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冷戰期間，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和數學家們在尋找能用以了解及評估戰爭走向及事件的方法，他們自德國軍方借鑒了「戰爭遊戲」（譯者註：德文kriegspiel，一種軍棋遊戲，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將之用於戰役計畫推演，因而發現漏洞並加以彌補。），將德國總參謀部用以模擬實際軍事作戰的方法用在政治和軍事活動方面，在這之後，麻省理工的政治/軍事版本戰爭遊戲成為大學課程及政府單位用以分析世界大事的熱門工具。
「戰爭遊戲」能使人預測事件的一連串動態發展中人們會如何反應，舉例來說，面對「紅隊」的威脅攻擊時，「藍隊」將會如何反應，而在藍隊應對之後，紅隊又會採取怎樣的對策。戰爭遊戲被用於分析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而我恰好參與其中），而在這個大事件之後，人們一再使用戰爭遊戲作為分析工具，而且也已經用於預測目前在美國領導的聯盟與伊朗間的衝突，美國國防部及中央司令部（部署在伊朗邊境的陸軍、空軍及海軍聯合部隊）進行幾十個（甚至幾百個）戰爭遊戲，以確定他們要用多大的壓力或威脅來迫使伊朗放棄其核武計畫，並且不影響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領導權。
我發現戰爭遊戲有不少缺失，但對我現在要探討的議題而言，其中有兩項缺陷是特別重要。首先，在每一個戰爭遊戲的「專案」都是這樣看待衝突事件的：發生了威脅事件，接踵而來的不是攻擊、投降就是反擊，戰爭遊戲假定國與國的關係就構築在這些事件上；第二，戰爭遊戲假設無論對立的陣營是什麼人，他們的行動和反應都無庸置疑的建立在「邏輯上」，他們總是會依據潛在的收益資產負債表「邏輯地」反應，也就是說戰爭遊戲將這些外國人視為某種會計師——一種脫離文化、有著數學式的精確性且受邏輯控制的對象，但如果這位會計師無法如同數學家所教導的那樣準確的進行計算，那推演出的結果將會「計算錯誤」，簡而言之，戰爭遊戲假定這位會計師擁有不符合情節的某些特質。
因為戰爭遊戲並未考慮到其他所有可能的要素——文化、宗教和歷史經驗——因此當我們將戰爭遊戲用於制定我們多元文化世界的「大戰略」時，推演出的結果往往引人入歧途。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運用戰爭遊戲來了解外交事務有著致命的缺陷，而這同時導致我寫了這本書。我撰寫本書的目的是要指出戰爭遊戲中省略了什麼：簡單的說，這也是我們在談伊朗和伊朗人時要談論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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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章談到「變成伊朗人」，今天我們所知的伊朗人已經成為一個獨特的文化群體，而這些人有時會被稱為波斯人，所以我必須釐清波斯人和伊朗人的分別。簡化的說法是，我稱住在伊朗的人為「伊朗人」，就如同我會說那些住在美國的人是「美國人」一樣，但正如美國社會是由不同社群的群體組成——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國人、拉丁美洲人、天主教徒、不同派系的新教徒、猶太人和穆斯林——因此，在伊朗也住著許多認為自己是波斯人、土庫曼人（Turkmens）、阿拉伯人、庫爾德人、盧爾人（Lurs）和其他族群的住民；居民們有著不同的信仰——什葉派穆斯林、遜尼派穆斯林、猶太人、基督徒、巴哈伊教徒、索羅亞斯德教徒（又稱為祆教徒）；人們以不同的方式謀生——農民、遊牧民族、城市居民。而無論是在美國或是伊朗皆然，至少就目前為止，整個社會都經歷了一個文化群體（cultural group）的洗禮，早期的美洲殖民者主要是英國人，因此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烙印在整個變遷的社會中，而在伊朗，第一支優勢族群就是被我們稱之為波斯人的古代民族，他們使用的現代波斯語（Farsi）是現在伊朗的主要語言。
在美國，英國/新教文化已經隨著時間推移而改變，早期的美國人得接納新的族群和新的概念，這在伊朗也是如此：一批又一批的印歐民族（主要是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進入伊朗，不僅是體認到居民的不同背景，也因為渴求克服種族分岐，今日的伊朗居民更喜歡使用中性的詞彙「伊朗人」，事實上，在1935年，當時在位的君王禮薩沙阿（Reza Shah）命令他們稱自己為伊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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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世界上擁有豐富和迷人的歷史經驗的國家之一，也許有人會問，這之中有多少和今日的伊朗有關？現在的伊朗人真的記得他們過去兩千年的歷史嗎？或者，這本書只是一個歷史學者將過去的事件集結成流水帳罷了？
我的答案是雙重的肯定：現代伊朗人記得許多遙遠的過去，因為這些歷史記憶經由詩歌、民間故事和儀式的重複傳誦而不斷地強化到一定的程度，且和西方國家的經驗有著強烈差異；此外，伊朗的學校、學院和大學，各處都在研究國家歷史；同時還有許多歷史內容都被包裝在伊朗人普遍而熱衷的什葉教派宗教儀式中。
