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臺灣客家研究論文選輯1：客家研究與客家學

導論

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

蕭新煌

　　一、臺灣客家研究的制度化與成熟化

　　本書的編輯主旨是匯集近年有關客家研究（學）的相關期刊論文及研究報告，並加以必要評析，以提供讀者進一步瞭解客家研究及其知識體系建構在臺灣的成長過程、特性和已有成果。

　　我觀察臺灣客家研究的興起，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沒有1988 年的客家族群運動，就沒有客家研究的集結和壯大；當然也沒有後續的客家政策、行政、法律的提升，以及傳播、學術機構化的落實。

　　過去15 年來，臺灣的客家研究的確呈現制度化和成熟化的發展軌跡。制度化指的是客家研究可以透過若干建制化機構來推動，而不再只是零星個別關心客家文化傳承文史工作研究者的單兵作戰。明顯指標就是「三學院、二? 五研究所和二學會的成立」。三個國立大學陸續成立客家研究學院，亦即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2003）、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2004）和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2006）。有了三個學院近60 個正式教職的開缺，亦即可以吸收更多正規客家學術工作者的投入。在這三個學院之外，還有兩個研究所（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和屏科大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和一個研究所分組（屏大文化創意研究所下設的客家研究分組），亦即二? 五研究所。此外，還有兩個投入客家研究學術團體—臺灣客家語文學會（2002）和臺灣客家研究學會（2004）。這些客家研究的機構一旦存在，就代表客家研究已進入制度化的成熟學術發展階段。

　　在上述「三學院、二? 五研究所和二學會的成立」的背後推手，當屬2001年在行政院設置的客委會。上述這些客家研究機構的設置和後續發展都可以看到客委會的身影和力道。畢竟，不同於其他部會，客委會還被賦予客家知識體系發展之推動，這可說是非常特別的「部會與特定學術領域」的制度性關係。

　　從客委會成立迄今這17 年，我相當程度目睹客委會支持了不少經費、研究和推廣計畫給上述學院、研究所和學會，這種現象真可說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特例和個案。

　　成熟化所指涉當然指臺灣客家研究的成果累積成長和多元發展。兩個具體指標可以做為看板，一是愈來愈多具有代表性的臺灣客家專書的出版，以下是7 本比較重要的例子：

　　1.《臺灣客家族群史九篇》（臺灣文獻會主導，邀集十幾位客家學者分別以專論出版十本專書，2000 年開始陸續出版）

　　2.《臺灣客家研究概論》（徐正光主編，南天，2007）

　　3.《客家族群與在地社會：臺灣與全球的經驗》（丘昌泰、蕭新煌主編，智勝與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07）

　　4.《多元族群與客家：臺灣客家運動20 年》（張維安、徐正光、羅烈師主編，臺灣客家研究學會，2008）

　　5.《臺灣客家研究專論七主題》（客委會與臺灣文獻會主導，邀集十位客家學者分別以專書論文出版七本專書，2009 年開始陸續出版）

　　6.《客家的形成與變遷（上、下冊）》（莊英章、簡美玲主編，交通大學出版社，2010）

　　7.《客家書寫：方志、展演與認同》（莊英章、羅烈師主編，臺灣客家研究學會，2010）

　　二是多元化的客家研究出版出現，其中東南亞客家研究的興起，算是最凸顯的特色。以下是另外10 本代表出版品：

　　1.《東南亞客家的變遷：新加坡與馬來西亞》（蕭新煌主編，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11）

　　2.《客居他鄉：東南亞客家族群的生活與文化》（林開忠主編，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及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2013）

　　3.《東南亞客家及其周邊》（張維安主編，遠流與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3）

　　4.《東南亞客家及其族群產業》（張翰璧著，遠流與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3）

　　5.《舊娘？新娘？馬來西亞砂拉越客家社群的婚姻儀式及女性》（蔡靜芬著，遠流與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3）

　　6.《客家文化、認同與信仰：東南亞與臺、港、澳》（張維安主編，遠流與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5）

　　7.《跨界思維：臺灣與全球客家的政策對話》（張維安、陶振超主編，交通大學出版社，2016）

　　8.《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蔡芬芳著，遠流與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7）

　　9.《臺灣與東南亞客家認同的比較延續、斷裂、重組與創新》（蕭新煌主編，遠流與中央大學出版中心，2017）

　　10.《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張維安主編，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

　　二、臺灣客家研究的典範移轉

　　臺灣客家研究的形成和成長要算是從1990 年代開始，說它是1980 年代中後期客家運動的直接效應之一，絕不為過。也因此，另一說法是將客家研究的出現視為「後客家運動的現象」。一般說來，上述三個客家學院派人士對客家研究的評價較正面和樂觀（有顯學之說）；但在學院外的一般地方客家文史工作者卻持有比較負面和悲觀的態度（有邊緣化之說）。兩種評價更不時在論述的字裡行間暴露出矛盾和不一致之處。

　　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制度化和成熟化兩大趨勢之外，還有另一個更具深層意義的發展趨勢，亦即典範移轉。

