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義與微言　王德威



第一章　緒論：絳樹兩歌──《紅樓夢》研究的新方向



第二章　青埂與幻境──《紅樓夢》的兩種起源

一、警幻仙子何事「亦腐矣」？

二、程朱八股與新舊大義

三、不從正面看，要從反面看

四、《紅樓夢》的兩種神話起源論

五、補天遺民與游離秀氣

六、塵緣偶結與前緣天定

七、化石為玉，大觀獨上紅樓

八、三層架構與三種人生



第三章　少年與成人──《紅樓夢》的兩種世界

一、西方成長小說與現代性矛盾

二、理學分化與心一元論

三、情的再生與少年的誕生

四、才子佳人與紅樓迷情

五、程朱杜撰與王門後學

六、赤子之心是否不忍天倫

七、寶珠不明與寶珠已死



第四章　天命與意外──《紅樓夢》的兩種記憶

一、血淚辛酸與二手記憶

二、紅樓殘夢與國族寓言

三、警幻收編與遺民不移

四、自傳他作與人生藝想

五、個人獨創或追求本源？

六、搜奇檢怪，不離本來面目

七、以「詩樂園」重建「失樂園」？



第五章　可親與應憐──《紅樓夢》的兩種中國

一、英蓮迷失與「山崩地陷」

二、可卿猝死與甲申之變

三、「英蓮書寫」與「可卿書寫」

四、遺民心之所繫：女性世界

五、迤邐迷宮與攀天金字塔

六、尋國族救贖於庶民智慧



第六章　意淫與肉淫──《紅樓夢》的兩種耽溺

一、肉淫的欲與意淫的情

二、淫的治療：不可能的任務

三、父之名背後：淫穢與至情

四、意淫至極，「除明明德外無書」

五、「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

六、雙美兼具或男女平衡？



第七章　兼美與警幻──《紅樓夢》的兩種平衡

一、兼美退位，寶釵崛起

二、神祕繡春囊與朗朗會真記

三、主陽奴陰「方是人的規矩」

四、仙子警幻，雍正覺迷

五、清之大義破明之至情

六、以天命呼之，以倫理範之



第八章　真情與假義──《紅樓夢》的兩種本體

一、假如何作真，無如何變有？

二、大觀真情與太虛假義

三、南邊之情與北邊之清

四、「水國」台灣的「漢南」情緣

五、「保今王」者終究「白雪紅梅」

六、更高層次的真與假



第九章　逃禪與日常──《紅樓夢》的兩種禪宗

一、佛家思想與紅樓幻夢

二、禪宗勘破與入世人生

三、清初遺民與逃禪策略

四、精神逃禪與週轉空間

五、遺民主體最後的依託

六、「現代創傷」與中國現代性

七、禪宗與儒家一衣帶水



第十章　覺迷與致命──《紅樓夢》的兩種誘惑

一、誘惑赴死的祕密命運

二、飛升太虛或回歸大荒

三、保守的夢與激進的玉

四、困頓於木石與金玉之間

五、拋棄富貴路，重回傷心地

六、遺民的末世與順民的聖世



第十一章　今聖與後王──《紅樓夢》的雙重視野

一、婚與不婚的遺民困境

二、以出家為名的身分交換

三、「事二主否」誠千古艱難

四、始於「保國」，終於「保天下」

五、「期待後王」與遺民思想普世化

七、興亡有迭代，中華無不復



第十二章　結論：黃華二牘──《紅樓夢》與身分認同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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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與微言



王德威



　　《紅樓夢》是古典小說經典中的經典，自一七九一年問世後傾倒歷代無數讀者，影響所及，於是有了「紅學」研究。最近白先勇教授再詳《紅樓夢》，力捧程乙本，又掀起另一波解讀熱潮。在台灣學院傳統中研究《紅樓夢》，我們多半側重文本欣賞。曹雪芹所經營的神話架構、敘事手法、寫實技巧、人物造型、象徵隱喻早為識者津津樂道，更不提小說對生命的感喟和啟悟。



