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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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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570848724
廖咸浩
聯經出版公司
2017年7月03日
193.00  元
HK$ 164.05
省下 $2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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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9570848724
  • 叢書系列:聯經學術
  • 規格:精裝 / 360頁 / 25k正
    聯經學術


  • 文學小說 > 文學研究 > 華文文學研究











    以「遺民情懷」作為重詮《紅樓夢》的密碼

    從文字迷宮中發掘「隱微書寫」的政治意義

    將當代理論導入紅學研究,重審「反清悼明」或「排滿興漢」的議題



    學者廖咸浩新作《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國族寓言與遺民情懷》

    將紅樓夢中「心學」與「理學」的對抗現象,

    還原為遺民情懷與清代籠絡政策的抗衡,展開關於本書題旨的鉤沉。





    大義與微言 王德威



    第一章 緒論:絳樹兩歌──《紅樓夢》研究的新方向



    第二章 青埂與幻境──《紅樓夢》的兩種起源

    一、警幻仙子何事「亦腐矣」?

    二、程朱八股與新舊大義

    三、不從正面看,要從反面看

    四、《紅樓夢》的兩種神話起源論

    五、補天遺民與游離秀氣

    六、塵緣偶結與前緣天定

    七、化石為玉,大觀獨上紅樓

    八、三層架構與三種人生



    第三章 少年與成人──《紅樓夢》的兩種世界

    一、西方成長小說與現代性矛盾

    二、理學分化與心一元論

    三、情的再生與少年的誕生

    四、才子佳人與紅樓迷情

    五、程朱杜撰與王門後學

    六、赤子之心是否不忍天倫

    七、寶珠不明與寶珠已死



    第四章 天命與意外──《紅樓夢》的兩種記憶

    一、血淚辛酸與二手記憶

    二、紅樓殘夢與國族寓言

    三、警幻收編與遺民不移

    四、自傳他作與人生藝想

    五、個人獨創或追求本源?

    六、搜奇檢怪,不離本來面目

    七、以「詩樂園」重建「失樂園」?



    第五章 可親與應憐──《紅樓夢》的兩種中國

    一、英蓮迷失與「山崩地陷」

    二、可卿猝死與甲申之變

    三、「英蓮書寫」與「可卿書寫」

    四、遺民心之所繫:女性世界

    五、迤邐迷宮與攀天金字塔

    六、尋國族救贖於庶民智慧



    第六章 意淫與肉淫──《紅樓夢》的兩種耽溺

    一、肉淫的欲與意淫的情

    二、淫的治療:不可能的任務

    三、父之名背後:淫穢與至情

    四、意淫至極,「除明明德外無書」

    五、「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

    六、雙美兼具或男女平衡?



    第七章 兼美與警幻──《紅樓夢》的兩種平衡

    一、兼美退位,寶釵崛起

    二、神祕繡春囊與朗朗會真記

    三、主陽奴陰「方是人的規矩」

    四、仙子警幻,雍正覺迷

    五、清之大義破明之至情

    六、以天命呼之,以倫理範之



    第八章 真情與假義──《紅樓夢》的兩種本體

    一、假如何作真,無如何變有?

    二、大觀真情與太虛假義

    三、南邊之情與北邊之清

    四、「水國」台灣的「漢南」情緣

    五、「保今王」者終究「白雪紅梅」

    六、更高層次的真與假



    第九章 逃禪與日常──《紅樓夢》的兩種禪宗

    一、佛家思想與紅樓幻夢

    二、禪宗勘破與入世人生

    三、清初遺民與逃禪策略

    四、精神逃禪與週轉空間

    五、遺民主體最後的依託

    六、「現代創傷」與中國現代性

    七、禪宗與儒家一衣帶水



    第十章 覺迷與致命──《紅樓夢》的兩種誘惑

    一、誘惑赴死的祕密命運

    二、飛升太虛或回歸大荒

    三、保守的夢與激進的玉

    四、困頓於木石與金玉之間

    五、拋棄富貴路,重回傷心地

    六、遺民的末世與順民的聖世



    第十一章 今聖與後王──《紅樓夢》的雙重視野

    一、婚與不婚的遺民困境

    二、以出家為名的身分交換

    三、「事二主否」誠千古艱難

    四、始於「保國」,終於「保天下」

    五、「期待後王」與遺民思想普世化

    七、興亡有迭代,中華無不復



    第十二章 結論:黃華二牘──《紅樓夢》與身分認同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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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義與微言



