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詩經國風新繹
一
本書重新譯解《詩經.國風》,主要是依據拙著《白話詩經》聯經版三冊增訂加注而成。譯文仍採直譯,解析更求詳盡,所加新注則以簡明為主。
回想從中學時代接觸《詩經》,至今已逾六十年。初由朱熹的《詩集傳》入手,後來兼採眾說,不主一家,一直在摸索之中。進臺大中文系讀書後,從大學本科到研究所,系中開設《詩經》專書課程,先後由屈萬里老師、何定生先生講授。屈老師是我敬愛的經師,治學嚴謹,望之儼然,對經史之學及先秦文獻的研究,特別重視資料的辨偽考證,真可謂深造有得,成就可觀。可是因緣湊巧,我選修過屈老師講授的《尚書》及「古籍導讀」等其他課程,卻獨漏他講授的《詩經》一科。何定生先生是顧頡剛的入室弟子,講《詩經》是由禮樂切入,據說他講課非常活潑,與屈老師大異其趣,但那時我正日夜忙於趕寫博士論文,連去旁聽也不可能。也因此,嚴格說,對於《詩經》的研讀,我其實並無「師承」可言,頂多算是「私淑」而已。
後來在臺大等校中文系教書,適值同事前輩裴溥言教授偕其夫婿糜文開先生出版《詩經欣賞與研究》等書,引起我很大的興趣。讓我覺得用白話來譯注解說《詩經》,要比傳統的文言簡注方式,更便於初學者閱讀。這是一項看似容易卻艱難的工作。
一九八○年前後,石永貴先生入主台灣新生報,邀我撰寫《白話論語》一書,在該報連載,後由該報出版單行本。因為獲得讀者熱烈的反應,因而增加了我以白話譯解《詩經》的信心。一九八六年我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聯經出版公司劉國瑞董事長來訪,發現我辦公桌上正擺著一疊《白話詩經.國風》的初稿,立刻要我答應該書將來由聯經出版。不久之後,石永貴先生調任中央日報社長,梅新擔任副刊主編,他們都邀我寫稿。於是《白話詩經》的〈國風〉部分,就以每週一篇、每篇兩三千字的方式,連載於《中央日報》的副刊「長河」版。刊出後,多家書店曾表示有意出版,我都以早已答應聯經婉拒。那時候我承蒙吳大猷院長的好意,正為中央研究院籌設中國文哲研究所,同時在臺大中文系專任,工作非常忙碌,眼睛又不好,曾住院手術,聯經出版公司的編輯吳興文先生自動為我剪報配圖,累積到一定的篇數,即由聯經正式出版發行。《白話詩經》的第一、二兩冊,就是這樣出版的。出版後也還受到讀者歡迎,分別印行三至五版,每版兩三千冊。
後來我離開臺灣,到香港中大、城大任教,因為眼疾未癒,教學工作又非常冗繁,《白話詩經》的撰寫,不得不暫時停頓。這一停頓,就是好多年。一直到二○○九年初,我在決定香港退休、回臺灣定居的同時,才終於完成十五〈國風〉的所有部分,交給聯經公司出版《白話詩經》第三冊。第三冊的「新繹」部分,引證比前二冊詳細,是基於讀者的建議。
退休返臺之後,閒居多暇,幾乎每天清晨六點左右就起床撰稿,至傍晚才休息,除吃飯、午休外,很少外出活動,也不應酬。雖然有時覺得累,卻樂在其中。這幾年間,不但完成了我《論語新繹》、《老子新繹》、《六祖壇經新繹》所謂「人生三書」的修訂工作,同時也完成了一些新著作,包括由遠流公司出版的《詩經雅頌新繹》(出版社建議易名為《詩經新繹.雅頌編》)二冊。
《詩經新繹.雅頌編》是《白話詩經》的後續之作。以前聯經版的《白話詩經》三冊,只有十五〈國風〉,沒有二〈雅〉、三〈頌〉;只有語譯,沒有音注。如今,在我用「新繹」之名重新闡述古代經典的計劃中,《詩經新繹》成為我必須最早完成的工作目標。預定先完成〈雅〉、〈頌〉的部分,再回頭修訂十五〈國風〉,同時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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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前我受囿於時代風氣,只願意把《詩經》視為純文學,現在我認為它不只是春秋中葉以前民間的風土歌謠、朝廷的獻詩樂歌、廟堂的祭祀舞曲,不只與禮樂的關係密切,而且它確實是周朝用以宣揚政教風化的一本詩歌總集(說是選集也可以。請參閱拙著《詩經與楚辭》一書)。它在孔子整理編訂以前,應該至少經過周公制禮作樂、宣王中興、平王東遷前後三次的編訂過程。從周公的制禮作樂,到孔子所感嘆的禮崩樂壞,這個過程,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無論如何,它在孔子採為教本、奉為經典以後,兩三千年來一直成為讀書人不能不接觸的傳統文化教材。歷代為它注疏解說的學者及著作很多,所謂漢儒、宋儒、清儒,所謂「毛詩」、「三家詩」、《鄭箋》、《孔疏》、《朱傳》等等,都反映了不同的時代風氣。在不同的時代風氣影響之下,幾乎《詩經》的每一篇,甚至每一句,都各有不同的解釋。所謂「詩無達詁」,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現象。