　　是在這樣豐富的研究傳統之外，廖咸浩教授別有所見，寫出《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全書開宗明義，點出目前「紅學」研究的局限在於執著文本內部（人物，文字，象徵）研究，以致見樹不見林，忽略《紅樓》真正宗旨：這是一本反清復明的國族寓言，是一本政治小說。我們任何對木石前緣的矜惜，對補天遺恨的喟嘆，都必須以作者的遺民情懷為前提。



　　早期「紅學」研究其實不乏對文本外圍的注意。從胡適一九二一年的《紅樓夢考證》起，到日後俞平伯、周汝昌、趙剛等，都對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鑽研甚深，以致「紅學」又發展出「曹學」。但考證外另有索隱一派，最重要的人物首推蔡元培。早在一九一五年蔡即發表《石頭記索隱》，勾勒全書反清復明的寓言脈絡；論「紅」樓的「朱」色隱喻，「金陵」的地理影射等，只是最明白的例子。索隱派研究以潘重規先生的著述達到高潮。一九五一年潘在台大中文系演講《紅樓夢》血淚史，解析寶黛深情下的興亡遺恨，滿座為之動容，自有彼時的歷史寄託。



　　廖咸浩教授的新著延續了蔡元培、潘重規這一系統的「紅學」論述，力圖「正本清源」，為《紅樓》民族大義再作解說。但在新世紀重拾政治寓言的話題，廖教授必須面臨如下的考驗。「紅學」研究汗牛充棟，唯自一九八一年余英時先生《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專論以後，我們基本承認《紅樓夢》作為歷史與虛構小說的多義性，無須在考證索隱方面亦步亦趨。畢竟文學作品本身有其自律範疇，不應為掛一漏萬的實證研究所抹殺。其次，廖教授出身比較文學專業，對現當代西學理論極其熟悉。尤其後現代風潮席捲下，探問作品始源意義，似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而追根究柢，《紅樓夢》作者設下重重「假語村言」機關，早在寫作過程中自行解構了。



　　面對這些考驗，廖教授力圖化阻力為助力，寫出《紅樓夢的補天之恨》。他秉持《紅樓夢》作為寓言小說的信念，將全書視為一龐大細膩的遺民密碼結構，不僅自己抽絲剝繭，也號召讀者有志一同，參與解密工作。在以往蔡元培、潘重規式的解讀方法外，他又能操作西學理論，從拉岡（Lacan）到布希亞（Baudrillard）、紀傑克（?i?ek），從創傷論到國族論、後殖民論，發展出他個人的詮釋體系。他的工作一方面是解密，但另一方面因為援引、發揮繁複理論資源，其實又成為「加密」的嘗試。由此形成微妙的論述張力，最是可觀。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基本建構在廖教授所發現的三個世界觀，或三套敘述模式上：太虛論，大荒論，大觀論。我們一般的閱讀多半從太虛論進入，對《紅樓》人物和情事的真假虛實做出辯證式探討，而以警幻仙子的教訓，「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為焦點。但太虛論之外有大荒論，那就是宇宙洪荒，無因果、斷循環的莽莽乾坤。大荒論的偶然觀與太虛論的天命觀成為強烈對照。太虛論之內又有大觀論，在其中「情」之為物成為唯一的生命意義。太虛、大荒、大觀的三重世界觀因此超越余英時先生的二重世界論，指向小說更複雜的形式�觀念結構。



　　但廖教授有意將此（接近康德的）形式�觀念的典範政治化，將《紅樓夢》再還原至歷史情境。《紅樓夢》成書背景雖然已是雍乾盛世，卻也是文字獄的高峰期。華夷之辨、滿漢防閒的風波從查嗣庭案、呂留良案到胡中水案牽連動輒千百人。乾隆一朝文字獄高達百件，遠遠超過前朝。曹雪芹生逢其時，不可能不感受到巨大壓力。在綿密的文網裡生存，任何心懷正朔的作者下筆為文必將真事隱去，託付村言。所謂「欲彰則蓋，欲語還休」，這是一個語言即政治的時代。



