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寂靜的春天〔典藏版〕

導言

最靈敏的耳朵——關於《寂靜的春天》

吳明益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獲知將為新版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寫這篇導言之前的半個月，我恰好做了一趟從花蓮徒步至蘇澳的旅行。身上雖然沒有帶著任何一本書，但瑞秋•卡森（Rachel L. Carson, 1907-1964）「海洋三部曲」的書名始終在我行走時，潮汐一樣出現在我腦海：《 Under the Sea Wind》、《The Sea Around Us》、《The Edge of Sea 》。當這三本書的書名連在一起唸的時候，簡直像一首關於海的詩一樣。

　　但要說一九六二年出版的《Silent Spring》像一句詩，那麼這句詩的隱喻顯然是殘酷、沉重的。卡森是個海洋生物學家，或者說，一個詩人般的海洋生物學家。我想這樣說法在《寂靜的春天》之前堪稱適當，但當她寫作本書時，卡森女士已形成生態學家、環境議題報導者、環境倫理學家、詩人，還有預言家般的複雜視野。在美國，本書被稱為是達爾文的《物種源始》（The Origin of Species）以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它同時被蘭登書屋（Random House）選入二十世紀一百本非小說的第五名，而紐約公共圖書館「世紀之書」（Books of the Century）則將其列為「有關科學或自然領域」的十部經典之一，因此現在的讀者大概是以一本經典的態度去接受它。但事實上《寂》書在《紐約客》連載時卻是遭到各界指責的，他們認為這本書太戲劇性、太聳動、太煽情，居心可議。（就像她一開始寫作海洋相關文章時被專業讀者認為太文學性一樣）撇開這些批評的偏頗與維護既得利益（如殺蟲劑廠商）的姿態，書出版後證明讀者就是被打動了，而且影響了之後的每一代讀者，甚至不分國籍的閱讀者都似乎被這書名的隱喻喚起了某種純真與覺醒，不再沉默。美國自然書寫研究者史區斯（Don Scheese）說這部作品創造了一種新的自然書寫類型；或許可以稱為「環境啟示錄」（environmental apocalypse）。

　　時至今日，雖然科學家說明了《寂》書中部分論證並不甚正確，但不同領域的學者仍從他們的角度看到本書產生的重大影響：生態學家說《寂》書的前瞻性在於它不只談到化學藥劑造成環境傷害的問題，它同時已經涉及關於生物性防治、生物多樣性、生態整全性的相關議題。社會學家或環境法專家則說這本書在媒體以及讀者間引起強烈的迴響，終於促使國家必須制定相關法令來因應；環境倫理學家則認為卡森使我們反省了對待自然的姿態，產生了有別於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的宰制型思考。而做為一個自然書寫的讀者，我認為卡森女士富文學節奏的筆觸是這本書（以及「海洋三部曲」）成功的重要關鍵。我有時會想，如果這本書的書名不叫《Silent Spring》，翻譯時不是譯成《寂靜的春天》，而像國內部分譯者或出版社譯書時硬是要想出一個自認為恰切的「響亮名稱」，那麼這本書在西方、在東方、在臺灣，會不會引起這麼多一般讀者的注意與興趣？會不會正是因為卡森女士精確、細膩、富音律性，帶著科學家的冷靜又滲透文學家感傷且隱涵著預言性質的文字，才會讓許多原本不關心生態與相關議題的讀者在初接觸這本書時心頭一震——不只是「理解」了一件事，而且還被某種情緒所「打動」。

　　《寂靜的春天》的中譯最早是在一九七○年由溫繼榮、李文蓉合譯的版本。這個時間點之後，臺灣才漸漸出現結合自然科學、生態學、環境倫理學與文學的「現代自然書寫」（modern nature writing）。臺灣許多自然書寫者都深受這部書的啟發，比方說最早投入書寫呼籲保護自然文章的徐仁修，在《守護家園》一書中說自己動筆的原因，一是自己學農，因此了解農藥帶來的汙染，又恰好當時《寂》出版，他從此有了不同的看法。而在《我們只有一個地球》裡，馬以工引述了《寂》書出版時卡森女士與記者的對話，來說明「不影響生態平衡」的概念，並以之自勵，日後《我》書的女性書寫特質也常被論者拿來與《寂》並舉。劉克襄先生為《海風下》寫了一篇〈共鳴〉，也提到本書「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時至今日，西方自然書寫對臺灣自然書寫者的影響隨著譯書的增多，也變得多元化。但這部經典作品仍影響著年輕一輩的自然書寫者，如李曉菁就曾在她《小草的旅行》中說：「書架最容易拿到手的地方，總固定幾本外國自然經典文學作品：梭羅的《湖濱散記》、瑞秋卡森的《寂靜的春天》與李奧帕德的《沙郡年記》。」當我聽到晨星要為本書出新版時，第一個直覺是有沒有再進一步校訂，當我看到編輯寄給我的勘誤表後，我心想卡森女士一定會滿意一個更正確的版本，繼續在這海島上發揮它的影響力。

