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
交會時互放的光亮──歐文．魯特和他的《1921年穿越福爾摩沙》（摘錄）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徐志摩，《偶然》（1926）
將近一世紀之後，重探一位西方旅人在日本殖民地臺灣的行蹤與見聞，心中浮現的竟是這首情詩。脈絡看似不太相干，情境卻是十分切合：途經臺灣的旅人與這個東亞島嶼的連結正如偶然投影、短暫交會之後即已各走各路，就連相逢的地點也一樣是在海上，縱然時間不一定是黑夜。
儘管如此，旅人與島嶼交會時互放的光亮，卻不容易輕易兩兩相忘。旅人對於島嶼的美麗富饒、原住民的淳樸熱情、外來殖民者的治理有方讚譽有加且印象深刻；但歷史學與人類學的訓練，以及身為日不落帝國的殖民地官員，在風土近似的地區累積的行政經驗，卻也讓他的凝視得以穿透官方行程的美輪美奐，洞察近代東亞民族西化的矛盾糾結、新興強權在既定世界秩序中的格格不入，以及日本殖民治理的弱點與不可告人之處，並援引自身經驗提出改進之道。
也正因如此，當這位旅人的足跡與見聞在六十多年後再次為島嶼所知，它的意義就不再僅止於一部走馬看花、歌功頌德的遊記，而是在世界大戰方歇，全球與亞洲局勢重組，日本對臺灣殖民統治也進入新階段的時空下，更增添了一層對時局與所經之地的觀照與反思，因此既是日本殖民時代臺灣歷史與社會研究的一份精彩史料，也是一部幽默風趣、引人入勝的文學作品。
以下將從前行研究的基礎出發，對這位兼具多重身分的旅人，以及這次意外的旅程，為今日的讀者做簡單介紹。
軍人、官員、作家、學者及其他
愛德華．歐文．魯特（Edward Owen Rutter, 1889-1944）的人生歷程不算漫長，其名聲或許也未足以在《大英百科全書》留下傳記，但他在二十世紀初卻同時具備了幾種身分，而且在這些身分上都獲得了一定的成就，可謂多彩多姿。
他是一位皇家海軍預備役工程師的兒子，自倫敦聖保祿公學（St. Paul School）畢業後，於1910年來到亞洲，加入英屬北婆羅洲特許公司，從見習生做起，逐步成為地方行政官、附民官；而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於1915年從軍並隨著威爾特郡團（Wiltshire Regiment）前往法國，而後在希臘薩羅尼加（Salonika）前線與保加利亞人作戰，1918年再回到法國，參與西線戰場的最後幾場戰役。正是在薩羅尼加前線，官拜上尉的他開始運用史詩形式，以詼諧逗趣又帶著感傷的溫暖筆調，將自己和同袍在戰場上的生活體驗、見聞與思考，經由志願入伍、在法國和希臘作戰、最後負傷返國休假的上流社會青年蒂亞達塔（Tiadatha）這位主人翁所受到的歷練敘述出來，連載於部隊官兵發行的報紙《巴爾幹新聞》上而大受歡迎；這些詩歌在戰後結集成書，1920年在倫敦由湯瑪斯．費雪．昂溫（T. Fisher Unwin）出版《蒂亞達塔之歌》（The Song of Tiadatha），隨即成為暢銷書，它與續集《蒂亞達塔的旅程》（The Travel of Tiadatha）都於1935年再版。即使在相隔近一世紀的今天，仍有文學研究者留意到這部暢銷一時、卻被戰爭文學的正典所忽視的作品，並呼籲重新正視和肯定其價值。
大戰結束後，魯特以少校官階復員，在北婆羅洲踏查一年半後返國，同時在行遍世界各地的豐富旅遊經驗中，逐漸展現自己在歷史學、人類學方面的才華。他先後成為皇家地理學會、皇家人類學會會員，對英屬北婆羅洲的歷史、民間傳說、自然資源與原住民族都留下極具參考價值的著述，例如《英屬北婆羅洲》（British North Borneo: an Account of Its History, Resources and Native Tribes, 1922）、《北婆羅洲的異教徒》（The Pagans of North Borneo, 1929），以及將砂拉越（Sarawak）發展成殖民地，由自己出任白人邦主的.英國探險家布魯克（James Brooke, 1803-1868）及其資助者的傳記 ，此外還寫過馬來亞海盜、以及「首航艦隊」（The First Fleet）的英國流刑犯開發澳洲的歷史，並先後編寫過七部關於1789年邦蒂號（HMS Bounty）水兵叛變事件的著作。 除了走訪臺灣（福爾摩沙）的遊記，他也留下了波羅的海三國與西印度群島的旅行記， 並為曾任砂拉越邦主私人秘書、一度改宗伊斯蘭教的政治冒險家麥布萊恩（Gerard MacBryan, 1902-1953）寫下朝覲麥加的旅行記。 此外他還為大戰期間的英國軍需總監考文斯爵士（Sir John Cowans, 1862-1921）、當時的匈牙利攝政霍爾蒂元帥（Miklos Horthy, 1868-1957），以及專為英國王公貴族畫肖像的匈牙利裔畫家德．拉茲洛（Philip de Laszlo, 1869-1937）等當代名流寫作傳記， 甚至也寫過科幻小說和童書，可謂著作等身。
魯特的多重身分還不只軍人、殖民地官員、學者和作家這幾種。一戰結束後，回到北婆羅洲踏查的原殖民地官員魯特，也當過一年半的種植園主人，殖民地官員和種植園主人的雙重身分，使得他在《英屬北婆羅洲》一書中對於公司開發土地取得營收的責任，與其照顧原住民習俗與權益的義務之間的矛盾有所描述，而他從這種雙重身分出發，將歐洲種植園主焚燒雨林以種植經濟作物的行為譽為「將不可馴服的事物馴服」，對原住民燒林游耕的評價卻未必正面。其後，1933年他與書籍設計師桑福德（Christopher Sandford, 1902-1983）等人合資買下金雞出版社（Golden Cockerel Press），成為共同發行人之一，負責新書行銷和編輯；金雞的書籍以精美的裝幀設計和木刻插畫聞名，但此時的銷售狀況其實不理想，多半虧本甚至滯銷，不過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所帶來的大眾閱讀需求，出版社反倒得以出清存貨，轉危為安。
二戰期間，重返現役的魯特少校在軍方的新聞部門工作，宣傳英軍在大戰中的表現，其寫作對象則以海軍為主，撰寫過護航船團和海軍航空隊的官方戰史。但他未能親眼看見戰爭結束，1944年8月1日在海軍部工作時死於心力衰竭，得年54歲。（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