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詩經國風新繹　



　　一



　　本書重新譯解《詩經．國風》，主要是依據拙著《白話詩經》聯經版三冊增訂加注而成。譯文仍採直譯，解析更求詳盡，所加新注則以簡明為主。



　　回想從中學時代接觸《詩經》，至今已逾六十年。初由朱熹的《詩集傳》入手，後來兼採眾說，不主一家，一直在摸索之中。進臺大中文系讀書後，從大學本科到研究所，系中開設《詩經》專書課程，先後由屈萬里老師、何定生先生講授。屈老師是我敬愛的經師，治學嚴謹，望之儼然，對經史之學及先秦文獻的研究，特別重視資料的辨偽考證，真可謂深造有得，成就可觀。可是因緣湊巧，我選修過屈老師講授的《尚書》及「古籍導讀」等其他課程，卻獨漏他講授的《詩經》一科。何定生先生是顧頡剛的入室弟子，講《詩經》是由禮樂切入，據說他講課非常活潑，與屈老師大異其趣，但那時我正日夜忙於趕寫博士論文，連去旁聽也不可能。也因此，嚴格說，對於《詩經》的研讀，我其實並無「師承」可言，頂多算是「私淑」而已。



　　後來在臺大等校中文系教書，適值同事前輩裴溥言教授偕其夫婿糜文開先生出版《詩經欣賞與研究》等書，引起我很大的興趣。讓我覺得用白話來譯注解說《詩經》，要比傳統的文言簡注方式，更便於初學者閱讀。這是一項看似容易卻艱難的工作。



　　一九八○年前後，石永貴先生入主台灣新生報，邀我撰寫《白話論語》一書，在該報連載，後由該報出版單行本。因為獲得讀者熱烈的反應，因而增加了我以白話譯解《詩經》的信心。一九八六年我應聘到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聯經出版公司劉國瑞董事長來訪，發現我辦公桌上正擺著一疊《白話詩經．國風》的初稿，立刻要我答應該書將來由聯經出版。不久之後，石永貴先生調任中央日報社長，梅新擔任副刊主編，他們都邀我寫稿。於是《白話詩經》的〈國風〉部分，就以每週一篇、每篇兩三千字的方式，連載於《中央日報》的副刊「長河」版。刊出後，多家書店曾表示有意出版，我都以早已答應聯經婉拒。那時候我承蒙吳大猷院長的好意，正為中央研究院籌設中國文哲研究所，同時在臺大中文系專任，工作非常忙碌，眼睛又不好，曾住院手術，聯經出版公司的編輯吳興文先生自動為我剪報配圖，累積到一定的篇數，即由聯經正式出版發行。《白話詩經》的第一、二兩冊，就是這樣出版的。出版後也還受到讀者歡迎，分別印行三至五版，每版兩三千冊。



　　後來我離開臺灣，到香港中大、城大任教，因為眼疾未癒，教學工作又非常冗繁，《白話詩經》的撰寫，不得不暫時停頓。這一停頓，就是好多年。一直到二○○九年初，我在決定香港退休、回臺灣定居的同時，才終於完成十五〈國風〉的所有部分，交給聯經公司出版《白話詩經》第三冊。第三冊的「新繹」部分，引證比前二冊詳細，是基於讀者的建議。



　　退休返臺之後，閒居多暇，幾乎每天清晨六點左右就起床撰稿，至傍晚才休息，除吃飯、午休外，很少外出活動，也不應酬。雖然有時覺得累，卻樂在其中。這幾年間，不但完成了我《論語新繹》、《老子新繹》、《六祖壇經新繹》所謂「人生三書」的修訂工作，同時也完成了一些新著作，包括由遠流公司出版的《詩經雅頌新繹》（出版社建議易名為《詩經新繹．雅頌編》）二冊。



　　《詩經新繹．雅頌編》是《白話詩經》的後續之作。以前聯經版的《白話詩經》三冊，只有十五〈國風〉，沒有二〈雅〉、三〈頌〉；只有語譯，沒有音注。如今，在我用「新繹」之名重新闡述古代經典的計劃中，《詩經新繹》成為我必須最早完成的工作目標。預定先完成〈雅〉、〈頌〉的部分，再回頭修訂十五〈國風〉，同時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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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以前我受囿於時代風氣，只願意把《詩經》視為純文學，現在我認為它不只是春秋中葉以前民間的風土歌謠、朝廷的獻詩樂歌、廟堂的祭祀舞曲，不只與禮樂的關係密切，而且它確實是周朝用以宣揚政教風化的一本詩歌總集（說是選集也可以。請參閱拙著《詩經與楚辭》一書）。它在孔子整理編訂以前，應該至少經過周公制禮作樂、宣王中興、平王東遷前後三次的編訂過程。從周公的制禮作樂，到孔子所感嘆的禮崩樂壞，這個過程，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無論如何，它在孔子採為教本、奉為經典以後，兩三千年來一直成為讀書人不能不接觸的傳統文化教材。歷代為它注疏解說的學者及著作很多，所謂漢儒、宋儒、清儒，所謂「毛詩」、「三家詩」、《鄭箋》、《孔疏》、《朱傳》等等，都反映了不同的時代風氣。在不同的時代風氣影響之下，幾乎《詩經》的每一篇，甚至每一句，都各有不同的解釋。所謂「詩無達詁」，這也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的現象。



