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三生浪跡
我今年八十六歲。
我流浪了八十六年。
父親屬於桂系，在武漢逃避特務的暗殺，躲在漢口日本租界，母親終於找到他，一家子就住在日租界了。兒時的記憶，是黃昏街頭高麗妓女的媚笑，醉醺醺的日本水兵的狂叫。家門深鎖，祖父捧著白銅水煙袋，抱怨一輩子也沒當過官。父親躲在書房裡寫字，奇形怪狀，說那是篆字。我就那樣子在自己土地上流浪到十三歲。
父親於1936年在貴州第五行政區專員任內，在平越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1938年，母親帶著小兒女，從漢口逃到湖北三鬥坪。在當年那閉塞的小鎮，我們是「漢口來的」。小鎮揹竹背簍的女人，在石板路邊叭叭抽旱煙杆的老人，對「漢口來的」，都好奇地多看兩眼。我們可真是三鬥坪的「外國人」。
1939年，我十四歲，母親逼著我跟著一位親戚，在三鬥坪河壩搭上小火輪，去恩施的湖北省立聯合女子中學讀初二。我哭著上船。母親在淚水中逐漸消失了。我也就從此流浪下去了。
抗戰中的年輕人，政府救濟學費和生活費，就是「貸金」。我們被稱作「流亡學生」。初中畢業，我和另外兩個女孩，嚴群強和田福堯，不管路費夠不夠，就上路去重慶，飽一頓餓一頓，終於到了重慶。我被教育部照顧流亡學生的機構分發到長壽的國立十二中。在那時的四川，我們是「下江人」，簡直就是外國人。
高中畢業，我考上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仍然是流亡學生，靠政府的貸金救濟。那「貸金」是抗戰時期極重要的德政，培養了那一代的年輕人。
1945年，抗戰勝利了，國立中央大學遣回南京，不再流浪了吧。（我要著重「中央」這兩個字．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原來有「中央」那兩個字的，就是國民黨了。中央大學就是國民黨的大學了。當年的同學，後來在新中國，是受歧視的，有些被打成右派。）但是，內戰開始了。1949年，解放軍節節勝利，馬上要席捲大陸了。我堅持帶著母親和弟弟妹妹離開大陸，到了臺灣。那年，我二十四歲。到了臺灣，我當然是外省人。
1964年，我從臺灣到愛荷華大學，是作家工作坊的駐校作家。1967年我和安格爾（PAUL ENGLE）在愛荷華大學創立「國際寫作計畫」，1971年，我們結婚。兩人有談不完的話，一天工作之後，各自一杯在手，在長窗前坐下，無所不談。有一天，談到中國的事，兩人辯論。我強詞奪理地說：「你這個外國人，不懂中國的事。」他大笑：「你在我土生土長的愛荷華，叫我外國人！」我笑著說：「我才是外國人。」
我活過的20世紀，生活不斷變化，身分不斷變更。都離不了一個「外」字。
四十幾年以來，1千200多位作家從世界不同地區到過愛荷華，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就有一百多位。我得過全美州長聯會的文學藝術獎，近年被選入愛荷華州婦女名人堂。我應該感到自己是美國人了吧。也不是。美國人仍然叫我「中國作家」。中文是他們覺得「有趣的」符號。他們不知道我到底寫了些什麼。在我居住了47年的愛荷華，前不久，有個郵差送掛號信到家，問我：「你從越南來的嗎？」我甚至連中國人也不是了。
我1964年從臺灣到愛荷華，已經出版了7本書。繼續中文寫作呢？還是用英文寫作？猶豫不決，非常困擾。幾年寫不出一個字。終於在1970年，我在書桌前坐下，拿起筆，在方格子紙上，寫出五個字：桑青與桃紅。我就那樣子寂寞地，孤獨地，寫下去了。我的母語就是我的根，是我可以抓得住的根。這些年，小說，散文，翻譯，出版了24本書。除了幾本翻譯作品，其他的書，都是用母語寫出的。
我在臺灣開始寫作，流浪半世紀，作為一個作者，東兜西轉，又回臺灣，出版我幾十年的浪跡生涯。那對我有特別的意義。
2011年3月
愛荷華春雪初溶時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