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謝幕的寫作
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的無意義。
審美就像裸體外的紗幔，在馬虎的眼裡美成一首詩，而當你再定睛細看之後，僅就還有醜陋而已。
沒有意義而還要寫作，正如人活著不能不吃飯；而寫作，從本質上說，是作家要餵食自己的內心，而不是餵食讀者的需要。
若不寫作，人就真的死了。
然而寫作，也無非是證明你還活著罷了。
活著就是活著。在活著的今天，談論寫作的神聖是多麼虛偽與奢侈。
有的人說，我要寫一本死後能做枕頭的書，那是真心和真話；而我要說了，那就是一個笑話了！
經常懷疑，我一生的寫作，就是一場笑話吧。
若不是到了這個年齡，熱了吹風，冷了烤火或蹲在暖氣片的邊上操著袖子發呆和發呆，久而久之會覺得無聊、無聊和無聊，我就真的不再寫作了。
到了這個年齡，才知道寫作在我是選錯了職業。明白了，但已經沒有再可選擇的機會了。剩下的，就是握著筆桿年邁、衰老和等死吧。而在這還沒有衰老前，就是吃飯、走路和讓筆桿隨身而動著。
見過兩次史鐵生。第一次是在他家，他笑著對我說：「連科，我以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已經過去了。二十世紀的文學就是從拋物線的高峰向下滑。」
第二次是在別人家，我抬他的輪椅上台級。上去後他拉起我的手，很重很重地握了握：「少寫點！」他是笑著說的這個話。可在那笑裡，有著很濃的對文學的揶揄和真誠。
對文學，還有什麼比他說的「少寫點！」更有悟覺和意味深長呢?!
到後來，我經常鸚鵡學舌地說：「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過去了。」可是說著說著間，我發現問題了。我不認為世界文學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走過去，後來的寫作，都是拋物線的下行之滑落。
我以為，二十世紀的文學同樣也是世界文學之高峰。是另外一個新高峰。是擺脫了十九世紀文學舊有羈絆的一個再高峰。二者孰高孰低，幾無可比，如一個人姓張好還是姓李好，南轅北轍，無可論說。
十九世紀偉大的作品無不是直接或間接地去寫人的靈魂的。而二十世紀間，多都在書寫人的靈魂時，更多的關注通向靈魂那作家各自不同的路。拿二十世紀文學談人的靈魂和世界之複雜，它是要輸給十九世紀的。可拿十九世紀的文學談作家那通向靈魂的路─什麼敘述結構呀、腔調節奏呀、前流後派呀、創造主義呀，那十九世紀就輸了。所以說，我絲毫不懷疑十九世紀文學是世界文學的最高峰。我是說，二十世紀的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個新高峰。
扯遠了；也說得大了些。
該說說我們自己了─忽然就發現，如果斗膽把我們的寫作放在世界文學這個平台上，果然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談論小說中的靈魂，我們壓根不能和十九世紀文學比；可是說每個作家那去往靈魂的路，我們又總是忙著拾人牙慧而少有自己的創造和修路的鎬。想到此，就不免一陣心寒和惆悵，像一個鄉下人精心設計、花錢費力，用幾十年的時間，在鄉村蓋了一棟洋洋自得的樓。可是有一天，他到了城裡去，才發現那高樓漫山遍野，大胡同與小巷子，都是他家樓房的模樣兒。而且無論哪一家的哪一棟，幾乎都比他家的樓房好。
當代文學可能就是這樣兒。
好在我們中國實在是大，人口也著著實實多。倘若我們不和中文以外的作品相比較，也是能發現當代作品的千好萬好來。
可是怎麼能夠不去比較呢？哪個當代作家沒有讀過外國文學並從中汲取營養呢？像我這種人，老實說，若論中外文學對自己的影響時，比例應該為四六開。說西方文學對我這代作家的影響大於本國文學傳統之影響，不知會不會有人罵我們是走狗和漢奸，可情況，確實又是這樣兒。
不講這些扯秧子的話，說現在。說說我自己。
開頭說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無意義，我不是說中國文學無意義，而是說越來越感到我自己的寫作無意義。
這個最初的無意義和越來越覺得的無意義，是從前年寫作《日熄》開始的。
真的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麼覺得文學的無力和無趣。在這兒，絕不是說文以載道好。而是說，當小說無趣到人們在茶餘飯後都想不起來它的存在時，那是真的沒有意義了。
想一想，今天的現實富得像是一個礦，而小說的內容卻窮得只有幾粒鵝卵石。
想一想，我們處在一個盛產故事的時代裡，可我們的故事卻只能在離開今天後的回憶中。
想一想，我們正處在現實的巨大漩渦內，可幾乎每一個作家都只能站在岸上眼巴巴的望，且還生怕渾水濕了自己的腳。
想一想，我們以為我們的寫作正在鼎盛期，可在三年、五年前，或十年、八年前，創作的高峰卻已悄然而別，笑瞇瞇地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狄更斯說：「世界這麼大，它不僅能容下我們，也能容下別的人。」套而言之即：「文壇這麼大，它容下了別的人，也容下了我們這些人。」之所以我們還在寫，是因為別人允許我們寫。
我們還似乎很活躍。其實是我們沒有關心別人的活躍才覺得自己很活躍。
年輕的作家早就登台了，而且在舞台中央了。我們不過是左睜一隻眼、右閉一隻眼的佯裝不知或者看不見。不是因為他們寫得不好才顯得我們好，而是人家關心我們的好，而我們沒有關心人家的好。
現在似乎到了一代人謝幕的時候了。
雖然因為舊情的牽扯我們還在寫，但真的別忘了年輕作家已經寫得很好、很好了。之所以我們沒有最後謝幕和下台，是因為中國太大、文學舞台也足夠寬敞和寬敞；而不是因為我們在某些很少、很短的年月裡，果真的一部比一部寫得好。
尤其我，是真的江郎才盡、才情枯竭了。寫作的難，就像超齡女人要生孩子般。
我到了一個寫作的焦慮期和掙扎期。
無論焦慮和掙扎的原因是什麼，每次提筆都感到有手?在脖子上，讓人呼吸不上來，使筆難以落下去。這如一個人沉在水裡的憋氣樣，倘若能夠浮出水面換口氣，也許還有一段距離可以游，如若換不過來氣，那就只有憋死在水下邊。
掙扎著。
焦慮著。
不求痛快和暢游，只求能讓人換口氣。
《速求共眠》就是一次嘗試換氣、緩氣的小呼吸。
倘是生命讓我緩氣和換氣了，那就再繼續努力寫下去。倘是不讓緩氣和換氣，就此擱筆也亦未可知呢。
誰知道？
天知道。
年齡、生命、感受力和支撐力，創造力的衰退和最後一根稻草的脫手，都在警告著一代作家─或者僅僅是我自己寫作的落幕和卸台。
真的甘心就此打住嗎？
重新啟程的事，又哪有那麼容易哦。
魯迅說，孩子一出生，就一天天靠近著死。這麼說，一個作家一落筆，他就開始一個字、一個字，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地走向寫作的落幕和卸台了。
準備好了要落幕扔掉的筆；也準備好了再次啟程的努力心。緩口氣，換口氣，要麼重新開始，要麼就此謝幕。
在走向謝幕的路道上，多半會碰到一堵走不出去的鬼打牆；可也許，命運好了會突然有個新舞台？
誰知道？鬼知道！
反正作好謝幕的準備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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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七月十九日 於日本伊豆川端康成的腳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