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對生存與命運的深沉思考

◎鍾志清（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學希伯來文學系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研究員）



　　二○一七年六月，曼布克國際文學獎評審委員會宣布將本年度的獎項頒給以色列作家大衛．格羅斯曼的長篇小說《一匹馬走進酒吧》。格羅斯曼與其英譯者潔西嘉．科恩（Jessica Cohen）共同分享五萬英鎊獎金，同時還各自獲得了一千英鎊入圍獎金。



　　《一匹馬走進酒吧》



　　《一匹馬走進酒吧》是一部帶有喜劇色彩的長篇小說。其希伯來文首版出版於二○一四年，英文版於二○一六年面世。小說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小說類型與規範，將故事情節限定在兩個小時內，地點在當今以色列特拉維夫北部海濱小城內坦亞（Netanya）的一個小酒吧裡。主人公多瓦萊赫．格林斯坦是一位五十七歲的喜劇演員，他性情古怪，既迷人，又令人生厭。舞臺上的他身材瘦削，身穿破舊的牛仔褲、牛仔靴，表情中流露出人生的某種不稱心，顯然他職業生涯的巔峰時期已經一去不返。他先向觀眾講了幾個笑話，但這些笑話似乎並不好笑。觀眾在等待，但接下來的事情更加出乎意料。格林斯坦並不像一般脫口秀演員那樣注重取悅觀眾，而是傷害觀眾，甚至勸說他們與自己一起唱誦反對阿拉伯人的歌曲。



　　觀眾中有一位耶路撒冷的退休法官，名叫阿維夏．拉札爾，可以說是格林斯坦青梅竹馬的朋友。拉札爾在上學期間參加軍訓營時曾經見證行動笨拙的格林斯坦遭受欺凌，卻沒有出手相助。如今他與格林斯坦已經四十多年沒有聯繫，但就在兩個星期前，格林斯坦突然打電話找拉札爾，邀請他前來觀看演出：「我希望你來看看我，真的來看看我，而後告訴我。」拉札爾反問：「告訴你什麼？」「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還沒自喪妻之痛走出來的拉札爾雖然不太情願，但沒有拒絕。



　　在小說中，拉札爾還充當了敘述人這一角色，換句話說，小說敘寫的正是拉札爾所目睹的一切。這樣一來，格林斯坦的言談舉止便有機會在拉札爾的腦海裡得以不斷放大。格林斯坦幾乎以吶喊的方式，向觀眾道出他悲慘的童年以及人生中遭受的種種創傷。他的母親是大屠殺倖存者，患有精神疾病，經常需要有人看護。父親脾氣暴躁，經常對他拳打腳踢。後來他參加了為期一週的軍訓，同樣遭受欺凌。而此時，他患上了前列腺癌，等等。格林斯坦作為大屠殺倖存者的後裔，顯然繼承了父輩所擁有的某種內在創傷，這些傷痛成為其創造力的源泉之一。他需要有人證實他的痛苦，並告訴他儘管遭遇人生中的種種不幸，他還是生存下來。但是，他在舞臺上不連貫的吶喊並沒有引起觀眾的震撼，反而令有些觀眾起身離去。



　　雖然讀者並不十分確定格林斯坦講述自己可怕童年的真正原因，但至少可以斷定作品本身並非單純書寫脫口秀演員的故事，而是蘊藉著作家對藝術、苦難、非常態社會與人的生存命運的深沉思考，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從以色列現實出發反觀整個人類境況。雖然這是一部帶有喜劇色彩的小說，但在很多情況下它令人痛澈心扉。



　　愛與生命之痛



　　痛，是近年來大衛．格羅斯曼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特徵。這位在一九五四年生於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本土作家，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便開始文學創作，迄今已經發表十餘部長篇小說，以及多部隨筆集和兒童文學作品，其作品已被翻譯為三十六種文字，並獲得多種文學獎。確如曼布克國際文學獎獲獎詞所說，這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家。格羅斯曼一直關注巴以關係、大屠殺等重要而敏感的話題。



　　他發表於一九八六年的長篇小說《證之於：愛》（1986, See Under: Love）一經問世，《紐約時報書評》便將之與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格拉斯的《鐵皮鼓》等經典作品相比。長篇小說《羔羊的微笑》（1983, The Smile of the Lamb）以及《黃風》（1987, The Yellow Wind）、《在火線上沉睡》（1992, Sleeping on a Wire）、《死亡作為一種生活方式》（2003, Death as a Way of Life）等隨筆集率先涉獵約旦河西岸與巴勒斯坦難民營生活，帶著良知拷問巴勒斯坦人的生存境況。



　　在巴以問題上，格羅斯曼始終是個理想主義者，認為以色列人需要給巴勒斯坦人和平與平等的權利，而巴勒斯坦人也要認清以色列人的存在，希望巴以兩個民族求同存異，有國界而無戰爭。在他看來，「作家的任務是把手指放在傷口上，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人性與道義問題依舊至關重要。」他一直在描寫個人傷痛、集體傷痛，有些主題雖然危險而令人生畏，但產生了令人感動的文學。