　　卡森女士在她最早寫就的《海風下》（Under the Sea Wind, 1941），曾這樣描寫海灘上那些細不可聞的聲音：「只有最靈敏的耳朵，才聽得見一隻寄居蟹拖著牠的殼屋，在水線上方沙灘上行走的聲音；也才辨別得出一隻小蝦被魚群追趕，匆忙上岸時抖落一身小水珠，在水面跌出的叮咚聲。」那或許是卡森女士為自己寫作的「預言」。因為本書證明了，她正是那個時代「最靈敏的耳朵」。

編輯序

寫在書前

保羅．布魯克

　　一九五八年，當瑞秋．卡森開始寫下《寂靜的春天》時，年五十歲，在她大部分的職業生涯中，她是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協會的海洋生物學家和作家。但是由於七年前出版的《大藍海洋》大為成功，她現在已是世界聞名的作家。那本書的版稅及其後的《海之濱》，使她能專注於寫作。

　　對大部分的作家來說，這似乎是最理想的情況：已建立起名聲，能隨心所欲選擇自己想寫的主題，有出版社隨時準備為她出書。她的下一本書很可能就像她前面出的書一樣，屬於同一領域，提供研究上的知識和喜悅。事實上，她的確有這樣的構想；但最後寫出來的，卻非如此。?

　　當她還在為政府做事的時候，她和科學領域中的同事就頗為所謂「農業防治計畫」中廣為使用的DDT，及其他持久性的毒藥擔心。戰後不久，在確定這些毒藥有危險性時，她就寫了一篇文章，但沒有一家雜誌願意刊登。十年後，當殺蟲劑和除草劑（許多都比DDT藥效強許多倍）對野生動物及生態已造成重大破壞，且明顯對人類有害時，她決心出來說話。再一次，她寫了篇文章投給那些雜誌；儘管這時她已廣為人知，但是雜誌發行人為了怕失去廣告收入而拒絕了她。例如，一家嬰兒食品罐頭製造商宣稱，這種文章會讓使用其產品的婦女產生「無謂的恐慌」。只有《紐約客》雜誌例外，在本書出版前刊載了一系列書中的文章。

　　因此，唯一的途徑便是寫書，書的出版商才能不受制於廣告的壓力。起初，卡森女士試著找別人來寫，不過她最後決定，如果要寫，非得自己寫不可。許多對她頗為激賞的人，曾懷疑寫這種內容駭人的書，能否賣得出去？她自己也有同感，但還是逕自寫了，因為她覺得這是她的責任。她曾寫信給朋友說：「若我保持沈默，我將不會安心。」

　　寫《寂靜的春天》花了四年時間，其內容和過去所寫的書不一樣，在過程中也無過去在森洞實驗室或落潮時海岩池中的喜樂，取而代之的是近乎宗教性的奉獻感。這真是無以倫比的挑戰。在最後幾年，她患了一種病，她稱之為「總合病」。

　　同時，她也清楚地知道，將遭到化學工業界的攻擊。她不只是反對無選擇性的使用毒藥，她更明白指出，工業及科技界對大自然的態度，根本就是不負責任的。等那些攻擊真的來到時，其殘酷和無禮，可能和當初達爾文出版《物種起源》時差不多。

　　化學工業界花了數千萬美元，企圖打擊此書，抹黑作者，把她形容為一個無知、歇斯底里的女人，只想把地球拱手讓給昆蟲。

　　幸好這次攻擊產生反效果，製造出出版商買不到的宣傳效果。有一家大化學公司企圖阻撓此書的出版，宣稱卡森女士對其產品的說詞是錯誤的。她並沒有錯，所以書如期出版。

　　對這些騷擾，她絲毫不為所動。同時，受了《寂靜的春天》直接的影響，甘迺迪總統在他的科學諮詢委員會中設立了一個審查小組，研究殺蟲劑的問題。審查小組在幾個月後做出報告，完全證實她的理論。

　　瑞秋．卡森女士對她的成就極為謙虛。在書快要完成時，她寫信給一個好朋友，說到：「拯救生物界的美，一直是我心目中最重要的事；而且人們對這世界無知而殘暴的破壞行為，也讓我感到深惡痛絕……現在我相信，我至少提供了一點幫助。」事實上，她的書對「生態學」的產生助益很大。在當時，生態學還是不為人所知的一門學問，如今卻是人們非常注重的，也致使各階層政府制訂了保護環境的法規。

　　在《寂靜的春天》出版後二十五年之中，她所貢獻的，不只是在歷史上占了一席之地。這本書正如C．P．史諾（C. P. Snow）所說的是「兩種文化」之間的橋梁。瑞秋．卡森是個理性，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科學家，同時也具有詩人的洞察力和敏感度。她對大自然有她引以為傲的深厚情感。知道得越多，她對大自然「讚嘆」得就愈深。因此，她成功地使一本描寫死亡的書成為對生命的禮讚。

　　今天，讀她的書使人了解到，她寫的不只是迫在眉睫的危機；此書的意義其實更深廣得多。她把我們從用化學物質毒害地球的危機中喚醒，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在很多方面（有些在她那個時代還鮮為人知），人類也在降低地球上的生活品質。《寂靜的春天》將繼續提醒我們，在現今過度組織化、過度機械化的時代，個人的動力和勇氣仍然能發生效用；變化是可以製造的，不是藉著戰爭或暴力性的革命，而是改變我們對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