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當我看到大多數國家在增加農業生產方面收效甚微時，我就懂得了為什麼人們會深信，精通農業是一門難能可貴的藝術。如果說精通農業是一門藝術，那麼，少數國家在這方面是非常內行的，儘管它們似乎還不能把這種藝術傳授給其他國家。這少數精通農業的國家在用於耕作的勞動和土地減少的同時，生產一直在增加。但是，只要把增加生產的經濟基礎作為一門藝術，我就毫不奇怪實現農業生產增加的經濟政策基本上仍然屬於神話的領域。現在，在制定政策方面，一個接一個國家的政策制定者，就像過去按月亮的變化來播種穀物的農民那樣老練了。
農業是一個定居的社會中最古老的一項生產活動，但令人驚訝的是，人們對於在農民受傳統農業束縛的地方之儲蓄和投資的刺激瞭解很少。更奇怪的是，在分析窮國農民的儲蓄、投資和生產行為方面，經濟學倒退了。對於這些環境下適用的特殊類型的經濟均衡，老一輩的經濟學家比現代經濟學家要懂得多一些。
雖然傳統農業的弱小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弱小性並不是一套獨特的、與工作和節約相關的偏好的函數，這一點並不明顯。同樣不明顯的是：傳統農業的弱小性主要是由於農民已耗盡了作為他們所支配的投入和知識的一部分的﹁生產技術﹂的有利性，而對於農民的儲蓄與投資以增加再生產性資本的各種形式的存量，幾乎沒有什麼刺激。本書研究的目的是要說明，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徵是向農民世代使用的那類型農業要素投資的低報酬率；此外，還要
進一步說明，為了改造這類型的農業，就要發展並供給一套比較有利可圖的要素。發展和供給這種要素，並學會有效的使用這些要素，是一項投資—向人力和物質資本的投資。
糧食和農業問題一再被作為檢驗新概念與分析工具的場所。相對於土地而言，勞動和物質資本的收益遞減與李嘉圖式的地租都是例證。從恩格爾統計學開始的需求收入彈性，以及後來亨利．舒爾茨（Henry Schultz）的不朽研究和吉爾西克（Girshick）、哈威爾莫（Haavelmo）、史東（Stone）、托賓（Tobin）、巴克（Buck）、霍薩克（Houthakker）、戈倫克斯（Goreux）等的研究也是例證。最近納洛夫（Nerlove）對遞延分配的解釋價值進行了檢驗，格里利切斯︵Griliches︶對生產函數的特別偏重，以及對雜交玉米這種新投入品的研究成本和社會收益都作了檢驗。本書的研究，我試圖檢驗在確定來自農業來源的收入流價格中，供給和需求方法的有用性。
當我開始研究時，曾打算收錄一個相關文獻的廣泛書目。但是，我很快就明白，儘管可以得到許多有關窮國農業特徵的文獻，然而一般說來這些文獻與本書研究核心的基本經濟問題都無關。因此，我又決定，與其單獨列出書目還不如把它作為附註。結果，許多我所提到的公開發表的文獻條目，代表了支持與我的分析不一致的學說和政策方法的觀點及論述。
自從一九五九年下半年開始本書的研究以來，我要感謝許多人。當我向自己的學生提出本書研究的中心思想時， 與他們的討論使我收穫頗大。我的同事茲維．格里利切斯（Zvi Griliches）、D.蓋爾．詹森（D. Gale Johnson）以及戴爾．W.喬根森（Dale W. Jorgenson）閱讀了本書的主要章節，他們的批評使我獲益匪淺。弗農．W.拉坦（Vernon W. Ruttan）閱讀了全部初稿，我幾乎接受了他提出的所有建議。艾布拉姆．伯格森（Abram Bergson）、理查．A.馬斯格雷夫（Richard A. Musgrave）和勞埃德．雷諾茲（Lloyd Reynolds）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問題。我的妻子埃絲特．沃思．舒爾茨（Esther Werth Schultz）校對了打字稿，核對了參考書目，並多次使我認知到，我自認為清楚的東西實際上表述得並不夠清楚。耶魯大學出版社的瑪麗安．尼爾．阿什（Marian Neal Ash）
小姐慷慨的獻出了自己的編輯才能。我的秘書佛吉尼亞．K.瑟娜爾（Virginia K. Thurner）辛勤地校對了樣稿。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使我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間從學校的工作脫身。更要感謝的是我所要歸功的口授傳統，這是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專題討論工作坊的一部分。
希歐多爾．W.舒爾茨
一九六三年五月於芝加哥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