題的領頭羊。

　　台灣從一九八七年解嚴以來，各種公共議題的公民團體蓬勃發展，也間接或直接地促成了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的直選，從此，讓我們走向了人人一票、票票平等的民主社會，政府不再是「官」，人民就此學著做個真正國家的主人。

　　而如同益中在書中所提及二○○○年的葉永鋕事件，當時的婦女團體與教改團體，共同聯手將《性別平等教育法》的推過，讓今日二十世代的青年們從基礎教育中去理解性別平等，去認識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跨性別的朋友們，他們可能是你的同學、親人、鄰居甚至老師，或許還是你自己。

　　這樣的基礎教育，創造出在當今的二十世代間，對於婚姻平權的支持率高達超過百分之八十五，同時這個世代對於兩性平等的概念也更加能夠接受。更進一步去了解，許多對於婚姻平權支持的民眾，他們並不只是支持「同志」權益，而是出生於一個民主的時代，平等、自由與包容異己根本就和陽光、空氣、水一樣的自然。

　　十年前，支持婚姻平權的民調還不超過百分之二十五，至今則已平均超過了百分之五十。民主制度和基礎教育對於人民的影響有多深遠與重大，我想，這也是益中這些年不斷地以教育工作者的身分站出來發聲，將更多教育現場的現狀與公民素養培養的重要性跟社會說明的重要原因。

　　如果在教育部編撰字典中查詢「為人師表」，你可以得到「學識品德可做為人們學習的榜樣。」這樣看起來非常傳統與制式的答案。然而，我認為教育，不只是單純的教授知識，不只是讓自己成為學生學習的榜樣，更重要的是培養下一代面對未來生活的能力與胸襟，同時協助與陪伴學生去認識自己與他人。

　　過去的時代，我們對老師總有一種奇妙的想像，或你也可說是一種特定的框架。益中雖然完全不符合那些傳統對老師的想像或框架，但他對於教育的投入，與以身作則鼓勵學生為自己發聲的熱情，我認為令人非常印象深刻。益中做為一個異性戀者，總是不放棄任何一個為同志發聲的機會，甚至在婚禮上都趁機大力推廣婚姻平權，讓雙方親友都上了一堂火熱熱的公民課，令人敬佩。

　　我記得有次和益中在某個社運場合一邊抗議，一邊聊著天，我問他，像他這樣優質的男生，常常為同志發聲，難道不擔心被很多同志愛上，甚至產生性幻想嗎？我之所以會這樣詢問，是因為在我的經驗中，非常多異性戀男性，對於男同志的「青睞」，總表現出非常抗拒或極度害怕的樣子。益中大笑著回覆我，有人表達好感對自己來說總是正向的訊息，「更何況再多的男同志示好也不會讓我愛上男人，大家都還是很好的朋友啊！」這樣健康的態度，提醒了許多的異性戀男性，性別議題不只是身為婦女或身為同志才能投入，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更是需要異性戀男性一同來打造，才能走向真正的平等。

　　除了為自己的理念和所信仰的價值發聲之外，我認為益中更是為未來的教育工作者，打開了一條更加寬廣和豐富的道路。這些年我跟著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在全台灣走透透，遇到非常多不同樣貌的基層老師，其中不乏交差了事的老師，但當然也有不少希望為學生多做一點，但遭受許多「上層壓力」而左右為難的老師。過去那些「老師必須要中立」、「避免政治入侵校園」、「老師不能參加政治活動」等等的不成文規範，讓許多老師都噤了聲，失去了身為公民的權利。

　　當教育工作者失去了思辨的能力，還能教育出能夠思辨的下一代嗎？

　　所以我在此也期許，有機會教育下一代的你，不論你的身分是老師、教授、家長，當我們比我們的下一代先一步站在高牆前的時候，我們不是選擇轉身離開，也不是選擇就地坐下等待，而是起身試著翻越高牆或讓高牆倒下，我們或我們的下一代，才有可能持續地往前行。

推薦序二

高牆下，孤獨而堅毅的行者們

◎邱顯智（雪谷南榕法律事務所律師）

　　「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正義，就猶如強盜集團。」——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一個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可以是非常巨大的。

　　認識黃益中應該是在四、五年前，我應邀到大直高中演講鄭性澤案。當時關注鄭案的人並不多，看到一群高中老師，他們非常熱切地希望學生能夠知道這樣的死刑冤錯案，並且於演講過後，許多學生還寫信給當時人在台中看守所待決的鄭性澤，鼓勵他為自己的無辜戰鬥下去。做為鄭案律師團的一員，實在有著無限的感動。