對於十五〈國風〉,我也一直以為產生的時代和地域,與周武王伐紂、周公東征以及周公召公受封的關係,非常密切。武王伐紂克商之後,為了化異求同、封藩建衛,曾經分封功臣及同姓親屬。例如封功臣呂望姜太公於齊(今山東臨淄附近),封周公旦於魯(今山東曲阜),封召公奭於燕(今北京),等等。並且褒封古代帝王的後裔。例如封黃帝的後裔於祝(今山東歷城附近),封神農氏的後裔於焦(今安徽亳州附近),封祝融的後裔於鄶(一作「檜」,今河南密縣附近),封堯的後裔於薊(今北京一帶),封舜的後裔於陳(今河南淮陽一帶),封禹的後裔於杞(今河南杞縣)。對於商紂的後裔也沒有趕盡殺絕,仍舊封其嫡子武庚於殷(今河南安陽),「以續殷祀」,只是將商朝王畿之地,分為邶、鄘、衛,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別駐守監管,合稱「三監」。
沒有想到克商之後,武王西歸鎬京,建立周朝不久就死了。繼立的成王,因為年幼,由周公、召公等人輔政。管叔、蔡叔不服,散播謠言,說攝政的周公將篡奪大位,加上紂子武庚也想復國,於是聯合奄(今山東曲阜)、徐(今江蘇北境)等等方國起兵叛亂。周公奉命東征,豳地之人從征的很多,經過三年,終於誅殺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平定了「三監」之亂。同時,由於成王後來對於周公的公忠體國,已有深刻的認識,對於周公的制禮作樂,也認為確是治國理政之方,所以沿用了武王、周公所規劃推行的分封制度。
首先為了消滅殘餘的殷商勢力,命令諸侯在雒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號稱「成周」,並遷殷商頑民於此,加以控制。另外,改封紂王庶兄微子啟於商丘,國號宋;改封武王弟康叔於朝歌,合邶、鄘、衛之地,國號衛。各賜以殷商若干遺族。又以周公、召公輔政,與畢公為三公,並將奄國舊地封周公長子伯禽,國號魯;以北燕之地封召公之後裔,國號燕,其用意皆在於「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鞏固周朝的統治。周公旦死於成王在位之時,召公奭則活到康王之世。成王、康王是西周分封諸侯最盛最多的時期。據傳所封有七、八十國,其中與周同為姬姓的,即有四、五十國左右。
根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記載,西周初年分封的諸侯國,除上述之外,還封王季(季歷)之兄太伯、虞仲(仲雍)的後裔於吳(今江蘇蘇州);封文王之弟虢仲於東虢(今河南滎陽附近)、虢叔於西虢(今陝西寶雞附近)。其他封給文王子輩的諸侯國,有叔振鐸的曹國(今山東曹縣),叔鮮的管國(今河南鄭州),叔度的蔡國(今河南上蔡),叔處的霍國(今山西霍州)、叔鄭的毛國(今河南宜陽),以及郕(今山東汶上縣附近)、聃(今湖北荊門附近)、郜(今山東成武附近)、雍(今河南焦作附近)、滕(今山東滕縣)、畢(今陝西咸陽附近)、原(今河南濟源附近)、酆(今陝西西安附近)、郇(今山西臨猗附近)等等。封給武王子輩的諸侯國,有成王同母弟叔虞的唐(今山西太原),還有邘(今河南沁陽附近)、晉(前身即唐,今山西曲沃附近)、應(今河南魯山縣一帶)、韓(今山西芮城一帶)等等。封給周公子輩的諸侯國,除伯禽之魯國外,還有凡(今河南輝縣)、蔣(今河南固始)、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東金鄉)、胙(今河南延津)、祭(今河南鄭州附近)等等。這些姬姓國,上至燕,南至江、漢中下游,主要就分布在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等省境內。和十五〈國風〉的地域基本上是重疊的。
此外,還有很多異姓國,包括有功於周朝和有親戚關係的,最著名的是自古與姬姓聯姻的姜姓國,分封於齊、紀、向(俱在山東境內)和申、呂(俱在河南南陽附近)等地;其他還有莒(嬴姓)、郯(己姓)、鄫(姒姓)、鄢(妘姓)、摯(任姓)、鄧(曼姓)、楚(羋姓)等等,分布大江南北各地,真是不勝枚舉。總括而言,十五〈國風〉產生的地域,俱在其中矣。