    王德威




      《紅樓夢》是古典小說經典中的經典,自一七九一年問世後傾倒歷代無數讀者,影響所及,於是有了「紅學」研究。最近白先勇教授再詳《紅樓夢》,力捧程乙本,又掀起另一波解讀熱潮。在台灣學院傳統中研究《紅樓夢》,我們多半側重文本欣賞。曹雪芹所經營的神話架構、敘事手法、寫實技巧、人物造型、象徵隱喻早為識者津津樂道,更不提小說對生命的感喟和啟悟。



      是在這樣豐富的研究傳統之外,廖咸浩教授別有所見,寫出《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全書開宗明義,點出目前「紅學」研究的局限在於執著文本內部(人物,文字,象徵)研究,以致見樹不見林,忽略《紅樓》真正宗旨:這是一本反清復明的國族寓言,是一本政治小說。我們任何對木石前緣的矜惜,對補天遺恨的喟嘆,都必須以作者的遺民情懷為前提。



      早期「紅學」研究其實不乏對文本外圍的注意。從胡適一九二一年的《紅樓夢考證》起,到日後俞平伯、周汝昌、趙剛等,都對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鑽研甚深,以致「紅學」又發展出「曹學」。但考證外另有索隱一派,最重要的人物首推蔡元培。早在一九一五年蔡即發表《石頭記索隱》,勾勒全書反清復明的寓言脈絡;論「紅」樓的「朱」色隱喻,「金陵」的地理影射等,只是最明白的例子。索隱派研究以潘重規先生的著述達到高潮。一九五一年潘在台大中文系演講《紅樓夢》血淚史,解析寶黛深情下的興亡遺恨,滿座為之動容,自有彼時的歷史寄託。



      廖咸浩教授的新著延續了蔡元培、潘重規這一系統的「紅學」論述,力圖「正本清源」,為《紅樓》民族大義再作解說。但在新世紀重拾政治寓言的話題,廖教授必須面臨如下的考驗。「紅學」研究汗牛充棟,唯自一九八一年余英時先生《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專論以後,我們基本承認《紅樓夢》作為歷史與虛構小說的多義性,無須在考證索隱方面亦步亦趨。畢竟文學作品本身有其自律範疇,不應為掛一漏萬的實證研究所抹殺。其次,廖教授出身比較文學專業,對現當代西學理論極其熟悉。尤其後現代風潮席捲下,探問作品始源意義,似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而追根究柢,《紅樓夢》作者設下重重「假語村言」機關,早在寫作過程中自行解構了。



      面對這些考驗,廖教授力圖化阻力為助力,寫出《紅樓夢的補天之恨》。他秉持《紅樓夢》作為寓言小說的信念,將全書視為一龐大細膩的遺民密碼結構,不僅自己抽絲剝繭,也號召讀者有志一同,參與解密工作。在以往蔡元培、潘重規式的解讀方法外,他又能操作西學理論,從拉岡(Lacan)到布希亞(Baudrillard)、紀傑克(?i?ek),從創傷論到國族論、後殖民論,發展出他個人的詮釋體系。他的工作一方面是解密,但另一方面因為援引、發揮繁複理論資源,其實又成為「加密」的嘗試。由此形成微妙的論述張力,最是可觀。



      《紅樓夢的補天之恨》基本建構在廖教授所發現的三個世界觀,或三套敘述模式上:太虛論,大荒論,大觀論。我們一般的閱讀多半從太虛論進入,對《紅樓》人物和情事的真假虛實做出辯證式探討,而以警幻仙子的教訓,「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作為焦點。但太虛論之外有大荒論,那就是宇宙洪荒,無因果、斷循環的莽莽乾坤。大荒論的偶然觀與太虛論的天命觀成為強烈對照。太虛論之內又有大觀論,在其中「情」之為物成為唯一的生命意義。太虛、大荒、大觀的三重世界觀因此超越余英時先生的二重世界論,指向小說更複雜的形式�觀念結構。



      但廖教授有意將此(接近康德的)形式�觀念的典範政治化,將《紅樓夢》再還原至歷史情境。《紅樓夢》成書背景雖然已是雍乾盛世,卻也是文字獄的高峰期。華夷之辨、滿漢防閒的風波從查嗣庭案、呂留良案到胡中水案牽連動輒千百人。乾隆一朝文字獄高達百件,遠遠超過前朝。曹雪芹生逢其時,不可能不感受到巨大壓力。在綿密的文網裡生存,任何心懷正朔的作者下筆為文必將真事隱去,託付村言。所謂「欲彰則蓋,欲語還休」,這是一個語言即政治的時代。