　　像黃益中這樣熱血的公民老師，一直讓我想起我的母校，嘉義高中公民老師——林瑞霞。我在九○年代初期念高中，在那剛解嚴不久，蔣公銅像到處林立，刑法一百條還存在的年代，林老師就在課堂講述許多關於自由民主的思想，還有二二八、白色恐怖、五二○、鄭南榕等議題，我記得每次林老師上完課，訓導主任就會來課堂上消毒，訓誡我們不要聽信林老師的話。當時才十六、七歲的我們，當然可以理解老師在學校艱難的處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師在課堂上播放華隆關廠女工抗爭的紀錄片。一群媽媽在鶯歌車站集合，為了華隆公司無預警關廠而北上抗爭。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所謂的抗爭畫面，整個紀錄片詳細記錄了這群媽媽求告無門，眼淚無處流，悲苦無依的處境。

　　二十年後，當我看到關廠工人被政府告，在徵求律師，腦中馬上閃過這部紀錄片，閃過我那位當時懷了雙胞胎的高中公民老師，挺著大肚子告訴大家：「看完這部片，我希望各位同學能夠體會弱勢者的辛苦。有朝一日，或許你們也可以成為這些人的依靠。」

　　於是我決定拿起電話，參加關廠工人案的義務律師團。

　　二○○九年秋天，我從德國暫時中止博士班學業，回台灣結婚。一日，載著新婚妻子到嘉義街上買麵包。我一邊吃著麵包，一邊跟太太介紹自己曾經求學的城市，剎那間，看到眼前一幕，我的眼淚馬上掉下來。太太錯愕地看著我，問道：「難道是去國多年，終於吃到台灣的麵包，太感動了？」

　　其實，我是看到了我的老師，林瑞霞。

　　我看見我的老師，一個人騎著腳踏車，上面插著她的宣傳旗，孤單卻堅定地踩著她的步伐，正在進行議員的選戰。看著老師的背影，我想到林老師身為一個現代的公民，屢屢以身作則，參與多次選舉。她一次又一次，屢敗屢戰，堅持不懈，親身實踐一個公民的權利與責任。

　　林老師的精神當然也深深影響了我，直接影響我二○一六年以第三勢力候選人的身分，投入新竹市立委的選舉。這當然是一場非常艱困的選戰，而本書的作者，黃益中，正是背後堅定支持著我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每到週末，黃老師便騎著他的五十CC小綿羊到我的競選辦公室，從早到晚，在新竹的大街小巷聲嘶力竭地拉票、助選。直到深夜，他才拖著疲憊的步伐回到台北。

　　我當然知道，他這麼做是希望能夠改變台灣的政治環境，為下一代的幸福努力。像黃益中這樣的公民老師，是許多現代台灣熱情老師的縮影。這些年，從巢運到太陽花，從洪仲丘案到軍法廢除，從司法改革到婚姻平權，我看到黃益中跟他的同事們不斷以自身的熱情與行動力，在校園內外努力地傳播公民運動的理念，也深刻地影響了台灣年輕的一代。而這本書，正是記錄這些艱辛而精彩的努力。

　　我知道，像黃益中這樣的老師，會像我的老師林瑞霞，在保守的教育體系內，受到許多挫折、打擊與反撲。然而，如果我們希望未來的台灣，是堅守法治主義與民主精神，讓每個人都能活在一個更公平、更有人性尊嚴、更幸福環境中的台灣，那麼這樣的老師，以及他所傳遞的思想，就一定是公民社會所不可或缺的。

　　我很榮幸，也非常感恩，能和這群老師生活在同一個國度裡，我也非常誠摯地向大家推薦，黃益中《向高牆說不》這本書。

　　一個國家的民主能否永續，絕非依靠權威的賞賜，而是取決於公民意識是否強大。從林瑞霞到黃益中，我看到台灣一代又一代的公民老師，以他們的堅持與勇氣，勇敢地向高牆說不，讓自由的理念、人權的意識、法治的精神，深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威權體制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像黃益中這樣，在台灣各個學校的角落，以自己的理想推進公民意識的老師，他所面對的環境是如此艱難而孤獨。但是，只要想到有他們，就覺得台灣的未來充滿希望。

