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魯大學東歐史講座教授，一九九七年於牛津大學歷史系取得波蘭史博士學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學就讀大學部歷史系時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後的「蘇東波」，也開啟了他對東歐史的研究興趣。近年來他固定於耶魯大學開設東歐史大學部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太太馬爾西．肖爾（Marci Shore）也是治中歐、東歐思想史的教授，偶爾會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婦兩人都致力於將被湮滅的東歐史帶回英語學界的視野。其歷史著作雖然大量徵引檔案材料與二手研究文獻，讀來卻不生澀，適合學術研究者與一般讀者大眾閱讀，其敘事功力令人想起華語讀者所熟知、同樣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著作目前已翻譯為波蘭語、德語、法語、日語等三十多種語言。而在華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與同樣由聯經出版公司近日翻譯的《論暴政》（On Tyranny，該書顯然是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回應）一同出版，是史氏在華文世界首度問世的完整著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為當時已不久於人世的東歐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教授訪談錄《思慮二十世紀：東尼．賈德思想自傳》（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譯成過中文。不過東尼．賈德教授在跋該書時倒是頗為詳盡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學背景，以及其學術養成當時的美國學術界東歐史研究情況，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後一直期待的那類人的典範：研究東歐的一代美國學人。……
史奈德教授熟諳幾乎所有的東歐語言，除了研究猶太大屠殺歷史所必備的德語之外，也能夠徵引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等十國語言的檔案史料，這點即令其他治東歐史學者（甚至許多出身於曾受大屠殺殃及的東歐國家移民第二代）都難以望其項背（見第五章註一）。除了學術著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二○一三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烏克蘭危機」（Ukrainian crisis）發生時，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個人部落格上發表時政評議，建立其公眾知識分子的聲音。隨著本書以及《論暴政》的出版也開始接受較主流的電視節目採訪，進入美國公眾的視野。
我們認同猶太人受害者，無可厚非，但卻常常將同情與理解混為一談。維也納第六區的紀念碑宣稱是「為了未來而記憶」（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殺業已成往事的此際，難道我們應該深信一個看得見的未來正等著我們？我們與被遺忘的犯罪者和被紀念著的受難者共享著同一個世界，而我們的誤區卻並非無辜的過失。我們的星球現在正改變著，正重新喚醒希特勒時代為人所熟知的恐懼，而希特勒當時也不過是對此做出回應而已。大屠殺的歷史尚未結束。其開啟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們尚未記取教訓。
能對於歐洲猶太人大屠殺具有啟示的說明必須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說明，因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態學式的（ecological），他將猶太人視為自然界的創口。這一段歷史必須是殖民的（colonial）歷史，因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猶太人居住的鄰國土地上發動一場場滅種戰爭（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歷史，因為德國人和其他被謀殺的猶太人並非身處德國，而是身在其他國家。它必須是按照時間順序的（chronological）歷史，因為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歷史，繼之而來的是征服奧地利、捷克和波蘭，以及重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須是政治的（political）歷史，因為德國毀滅鄰邦（尤其是在蘇聯德佔區）創造了一些發明出毀滅手段的地帶。它必須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歷史，提供納粹觀點以外的觀點，徵引發生殺戮的地區內外不同群體的資料，不論是猶太人抑或非猶太人的資料。這不僅關乎正義，也關乎理解。而這種理解也必須是人性的理解，將求生的意志以及謀害的企圖都記載下來，描述謀求活路的猶太人以及那些少數試著幫助他們的非猶太人，接受每個個人與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難以化約的複雜性。
在希特勒的世界，叢林法則就是唯一的法則。人們應該壓抑憐憫的傾向，盡可能地強取豪奪。因此，希特勒與那種認為人類之所以異於自然是因為人類有能力想像並創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間有著斷裂。「政治思想家從這樣的假說出發，試圖描繪出某種不僅只可能實現且還最公正的社會形式。然而對於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獨一無二的、殘忍卻壓倒性的真實，歷史上所有試圖做他想的嘗試都不過是幻影。頂尖的納粹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釋道：政治並非發端於歷史或概念，而是肇始於我們的敵對意識（sense of enmity）。我們的種族敵人係由自然所揀選，而我們的任務則是鬥爭、殺伐，至死方休。」
希特勒善用基督徒所熟知的意象和象徵─諸如上帝、禱告詞、原罪、十誡、先知、選民、彌賽亞─甚至是基督徒熟知的三元時間結構：始於天堂，然後出埃及記，終於救贖。我們活在汙穢當中（譯按：見《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十三節），必須努力淨化自己和淨化世界，才能回到天國。將天國看成是物種之間的戰爭（而非造物的和睦）是把基督教式的嚮往與生物學上顯而易見的現實結合起來。人皆相伐（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狀態並非恐怖的無目的性（terrifying purposelessness），而是宇宙間必然的唯一目的。自然的豐饒就如同《創世紀》所載是供給人類的，但只給予那些遵循自然法則、為自然戰鬥的人類。大自然在《我的奮鬥》中如同在《創世紀》一樣，是為人類所取用的資源─但並非供給予所有的人類，只供給勝出的種族。伊甸園不是一座樂園，而是一條戰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