　　對於十五〈國風〉，我也一直以為產生的時代和地域，與周武王伐紂、周公東征以及周公召公受封的關係，非常密切。武王伐紂克商之後，為了化異求同、封藩建衛，曾經分封功臣及同姓親屬。例如封功臣呂望姜太公於齊（今山東臨淄附近），封周公旦於魯（今山東曲阜），封召公奭於燕（今北京），等等。並且褒封古代帝王的後裔。例如封黃帝的後裔於祝（今山東歷城附近），封神農氏的後裔於焦（今安徽亳州附近），封祝融的後裔於鄶（一作「檜」，今河南密縣附近），封堯的後裔於薊（今北京一帶），封舜的後裔於陳（今河南淮陽一帶），封禹的後裔於杞（今河南杞縣）。對於商紂的後裔也沒有趕盡殺絕，仍舊封其嫡子武庚於殷（今河南安陽），「以續殷祀」，只是將商朝王畿之地，分為邶、鄘、衛，派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分別駐守監管，合稱「三監」。



　　沒有想到克商之後，武王西歸鎬京，建立周朝不久就死了。繼立的成王，因為年幼，由周公、召公等人輔政。管叔、蔡叔不服，散播謠言，說攝政的周公將篡奪大位，加上紂子武庚也想復國，於是聯合奄（今山東曲阜）、徐（今江蘇北境）等等方國起兵叛亂。周公奉命東征，豳地之人從征的很多，經過三年，終於誅殺武庚、管叔，流放蔡叔，平定了「三監」之亂。同時，由於成王後來對於周公的公忠體國，已有深刻的認識，對於周公的制禮作樂，也認為確是治國理政之方，所以沿用了武王、周公所規劃推行的分封制度。



　　首先為了消滅殘餘的殷商勢力，命令諸侯在雒邑（今河南洛陽）營建東都，號稱「成周」，並遷殷商頑民於此，加以控制。另外，改封紂王庶兄微子啟於商丘，國號宋；改封武王弟康叔於朝歌，合邶、鄘、衛之地，國號衛。各賜以殷商若干遺族。又以周公、召公輔政，與畢公為三公，並將奄國舊地封周公長子伯禽，國號魯；以北燕之地封召公之後裔，國號燕，其用意皆在於「封建親戚，以蕃屏周」，鞏固周朝的統治。周公旦死於成王在位之時，召公奭則活到康王之世。成王、康王是西周分封諸侯最盛最多的時期。據傳所封有七、八十國，其中與周同為姬姓的，即有四、五十國左右。



　　根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記載，西周初年分封的諸侯國，除上述之外，還封王季（季歷）之兄太伯、虞仲（仲雍）的後裔於吳（今江蘇蘇州）；封文王之弟虢仲於東虢（今河南滎陽附近）、虢叔於西虢（今陝西寶雞附近）。其他封給文王子輩的諸侯國，有叔振鐸的曹國（今山東曹縣），叔鮮的管國（今河南鄭州），叔度的蔡國（今河南上蔡），叔處的霍國（今山西霍州）、叔鄭的毛國（今河南宜陽），以及郕（今山東汶上縣附近）、聃（今湖北荊門附近）、郜（今山東成武附近）、雍（今河南焦作附近）、滕（今山東滕縣）、畢（今陝西咸陽附近）、原（今河南濟源附近）、酆（今陝西西安附近）、郇（今山西臨猗附近）等等。封給武王子輩的諸侯國，有成王同母弟叔虞的唐（今山西太原），還有邘（今河南沁陽附近）、晉（前身即唐，今山西曲沃附近）、應（今河南魯山縣一帶）、韓（今山西芮城一帶）等等。封給周公子輩的諸侯國，除伯禽之魯國外，還有凡（今河南輝縣）、蔣（今河南固始）、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東金鄉）、胙（今河南延津）、祭（今河南鄭州附近）等等。這些姬姓國，上至燕，南至江、漢中下游，主要就分布在今陝西、山西、河南、山東、河北等省境內。和十五〈國風〉的地域基本上是重疊的。