分封諸侯的結果,使周王室通過血緣關係,建立了宗法制度,有了一定的禮制,可以統轄各地方的行政系統,大大地提高了周朝王權的地位。西周初年的成王、康王,可以說已由夏商王朝的諸侯之長,一躍而成為諸侯之君,擁有了天子之尊,真的可以號令諸侯。周公旦和召公奭也真的成為國之大臣。所謂「分陝而治」,「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可以想見當日概況。他們的後代也都同樣擁有尊崇的地位。後來的周厲王,因暴虐失政,國人起義,他在公元前八四一年出奔彘(今山西霍縣)時,據說朝中即由召穆公虎和周定公二人共同行政,號稱「共和」(一說:「共和」是指由共伯和執政)。這兩位執政大臣,就是召公奭和周公旦的後裔。當人民起義時,厲王的太子姬靜,即後來的周宣王,更曾躲在召穆公家中;賴召穆公之助,才得以脫險。後來又靠召穆公等大臣的擁護和輔佐,也才能登上王位。
周宣王即位之後,勵精圖治,號稱「宣王中興」,開始起用西陲的秦人。先是以秦仲為大夫,後來又重用其子秦莊公,讓他們帶兵攻伐西戎。另外還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出兵征討玁狁;更派南仲、皇父、程伯休等,率軍沿淮水東下,征伐徐國。先後幾次大勝利,奠定他的中興大業,也因此成為〈風〉、〈雅〉詩人歌頌的對象。
宣王雖然號稱中興,但其實西周王朝從昭王、穆王開始,已趨於衰落。周夷王即曾下堂見諸侯,可見諸侯已漸坐大,不聽中央的節制命令,而厲王的出奔,周、召的共和,更說明了周王朝早就出現內部矛盾和社會對立的情況。到了周幽王時,由於寵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最後被申侯聯合西戎、犬戎等外族,攻殺於驪山之下。西周遂告滅亡。太子宜臼不但被申侯、魯侯等擁立為天子,而且在秦襄公、鄭武公、晉文侯等擁護下,由西周都城鎬京(今陝西西安附近),遷都到東方的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陽)。從此進入東周,亦即春秋時代。
「春秋」時代是依孔子所纂魯國史書《春秋》來命名的。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在他出生以前,周王朝和諸侯之間,還維持一定程度的宗法關係,周公制禮作樂的影響也還存在,《國語.周語上》召公諫厲王所說的:「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以及諸侯在政治外交場合的賦詩風氣,也依然時而有之,並沒有滅絕。真正的禮崩樂壞,是在孔子長大以後才深切感受得到的。孔子嚮往西周的禮樂文明,崇尚周公的制禮作樂,因而他蒐集整理當時流傳的《詩》或《詩三百》(《詩經》早期的本子),來做為弟子研讀的教本。《論語.子罕篇》所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所謂「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從中可以看到孔子對整理《詩經》的貢獻。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詩經》,到這時候才可以說有了定本。
不只十五〈國風〉的很多篇章,和上述種種關係密切,即使是〈雅〉、〈頌〉部分,例如〈魯頌〉、〈商頌〉,也多淵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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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一向不喜歡作偏勝的主張,研讀《詩經》的基本態度也一直是:兼採眾說,不主一家;只要古注舊說講得通的,就覺得應該兼容並蓄,不應該偏廢。例如周代有周代的禮制,只要詩篇中有可考定的,就應該信從,沒有憑空臆測的道理。讀書做學問,本來就應該尚友古人,實事求是。
為了幫助讀者在閱讀《詩經》之前,對《詩經》的內容概況及其流傳情形,先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因此我除了保留舊版《白話詩經》的「前言」之外,還參考近人的研究論著,另編〈詩經學關鍵人物及著述書目舉要〉一種,列於書前,提供給有志於研究的讀者,作參考或對照之用。杜甫詩說得好:「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願與讀者共勉。
最後,要對遠流編輯曾淑正的費心配圖和再三校對,表示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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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初校後
二○一八年二月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