　　根據小說種種蛛絲馬跡，廖認為上述三重世界觀和遺民論述息息相關。太虛論依違程朱理學，其實投射清廷懷柔漢人的一套思想邏輯；大荒論指向明室正統覆亡後，天崩地裂的絕對荒涼情境；而大觀論則暗示遺民一往情深，追懷前朝而不可得的烏托邦結晶。賈寶玉作為有情主體，所懷抱的不只是木石之情，更是難以言傳的黍離之情。他一心求得釵黛兼美（原初的政治完滿性），但卻落得面對白茫茫一片的大荒絕境。歷劫之後，他將何去何從？



　　以此，廖教授指出清初遺民論述的黑洞。作為遺民主體人物的賈寶玉必須分辨（被屈從壓抑的）民族大義，或是（被清廷攫取收編的）文化大義，更不提內裡（被異化和創傷化的）真情實意。套用拉岡對「大義物」（The Other，大他者）的認知，廖認為無論如何，遺民「大義」總已是時過境遷的後設相像，總已是矛盾反覆的欲望糾結。而《紅樓夢》最終要處理的是，如何面對這一論述的黑洞，給予一個自圓其說的可能，或啟動另一想像循環。



　　我以為這是廖教授專著和以往索隱派研究不同之處。他當然也論證出種種似乎相應對照的遺民人物和抉擇。如黛玉的反清復明的理想主義，妙玉的逃禪避世的遁世主義，湘雲見風轉舵的機會主義，寶釵守理衷情的妥協主義等，以及大量情節影射的可能。這些考證固然提供猜謎遊戲般的樂趣，也難免望文生義的誘惑。但與其說廖教授只在乎想當然耳的索隱考證，毋寧說他更企圖將故事「接著講下去」。



　　我在《後遺民寫作》（二○○七）一書中曾指出，「遺民」的「遺」充滿複雜意義，可以指的是失去（遺「失」），是痕跡（「殘」遺），也可以指的是餽贈（遺「留」）。究其極，遺民情懷之所以如是，正是在於「我們回不去了」：復原已經無望，真相不可能大白。剩下的是殘山剩水，是荒山頑石，是心酸淚、荒唐言。「遺民」作為論述方法既不能完，也完不了。我以為，唯有延續這一層次的弔詭，才能繼續欣賞《紅樓夢的補天之恨》的理論意涵：它必須是自覺地「補遺」、「加密」、「虛構」之作，而非昭告天下的詳夢之書。



　　如此，書中所援用的大量西方理論也就不妨視為「說故事」的方法。在討論上述太虛、大荒、大觀的三重世界觀之後，廖指出三者之間的矛盾導向遺民敘事的僵局。但《紅樓夢》最終畢竟提出令人意外的轉折，因此為遺民敘事提供了不解之結。他援引拉岡晚期的「?統」（sinthome）論，認為小說最後不再汲汲於「大義物」（或曰明正朔）的再現，轉而承認日常生活本身延展，也衍異，那一言難盡、不堪回首的民族大義與家國真情。是以全書的關鍵不是寶玉雪夜拜別，歸向大荒─那仍然太理想化了；而是蔣玉函以寶玉的民間分身姿態，與花襲人結合，隱入尋常百姓人家。換句話說，曾經滄海的遺民意識經過一再創傷與試煉後，並不一了百了，而是化為生活本身的症候群，點點滴滴融入穿衣吃飯的生命之流，不絕如縷。



　　廖教授的理論資源基本來自一九八○年代流行一時的後現代論述，拉岡尤其得到青睞。事實上，他也可以在古典主義學者如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1）的著作如《迫害與寫作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1952）找到共鳴。史特勞斯認為文本的意義從來有表面與深層的分別，相互依存，端賴有心讀者的細讀。古代哲人身處君王與宗教之間，時時可能因言賈禍，因此必須將自己的思想隱藏在字裡行間。一直到十八世紀，言行獨特的哲人都是在政治迫害的威脅下，將書寫化為一種陳倉暗渡、借此喻彼的技藝─「隱微書寫」（esoteric writing）。後之來者的解讀因此也必須理解這一技藝，抽絲剝繭，體會文本所承載的政治風險，並由此體會微言大義的苦心。廖教授的觀點其實與此不謀而合。他以遺民意識作為《紅樓夢》書寫的前提，也期望從研究中發掘「隱微書寫」的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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