推薦序三

教育，飛越高牆的解方

◎徐仁斌（基隆市建德國中校長、基隆家扶中心課輔志工）

　　很多人不知道，益中其實是我十多年交情的好友，我跟他不但是就讀師大的學長學弟關係，更是當兵時預官班的同梯弟兄。

　益中是教師界「不乖」的代表，和我有著極大反差，我們共同點是公民教師，而且一樣熱血。白天，我們各在不同的學校工作；晚上，他撰寫文章、參加社會運動，為了實踐更理想的社會而努力著；我則是繼續在繁瑣的行政公務中，嘗試為學校師生創造最大的幸福。或許你跟我一樣，習慣透過各種媒體了解社會大小事，對於所謂的「公民參與」保持高度關心，卻也保持一定距離。

　　這幾年台灣的公民運動改變了社會脈動，從洪仲丘、大埔事件到太陽花學運，雖不若阿拉伯之春的政治動盪，卻也深深影響了台灣的教育現場。從「公民覺醒」到「公民不服從」，社會現象開始翻轉，最大的改變在於一般市井小民，尤其是年輕世代，更願意表達自己並參與社會。有時教育似乎背負著原罪，諸多社會問題都直指教育；然教育也被看成是無敵解方，各項重大議題都被要求從根本教育著手。身為公民教師，其實很樂見這樣的攪動，對於教育的各種可能也充滿著期待。

　　本書揭露諸多社會現實，讓身處教育現場的我們讀了暗暗叫好，卻又滿是遺憾。學用不均的現象、階級世代與城鄉差異、性平教育的迷思，看似各自獨立卻又環環相扣，本書要讓大眾理解這不是與生俱來的宿命，而是關乎人的價值，是文化和體制所造成。直指教育現場各種評鑑的荒謬之處，甚而發展成一種「產業」有其裙帶關係，這是不能說的祕密。學校行政大逃亡，原因從來都不是本職問題，而是過度外加與無限上綱的業務，制度的不友善迫使熱情迅速消耗殆盡。

　　回到學校現場，為何中學生不上哲學課？益中和我有著同樣的疑問。究竟我們教育者有沒有提供機會讓學生思考並且勇於表達？我們是否真誠地面對學生的詰問？翻轉教育究竟翻轉了什麼？應該不僅僅是教與學的概念，更須包括思辨與批判的自主學習力翻轉。二十多年前的四一○教改究竟改了什麼？我們對一○七課綱是否還有期待？偏鄉教育缺的從來不是設備，而是長期陪伴的老師。上述問題擲地有聲，不斷挑戰著讀者的思維。

　　文化資本的巨大差異究竟能否透過教育來抹平呢？答案顯而易見——並不容易，卻也不無可能。益中論述學生本位的教育，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中所提相呼應，即教育本身應該要有兩個階段，一是覺醒，二是實踐。透過不斷對話與聯合，讓革新變成可能，教育的具體實踐不外乎如此了。我們無法改變學生的家庭環境，卻可以透過教育給他最豐厚的資產，即思考上的啟發，從而自覺與行動。公民教育在此顯得極為重要，讓學生尊重自己的價值，也能同理不同文化脈絡底下而成的歧異性，願意溝通與包容，共同尋求一種積極改變的契機。在這樣的基礎下，城鄉的交流不會是走馬看花而是相互學習，貧富差距不會是理所當然而是服務關懷，校園生活不會是成績掛帥而是百花齊放，社會議題不會是干卿底事而是感同身受。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邪惡的平庸》揭示了教育者的責任，只要參與了執行，我們就有責任，儘管你沒有真正親手殺了人。面對校園文化或社會文化這堵隱形的高牆，傳統、威權、抗拒變革，我們需要的是解放自由的心靈，協助學生開拓視野與想像，這不正是教師的職責嗎？如果孩子有著無窮盡的創意與熱情，我們是否真誠鼓勵他們展現好奇心，是否給予空間大膽嘗試與創造？抑或是我們習慣以壓抑、貶抑的拒絕姿態，扼殺了各種可能？

　　保羅•弗雷勒在《希望教育學》中即開場表述：「進步的教育實踐可說永遠都在進行揭露真相的冒險。」這幾年我深深感受到益中不斷的自我進化，關心各項公共議題，維護人的價值，在批判之外，多了份自省與內在對話，並且勇敢地身體力行著。他在公民教育的路上不也正是秉持一貫的風格前進著、冒險著？唯有相信教育能、孩子能，他們才能往我們所相信的方向走去。我期許自己不但能向高牆說不，更能飛越它，你呢？

自序

公與義的社會，從校園扎根

　　「教育的目的應是教我們怎麼思考，而不是該思考什麼，應是改善我們的心智，好讓我們能為自己思考，而不是將他人的想法裝在我們的記憶裡。」——約翰•杜威（John Dewey）