在我的答案中，這算是比較容易回答的一部分，我將在下文中述明，但我更難以闡明的部份是卡爾?榮格（Carl Jung，心理學家，分析心理學的創始者。）所說的「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一段真實存在但隱而不現的記憶，這個社會傳承這段記憶並用以指引何謂正常，正是這段傳承下來的共同基礎使得我們的社會截然不同，我們受到這段記憶的指引來選擇何謂正確和適當，而因為這太尋常了，所以我們甚至不會注意到它——除非我們失去了它。當然，要證實這段記憶會產生什麼結果就更難了，但也許我們可以把它視為歷史經驗的積合效應（summation），在我介紹伊朗時，我試著運用這些歷史事件作為我的基石。
政治哲學家有時會提到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這個概念和集體潛意識相關——事實上，社會契約是由集體潛意識演變而來——這是一個非常關鍵，但卻往往難以捉摸的概念。簡要的說，社會契約是人與人之間、人和習俗、人和領導階層間隱含的關係，這樣的認知通常經過長時間的演變，而這樣的變遷也會引發內部關係的變化。有時社會契約會被明確直敘，在美國經驗中就有著具體的社會契約，清教徒移民寫了他們的第一份文件——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而在之後，美國的開國元勳們寫下了憲法。
隱含在這些文件之下的寓意是何謂「正當」的潛在協議，如果這個協議被推翻（例如說，有時在革命和戰爭中會發生這種情況），那麼軍事或警察權力就成為無足輕重的力量。在我們更熟悉的情境中，這麼說吧，如果達拉斯的居民潛在的社會契約被顛覆，那美國軍隊將無法維持當地的和平，而這正是1979年伊朗革命前幾個月所發生的事情：穆罕默德?禮薩沙阿龐大的軍隊和維安機構無法控制局勢，即便是德黑蘭也是如此。我在這裡所要指出的是，在我們所能紀錄的歷史事件之下還有著其他更無以名狀的的道德、約定和習慣，而那些是真實、有效而普遍的。因此就如我在本書中所要闡明的，我確信今日的伊朗居民很大程度上仍受制於他們的過去，無論他們究竟是否意識到這件事。因為美國人和英國人並未傳承到這段集體潛意識，我試圖釐清對伊朗人來說有怎樣潛在的社會遺產，嘗試在本書中給各位讀者描繪出伊朗的歷史肖像，而非只是歷史年表或全然的歷史流水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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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考慮這麼做？人文方面的理由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樣性的世界，而這個世界的多樣性在挑戰我們理解力的同時也豐富著我們的生活。如果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如戰爭遊戲的玩家那樣可以任意替換，那這真是太無趣了，作為一個宏大的文明世界，伊朗是特別的，上個世紀初的偉大英國學者愛德華?格蘭威爾?布朗將伊朗比喻為「盛開無數種花卉的美麗花園」，同時也指出，「在波斯隕落後，無論是精神上和智力上，沒有什麼可以補償這個世界所失去的事物。」
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享受這個世界的多樣性，如此能夠豐富我們的生活——但在我們所生活的這個艱困時期，我會說，我這麼做還有另一個實際的目的：我們要理解自己該如何與不同文化的人相處。簡單來說，伊朗人所受到的文化洗禮並非美國式或英國式的，當他們面對武力威脅時他們會如何反應呢？五十年前，當英國人試圖掌握伊朗的油田時，大不列顛的軍事家曾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們沒能成功；而今日，美國政府試圖迎接這個挑戰，欲了解伊朗人面對威脅和刺激時將會如何反應——特別是關於核武問題時，但到目前為止他們都是失敗的。戰爭遊戲的信奉者讓我們相信伊朗人的信仰、習俗和記憶對了解伊朗是無關緊要（或是幾乎不相干的），但這樣的觀點卻可能使我們陷入一場災難，而今日我們眼前的危機是明確存在的——透過當前的事件，我們可以看到伊朗人並未如我們所預期的那樣反應，他們頑固的拒絕像美國人或英國人那樣採取行動，而在我們看來，他們的反應往往像是不受「邏輯」所支配的。他們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遊戲裡的棋子。
因此，在我寫就此書時，美國和英國的戰略家仍在爭辯究竟該如何使伊朗政府放棄他們對於核武的野心——威脅、實施更嚴厲的制裁、實際使用武力。他們假設，如果威脅不奏效的話，那制裁可能會有效果；如果溫和的制裁不起作用的話，那麼嚴厲的制裁可能有所斬獲，這一系列行動導致的結果是封鎖（這本身就是一種戰爭行為）；而最後，如果這些措施都沒有效果，轟炸和入侵應該會發揮作用。
讓我們暫且將道德和法律問題撇在一旁，只關注這些手段的有效性。這樣增長和極端危險的——更確切的說，可能是災難性的——對抗已經逐步加溫，伊朗仍按照自己的計劃穩步前進，因此這麼問應該是合理而有用的——為什麼伊朗會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方式來應對這個壓力？我試圖依據伊朗經驗來回答這個問題，因為答案和歷程都是複雜的，我會以我在本書中安排的方式，運用歷史向讀者建構出伊朗——套用情報分析師的說法，是「評價」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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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希望你們能夠從伊朗人過去歷史中的迷人經歷得到樂趣，同時也讓我們未來能在一個更和平和安全的世界中生活，讓我們一起追尋這兩個目標吧！
威廉?羅伊?波爾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