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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漩渦中的莊子》編者序

何乏筆（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當代法語漢學拓寬了別開生面的《莊子》研究視野。由此出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於2007年及2009年分別舉辦了兩場有關《莊子》的工作坊。這使《莊子》研究在當代漢語與歐洲（尤其是法語）哲學的碰撞、交錯、溝通之間，孕育了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的突破可能，以及通古今東西之變的另類脈動。一開始，共同研討的目的在於透過《莊子》研究來深化臺灣學界關於晚期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討論——中研院文哲所於2006年曾舉辦關於晚期傅柯的國際研討會，在會議上已開始討論晚期傅柯與中國修養哲學的連接。在此情況下，法語莊子研究便能扮演關鍵的角色，串連傅柯有關歐洲修養史（以及自我技術、自我實踐、自我關注、生存美學等）的討論與古典中國哲學的研究脈絡。當時，許多學者感到兩者之間的呼應關係相當顯著，也極具吸引力，但不清楚如何闡明。於是，本論文集的部分文章接續嘗試藉由法語莊子的研究，來試圖闡明當代漢語哲學與當代法語哲學的關係。

　　然而，後續的討論很快地跨出了圍繞傅柯研究脈絡下的自我技術概念。透過與瑞士漢學家畢來德（Jean Francois Billeter）的深入交流，使討論範圍擴大到身體、主體性、氣論和政治的問題場域（畢來德原先在巴黎法蘭西學院所發表的演講《莊子四講》（Lecons sur Tchouang-tseu），對法語莊子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旦《莊子四講》譯成中文，而回到當今漢語思想的交織脈絡，便引起了本來沒有預想到的豐富對話（甚至爭論）。在討論的過程中，畢來德堅定地反駁了關於《莊子》的氣論解讀。他主張，氣論的正當運用應局限在個人經驗和身體的範圍，而一旦涉及自然哲學甚至宇宙論的相關預設時，便必須放棄。畢來德的批判具有濃厚的政治涵義，因為在他看來，《莊子》所以被融入到中國帝國秩序，並且被解讀為逃避世界的順應思想，此一大趨勢可歸結於郭象以降的注釋傳統。重新解放《莊子》的批判潛力，使之走出郭象注的話語機制，此乃畢來德莊子研究的野心和旨趣。

　　這樣的角度在臺灣會引起許多研究者的興趣絕非偶然。眾所周知，在當今的臺灣，中國古典文獻的研究處於艱難的文化情境。一方面，去中國化的傾向加深了對中國哲學的漠視和冷感；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對古典文教的復興運動也讓人感到不安，因為復興古典的思潮與具有民族中心傾向的和國家主義色彩的文化民族主義容易交雜在一起。在此兩難的研究情境下，重新調整古典中國哲學研究的大方向，便顯得特別急迫。尤其無法逃避的難題在於：關於古典中國哲學的研究，能否成就一種具有批判精神的跨文化轉向（transcultural turn），並且開闢回應和診斷時代處境的獨特能力和魄力？

　　在此背景下，畢來德的批判性角度提供了重要的啟發，促進了跨文化莊子研究在臺灣的興起。但是，一旦跨文化視野被打開，而且開始展現自發的動力，研究趨勢便從法語《莊子》的研究，轉向臺灣的跨文化處境，藉此思考《莊子》的當代意義，並試圖正視兩岸關係的糾結在思想上所面臨的難題。於是，2009年「若莊子說法語：畢來德莊子研究工作坊」以降的研究方向，便特別著重《莊子》的批判精神，尤其從《莊子》式的主體範式（身體主體、氣化主體、形氣主體、遊之主體等）開始檢驗當代新儒家所謂「心性主體」。在此背景下，尤其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及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對《莊子》的解釋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可以說，《莊子》研究的跨文化轉向已逐漸形成，其解讀方式不再以郭象注為主要參照，而在王夫之和章太炎的著作中，彷彿找到了連接《莊子》與現當代處境的思想資源。

　　由此觀之，《莊子》讓當代漢語哲學陷入前所未有的跨文化漩渦裡，此中似乎可見潛力無窮、深不可測的思想創新和文化變革之可能。當代漢語哲學所累積的跨文化潛力，正在尋獲一種通古今東西之變的哲學表達，此一表達充滿了掙扎，也充滿了自由。或許，世界哲學的某種另類形象將從中浮現，能藉由中國古典文本的跨文化探索，來批判和面對混雜現代化所引發的諸種弔詭經驗。為什麼是《莊子》呢？因為「氣化主體」兩端不住的弔詭修養，不僅在古代已經很當代，在今日也依然很當代。

　　此書的問世，緣起於筆者擔任國立臺灣大學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期間獲得多方協助，特此致謝。另蒙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陳彥穎先生、中央大學林淑文女士、聶豪先生、清華大學廖育正先生、張凱喻女士在編輯與校對上之費心，亦致上誠摯謝意。

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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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說什麼語言

楊儒賓（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

　　何乏筆先生編的這兩本書《若莊子說法語》、《跨文化漩渦中的莊子》是他多年來推動跨文化哲學的產物，也是他一直念茲在茲的漢語哲學的體現。跨文化哲學對應以國族主義為基準的個別國家哲學，也對應以本體論分裂為基準的比較哲學，它是個越界的概念，這個概念預設著混雜、流動、非同一的前提。但如果沒有界，如何越？如果沒有某種「個體」的設想，「非同一」的概念要如何置放？跨文化哲學之優勝與困難即建立在這種幽明一多不斷滑移遊盪的界面上，或界面中。