      根據小說種種蛛絲馬跡,廖認為上述三重世界觀和遺民論述息息相關。太虛論依違程朱理學,其實投射清廷懷柔漢人的一套思想邏輯;大荒論指向明室正統覆亡後,天崩地裂的絕對荒涼情境;而大觀論則暗示遺民一往情深,追懷前朝而不可得的烏托邦結晶。賈寶玉作為有情主體,所懷抱的不只是木石之情,更是難以言傳的黍離之情。他一心求得釵黛兼美(原初的政治完滿性),但卻落得面對白茫茫一片的大荒絕境。歷劫之後,他將何去何從?



      以此,廖教授指出清初遺民論述的黑洞。作為遺民主體人物的賈寶玉必須分辨(被屈從壓抑的)民族大義,或是(被清廷攫取收編的)文化大義,更不提內裡(被異化和創傷化的)真情實意。套用拉岡對「大義物」(The Other,大他者)的認知,廖認為無論如何,遺民「大義」總已是時過境遷的後設相像,總已是矛盾反覆的欲望糾結。而《紅樓夢》最終要處理的是,如何面對這一論述的黑洞,給予一個自圓其說的可能,或啟動另一想像循環。



      我以為這是廖教授專著和以往索隱派研究不同之處。他當然也論證出種種似乎相應對照的遺民人物和抉擇。如黛玉的反清復明的理想主義,妙玉的逃禪避世的遁世主義,湘雲見風轉舵的機會主義,寶釵守理衷情的妥協主義等,以及大量情節影射的可能。這些考證固然提供猜謎遊戲般的樂趣,也難免望文生義的誘惑。但與其說廖教授只在乎想當然耳的索隱考證,毋寧說他更企圖將故事「接著講下去」。



      我在《後遺民寫作》(二○○七)一書中曾指出,「遺民」的「遺」充滿複雜意義,可以指的是失去(遺「失」),是痕跡(「殘」遺),也可以指的是餽贈(遺「留」)。究其極,遺民情懷之所以如是,正是在於「我們回不去了」:復原已經無望,真相不可能大白。剩下的是殘山剩水,是荒山頑石,是心酸淚、荒唐言。「遺民」作為論述方法既不能完,也完不了。我以為,唯有延續這一層次的弔詭,才能繼續欣賞《紅樓夢的補天之恨》的理論意涵:它必須是自覺地「補遺」、「加密」、「虛構」之作,而非昭告天下的詳夢之書。



      如此,書中所援用的大量西方理論也就不妨視為「說故事」的方法。在討論上述太虛、大荒、大觀的三重世界觀之後,廖指出三者之間的矛盾導向遺民敘事的僵局。但《紅樓夢》最終畢竟提出令人意外的轉折,因此為遺民敘事提供了不解之結。他援引拉岡晚期的「?統」(sinthome)論,認為小說最後不再汲汲於「大義物」(或曰明正朔)的再現,轉而承認日常生活本身延展,也衍異,那一言難盡、不堪回首的民族大義與家國真情。是以全書的關鍵不是寶玉雪夜拜別,歸向大荒─那仍然太理想化了;而是蔣玉函以寶玉的民間分身姿態,與花襲人結合,隱入尋常百姓人家。換句話說,曾經滄海的遺民意識經過一再創傷與試煉後,並不一了百了,而是化為生活本身的症候群,點點滴滴融入穿衣吃飯的生命之流,不絕如縷。



      廖教授的理論資源基本來自一九八○年代流行一時的後現代論述,拉岡尤其得到青睞。事實上,他也可以在古典主義學者如列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 1899-1971)的著作如《迫害與寫作藝術》(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1952)找到共鳴。史特勞斯認為文本的意義從來有表面與深層的分別,相互依存,端賴有心讀者的細讀。古代哲人身處君王與宗教之間,時時可能因言賈禍,因此必須將自己的思想隱藏在字裡行間。一直到十八世紀,言行獨特的哲人都是在政治迫害的威脅下,將書寫化為一種陳倉暗渡、借此喻彼的技藝─「隱微書寫」(esoteric writing)。後之來者的解讀因此也必須理解這一技藝,抽絲剝繭,體會文本所承載的政治風險,並由此體會微言大義的苦心。廖教授的觀點其實與此不謀而合。他以遺民意識作為《紅樓夢》書寫的前提,也期望從研究中發掘「隱微書寫」的政治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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