　　與許多普通以色列人一樣，格羅斯曼非常重視家庭生活，對子女充滿關愛。但是，生活在以色列，他對子女的未來不免憂心忡忡，在一九九七年和二○○一年兩次與筆者的交談中，他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這種情緒。作為三個孩子的父親，他從孩子們出生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擔心他們能否平安長大。格羅斯曼和夫人從來不讓其中兩個孩子一同乘坐公共汽車出行，這是因為當時以色列的公共汽車經常遭到恐怖襲擊，萬一孩子們乘坐同一輛公共汽車時遭遇不測，後果將不堪設想。



　　但是噩運還是光顧了這個不幸的家庭。按照以色列兵役法，無論男女，十八歲都要服兵役。格羅斯曼的長子約納坦和次子烏里都曾在裝甲軍團服役。二○○六年八月第二次黎巴嫩戰爭期間，格羅斯曼的次子烏里隨以色列部隊奉命進入黎巴嫩，格羅斯曼則與另兩位追求和平的左翼作家奧茲（Amos Oz）和約書亞（Abraham B. Yehoshua）共同呼籲停火。兩天后，就在停火前的幾個小時，烏里的坦克車被炮火擊中，烏里與坦克上的所有以色列士兵一起遇難。烏里死後，格羅斯曼生活中的許多東西都發生了改變。但他還是相信以色列必須與巴勒斯坦實現和平。越不實現和平，越會有更多的年輕人喪生，越會有更多的家庭遭受不幸。



　　把傷痛轉化為文字



　　二○一○年，格羅斯曼曾應邀訪問中國，我們再次有機會談及創作與人生。從幾年前次子烏里要服兵役開始，格羅斯曼在創作中便直接描寫身邊的現實，描述外部局勢的殘酷如何干擾一個家庭，最後將其毀滅。兒子在第二次黎巴嫩戰爭中死去後萌生的災難意識影響著他人生中的分分秒秒。記憶的力量確實巨大而沉重。然而，寫作為他創造了某種空間。在這個空間裡，死亡不再與生命截然對立，在寫作時，他感到自己也不再處於「受難者」與「侵略者」之間的二元對立中。在寫作時，他是一個完整的人，在他的各個部位之間具有自然的通道，有些部位在不放棄其身分的情況下更為親近苦難，親近以色列敵對方所持有的正義主張。



　　二○○八年，大衛．格羅斯曼發表了轟動一時的長篇巨著《直到大地盡頭》。這部作品的寫作始於烏里服兵役期間。每逢烏里休假回家，或在電話裡與父親聊天，都會詢問此書的進展。小說希伯來文標題的含義為「逃離消息的女人」，講述的是以色列女子奧拉期待即將結束兵役的幼子奧弗平安歸來，並計畫母子一起到加利利旅行。不料奧弗擅自做主，報名加入志願者，去參加新的軍事行動。奧拉感到非常憤怒、難過與擔心，為「逃離」隨時可能收到的奧弗殉職的噩耗，奧拉選擇按照計畫北行，陪同她的是昔日的好友與情人阿夫拉姆，即奧弗的生父。而與她分居多年的丈夫伊蘭正與長子亞當在南美旅行。作品殺青之時，烏里已經離開人世。作品不僅流露出格羅斯曼作為以色列父母的內在焦慮，以及對子女的關愛與牽掛，而且表現出他對以色列人生存狀況的擔憂。作品著力顯現的不僅是以奧拉為代表的以色列母親們的傷痛與擔憂，以及奧拉家庭可能遭受的毀滅，而且透視出如今以色列人令人擔憂的命運，即在很多情況下人們不得不違背個人意願去獻身。



　　二○一一年，格羅斯曼發表了又一部表達喪子之痛的作品《擺脫時間》（Falling Out of Time），這是一部詩體小說。書中一位不知名的父親有一天突然向妻子宣布他要離開去往「那邊」，去尋找他們死去的兒子：



　　我得去。



　　去哪裡？



　　去他那裡。



　　哪裡？



　　他那裡，那邊。



　　去事情發生的地方？



　　不是，不是。那邊。



　　那邊，你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你可別嚇唬我。



　　只是再一次看看他。



　　可你現在能看到什麼呢？還留下了什麼可看的？



　　我也許可以在那邊看見他。



　　也許甚至能和他說說話。



　　就這樣，這位父親踏上了尋子之旅。在路上，他碰到許許多多失去孩子的人，他們當中有助產士，有補網者，有上年紀的數學老師，甚至有公爵。他們同樣陷於巨大的喪子之痛中。於是這些人一同行走，且擁有了「行走者」的共同身分。他們提出了許多經歷喪親之痛的人們所思考的共同問題：能否，即便是瞬間，可以喚醒死者，使之不受死亡的控制？一位父親對死去愛子的深深思念由此力透紙背。



　　格羅斯曼的作品雖然十分具有個人色彩，但其重要性與衝擊力卻不能低估，讀者勢必會在父母個人傷痛與民族傷痛之間建立起一種象徵性的聯繫。雖然把傷痛轉化為文字絕非輕而易舉，但格羅斯曼竟然奇蹟般地實現了讀者的這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