　　人生總是充滿許多的意外。

　　我一直都是不受老師歡迎、所謂「叛逆」的學生，當年聯考考上師大公訓系，同學們都很訝異我怎麼會去當老師？我既沒愛心，又沒耐心，形象和「老師」壓根兒沾不上邊，也和大家普遍對老師的想像相差甚遠。

　　別說身邊的親朋好友，當上老師這件事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其實本來我是想當記者的，考量自己可能無法適應緊湊奔波的採訪生活，便選擇一個相對穩定，又可以每天閱讀新聞時事，並與人（學生）分享的工作—公民老師。

　　沒想到，當初為了擁有穩定生活才選擇的工作，後來卻因買不起房而走上街頭，成了他人口中「不在課堂、就在街頭的熱血老師」，還因此出版了《思辨：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巡迴於全台。各種演講、活動、寫作，讓我跟預期的安定人生徹底絕緣。

　　其實我從來就不熱血，也不是什麼見義勇為之士，有的只是一些對社會議題的想法罷了。但在出書、演講的過程中，透過老師聽眾的反應，我強烈感受到了一股期待改變的力量。雖然早就知道教育現場可能遭遇的困境，但我不知道的是，原來這座高牆是如此堅不可摧、牢不可破。

　　記得我當年公費分發到偏鄉國中時，開學第一天就被叫去校長室約談，第一次與校長見面，他劈頭就訓了我十五分鐘，要我知道學校的規矩，「別以為沒人治得了你，像你這樣的老師我看多了。」就這樣，還沒上過課，我就已被視為不適任教師，唯一的理由，可能是當時我那「叛逆」的裝扮—留著染成黃褐色的中長髮，球鞋垮褲的外型。

　　老師們總在課堂上要學生們破除「刻板印象」，但實際上，我們卻老是盯上所謂「不乖」的學生，先是對他們產生偏見，再試圖將他們「導正」到老師心目中的正軌上。

　　「不太乖教育節」策展團隊曾拍了一支廣告《書包裡的未來》，影片裡的老師不斷檢查著學生的書包，若書包內放的不是教科書，學生就會被叫去罰站。這情節當然有點誇大，但不可否認地，它反映出的正是某部分校園管理者的心態，認為「乖」學生就是認真讀教科書。儘管他們不見得明說，但學生鐵定能感受到那獨尊考試升學的心態。

　　不只書包，服裝儀容更是師長矚目的重點，愛打扮、不合群的，更被歸類為叛逆、愛作亂的一群。「學生的本分就是唸書，其他的事等你們長大再說。」這是最常聽到的一句話。

　　試問，如果大人們因為學生年紀小而拒絕與之溝通對話，你又怎能期待這些學生長大後懂得民主思辨的素養？

　　阻礙學生從小的多元學習，禁止學生的美感穿著，把應該主動思考的教室變成只剩馴化的監牢。校園成了一道高牆，可怕的是，這座高牆更延伸到社會，繼續形塑威權穩定的重要性，彷彿一切只需要秩序，家庭社會就能美好再也沒有歧視。那些異議者，就打為反叛者吧。

　　如同《叛逆就是哲學的開始》一書所言，質疑人們一直以來認為正確的事情，發現前所未有的觀點，並建立新的價值觀與對世界的認知，正是哲學家一貫的做法。這樣的價值觀是劃時代創舉，於是給當時的人們帶來很大震撼，最後留名青史。諷刺的是，我們的教育正扮演著扼殺哲學家的角色，而我們仍認為聽話才是理所當然。

　　過去的教改被認為失敗，有個很大的原因是家長的觀念始終如一——仍然升學主義至上，強迫孩子違背自身意願，迎合家長不切實際的期待。如今翻轉教育盛行，老師重塑多元學習的重要性，這是新的契機，也是好的改變。但我仍要期待，真正翻轉的是學習的本質，過去上命下從的服從關係，轉成平等互動的夥伴關係，破除師長本位，回歸學生本位，才是再次啟動教育改革的意義。

　　如果我們期待建構一個公與義的社會，那就先得打開校園的這座高牆。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曾說：「社會的改造要依靠教育的改造。」他深信，一個理想的民主社會能否具體實現，有賴於良好的教育實施。

　　校園怎麼走，社會就怎麼走。這不是老師一個人的事，是所有人的事。思辨是一種穿透的力量，要讓校園成為思考的殿堂，不只要保護學生的自主學習，更要保護老師的創意與熱情。接著才能期待某一天，我們不僅僅是說「不」，而是推倒那座隱形的高牆，讓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回歸教育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