　　本書也是漢語哲學的體現。本書的文章大多是中研院文哲所多年來推動的「跨文化研究」的結果，這個多年的長期計畫在擬訂之初，即有意跳脫僵硬的中西哲學比較的框架，而改從「漢語」此語言載體入手。乏筆漢語哲學的提法極具挑戰力道，很明顯地，我們現在已經找不到不被西方哲學滲透的中國哲學的論述了。當代中國哲學研究所用的許多重要術語，包括「哲學」本身，都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形成的，現代中國哲學的哲學術語不管是新詞新用，或是舊詞新用，詞語本身都是中西混雜的產物。中國現代學術奠基者之一的王國維論新詞語的重要性時有言道：「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其語可謂不刊之論。我們如果對王國維的話再進一解，也就是現代中國哲學家已不可能再說「純正」的中國哲學，不是技術上不可能，而是本質上不可能。現代中國哲學以漢語表述之，所以不能不有承襲自中國的大傳統的因素，但故事還沒完，因為它同樣無可避免地凝聚了西洋、東洋（日本）的精靈於其中。

　　由於近世特別曲折的歷史劇場，現代漢語哲學不能不體現現代東亞歷史的命運於其詞，於其義，甚至於其語法。本書的大宗是在「若莊子說法語」的研討會名目下呈現的，名目頗怪，莊子何曾說過法語？但莊子自己不是說過嗎：「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傅柯的作者已死，莊子的作者不死，所以問題不在莊子說不說法語，而是何止法語？此計畫中的對話者有的說英語，有的說漢語，主持人何乏筆的母語則是德語。莊子能夠說，也能夠被說的語言，何止法語？但為什麼當複音重唱已是當代漢語哲學的本質時，莊子卻被特別挑選出來說法語，其中必有緣故。

　　莊子之所以會講法語，大半的原因是人脈決定的，學術交流不能離開具體的人脈，這是必然的。然而，細觀此次來臺的歐洲學者，也就是臺灣莊子學界主要的對話對象，他們的身分大半不止是漢學家，而是哲學家兼漢學家。不管就他們在歐洲學術圈的位置或就他們的著作來看，他們的關懷都不是區域性研究的導向，而是帶有很強的當代歐洲的意識，歐洲當代意識事實上也可以說就是當代思想的意識。在對話人的發言位置已定位下，莊子就不能不由中立客觀、不涉實踐的漢學傳統中走出來，他不能不與康德、傅柯、海德格……交涉。只有當莊子說法語時，法文語境中才會有莊子；反過來說，也只有莊子說出了不同的語言，他才有可能從中國的、漢學的博物館式之莊子變成活生生的當代哲學家。

　　至於為什麼莊子會在眾多中土哲人中脫穎而出，原因大概是多重的。讀者只要稍加翻閱本書所收文章，即不難發現其中的線索：莊子提供了一種新的主體範式，主體範式的關懷大概是與會學者最大的交集。為什麼這種被本書眾多作者稱呼作「氣化主體」（我有時也稱作形氣主體）的概念能吸引本地及歐陸學者的興趣？兩方學者的關懷各有異同，歐陸學者關懷的背景遠的說來，應當和反笛卡爾以下的現代主體概念有關；近的說來，應當牽涉到歐洲哲學目前的處境。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的莊子研究極具挑戰性，其動機乃是有意繞道中國，重新發現西方，這種繞道模式即是一個充滿想像力也易引致爭辯的例證。

　　臺方學者的關懷也是多面向的，但總體的趨勢是想修正或補充道德主體主義—真常唯心論述的詮釋傳統。論及中國儒道的主體概念，極吸引人也極令人困惑的一點莫過於心、氣的關係，心、氣的關係在戰國時期的莊子、孟子即為重要議題，後來更成了理學的核心論述。在心、氣的論述光譜中，具有宇宙心導向的心學論述是大宗，化心為氣、化氣為物的唯物論之論述也可見到。然而，在莊子、張載、王夫之這些另類哲學家身上，我們確實看到另一種類型的主體，這種心氣同流的主體概念既參與了也跨越了認識論的表象呈現模式、冥契論的海納百川模式、天理論的道德主體模式。這樣的主體範式至今仍處於影響模糊的地帶，不易完全澄清，但模糊中卻也充滿了許多的機會。

　　筆者相信乏筆編的這兩本論文集將會是莊子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我們如果將「莊子研究史」的「莊子」改成「漢學」兩字，或許也可以成立。甚至於「漢學」兩字是否妥當，能否拋棄不用，亦可斟酌。因為這兩本書不宜劃歸到特定的語言或族群的標幟下，它們的定位與一般的漢學著作大不相同。隨著現代性的議題逐漸深化，這兩本書很可能有機會由漢學的、臺灣的或中國的視域往外橫溢，溢入豐饒多產而又經緯幽暗的知識之海。這兩本書的重要不見得在建立什麼體系，而是它們提出了真正的學術問題，史實斑斑，問題意識和學術答案是同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