　　此外，還有很多異姓國，包括有功於周朝和有親戚關係的，最著名的是自古與姬姓聯姻的姜姓國，分封於齊、紀、向（俱在山東境內）和申、呂（俱在河南南陽附近）等地；其他還有莒（嬴姓）、郯（己姓）、鄫（姒姓）、鄢（妘姓）、摯（任姓）、鄧（曼姓）、楚（羋姓）等等，分布大江南北各地，真是不勝枚舉。總括而言，十五〈國風〉產生的地域，俱在其中矣。



　　分封諸侯的結果，使周王室通過血緣關係，建立了宗法制度，有了一定的禮制，可以統轄各地方的行政系統，大大地提高了周朝王權的地位。西周初年的成王、康王，可以說已由夏商王朝的諸侯之長，一躍而成為諸侯之君，擁有了天子之尊，真的可以號令諸侯。周公旦和召公奭也真的成為國之大臣。所謂「分陝而治」，「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可以想見當日概況。他們的後代也都同樣擁有尊崇的地位。後來的周厲王，因暴虐失政，國人起義，他在公元前八四一年出奔彘（今山西霍縣）時，據說朝中即由召穆公虎和周定公二人共同行政，號稱「共和」（一說：「共和」是指由共伯和執政）。這兩位執政大臣，就是召公奭和周公旦的後裔。當人民起義時，厲王的太子姬靜，即後來的周宣王，更曾躲在召穆公家中；賴召穆公之助，才得以脫險。後來又靠召穆公等大臣的擁護和輔佐，也才能登上王位。



　　周宣王即位之後，勵精圖治，號稱「宣王中興」，開始起用西陲的秦人。先是以秦仲為大夫，後來又重用其子秦莊公，讓他們帶兵攻伐西戎。另外還命令尹吉甫、南仲等，出兵征討玁狁；更派南仲、皇父、程伯休等，率軍沿淮水東下，征伐徐國。先後幾次大勝利，奠定他的中興大業，也因此成為〈風〉、〈雅〉詩人歌頌的對象。



　　宣王雖然號稱中興，但其實西周王朝從昭王、穆王開始，已趨於衰落。周夷王即曾下堂見諸侯，可見諸侯已漸坐大，不聽中央的節制命令，而厲王的出奔，周、召的共和，更說明了周王朝早就出現內部矛盾和社會對立的情況。到了周幽王時，由於寵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臼，最後被申侯聯合西戎、犬戎等外族，攻殺於驪山之下。西周遂告滅亡。太子宜臼不但被申侯、魯侯等擁立為天子，而且在秦襄公、鄭武公、晉文侯等擁護下，由西周都城鎬京（今陝西西安附近），遷都到東方的成周雒邑（今河南洛陽）。從此進入東周，亦即春秋時代。



　　「春秋」時代是依孔子所纂魯國史書《春秋》來命名的。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在他出生以前，周王朝和諸侯之間，還維持一定程度的宗法關係，周公制禮作樂的影響也還存在，《國語．周語上》召公諫厲王所說的：「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以及諸侯在政治外交場合的賦詩風氣，也依然時而有之，並沒有滅絕。真正的禮崩樂壞，是在孔子長大以後才深切感受得到的。孔子嚮往西周的禮樂文明，崇尚周公的制禮作樂，因而他蒐集整理當時流傳的《詩》或《詩三百》（《詩經》早期的本子），來做為弟子研讀的教本。《論語．子罕篇》所謂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史記．孔子世家》所謂「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從中可以看到孔子對整理《詩經》的貢獻。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詩經》，到這時候才可以說有了定本。



　　不只十五〈國風〉的很多篇章，和上述種種關係密切，即使是〈雅〉、〈頌〉部分，例如〈魯頌〉、〈商頌〉，也多淵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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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我一向不喜歡作偏勝的主張，研讀《詩經》的基本態度也一直是：兼採眾說，不主一家；只要古注舊說講得通的，就覺得應該兼容並蓄，不應該偏廢。例如周代有周代的禮制，只要詩篇中有可考定的，就應該信從，沒有憑空臆測的道理。讀書做學問，本來就應該尚友古人，實事求是。



　　為了幫助讀者在閱讀《詩經》之前，對《詩經》的內容概況及其流傳情形，先有一個概括的認識，因此我除了保留舊版《白話詩經》的「前言」之外，還參考近人的研究論著，另編〈詩經學關鍵人物及著述書目舉要〉一種，列於書前，提供給有志於研究的讀者，作參考或對照之用。杜甫詩說得好：「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願與讀者共勉。



　　最後，要對遠流編輯曾淑正的費心配圖和再三校對，表示誠摯的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