　　典範（paradigm）這個概念可說是社會科學近二十年來最具影響力和被廣泛引用的關鍵概念之一。這是Thomas Kuhn 在他那本著名的書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1970）中所提出的分析概念，可是書中對「典範」的解釋竟有高達21 種用法。如果分別依廣義和狹義的定義，不難有不同的理解。廣義的典範指的是「一個科學裡成員共同享有的信念、價值、世界觀的全貌」；狹義的典範，則指那些「在上述全貌之下，被科學家共同『採信』，可以拿來做為『解謎』依據的『範本』或『理論』、『公理』」。

　　Margaret Masterman （1970）進一步將典範在科學的實質內涵和作用，從三個由高到低的層次去剖析。最高的層次是形而上典範的意義，泛指某一科學領域裡的工作者所信仰的宇宙觀，亦即「看問題」的大方向和世界觀；中間的層次是社會學典範的意義，指的是科學社群中所形成的特有制度、規範、價值、習慣和約定俗成的決定方式等；最低的層次是建構的典範意義，指的是一群科學家共同持有和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等。

　　George Ritzer （1975）綜合Kuhn 原著和Masterman 的闡釋，也為典範做了相當清晰的定義，他說「一個典範就是在某一科學裡對研究主題的基本意象，它界定什麼應該研究，什麼問題應該問，應該如何問，甚至如何去解釋問出來的答案。典範可以說是那個科學領域中最廣泛和基本的共識，根據典範還可以劃分不同的科學團體或不同的學派。典範指涉一個學派裡共同相信的範本、理論、方法和工具。」

　　釐清了什麼是典範之後，可以讓我們透視所謂科學的「真理」其實是當時為當道科學家信服的主流典範所建構出來的「真實」，這其中包含著豐富的社會學現象，如社群、權威、權力、宇宙觀、規範、價值、壓力、控制、抗拒等。

　　Kuhn 的典範概念可說是將科學（現象）社會學化。所以科學的「進步」，就像社會現象的「變遷」一樣，不必然是漸進、平和，也不必然愈來愈接近「真理」，而可能是存在著一種「科學內的革命」，是一種「組織化的大變動」，也就是一種「新典範推動舊典範」的結局。這種推翻、顛覆的過程，就像社會現象一樣可能有混亂，甚至有「危險」，直到新典範革命成功，取代了舊典範，成為典範移轉後的另一具正統地位的科學典範，才算平息終止。（蕭新煌，2006：10-12）

　　綜合上述所書寫有關典範的討論，最關鍵的內涵就是新舊典範之間的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從典範移轉的概念和分析視野來觀察，最近十多年來臺灣客家研究所經歷四個已浮現的典範移轉，可簡述如下：

　　一是從「客家在臺灣」的源流典範移轉到「臺灣的客家」的在地化典範。新典範就是「在地化的典範」。

　　二是從狹隘的地方主義研究視角移轉到族群互動的視角。新典範就是「具社會科學本質的族群研究的典範」。

　　三是從「客家在臺灣」的墾殖史典範焦點移轉到「臺灣客家」的「族群政治及本土客家政策」的典範視野。新典範就是「族群政治的典範」。

　　四是從臺灣客家只與原鄉的比較移轉到臺灣客家與全球各個他鄉的比較典範。新典範就是「全球比較的典範」。

　　總體來說，臺灣整體社會的本土化和宏觀政治的民主化形構出相當有利於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術典範移轉的大環境，上述客家研究的四大典範移轉的順利進行也不例外。依我觀察，在客家學界並無出現明顯的反動、阻力和抗拒。

　　三、典範移轉下的客家研究或客家學？

　　本書收錄九篇論文，前三篇（二、三、四）是由三位推論臺灣客家研究卓有貢獻的學者所寫的綜合見解和看法。五、六、七三篇論文是以較長篇幅有系統論述客家研究的定位，如何建立知識體系，以及如何從「區域視野」從事客家研究。我個人對這六篇論文的綜合歸類會把他們視為是以臺灣本土為核心的新典範論述。我也特別選錄第八篇論文作為客家研究舊典範的例子，以做為與前述六篇傾向新典範研究宇宙觀的對照。最後兩篇（九、十）可以說是我選來作為對建構紮實的客家研究新典範必要的學術知識體系之根底和基礎。

　　第一篇是張維安的短文「客家意象、客家研究的客家學」，是為《思與言》雜誌在2005 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專輯」四篇文章所寫的導論。他除了簡介四篇論文的主旨和大要外，對本書而言，他對客家研究和客家學的建構有一個有趣的討論，這也是收錄他這篇文章的最大理由。該文一開始就問了對客家研究本質一個關鍵的區別問題：「它是一門具有個別特質的學科」，還是「僅僅只是跨學科的、綜合的，以客家族群為對象、以客家族群為題材的研究」？這是大哉問，也是我期待讀者在閱讀本書各篇文章會時時想到，也能藉此有一定程度釐清的所在。

　　質言之，這就是「獨立學科（客家學）vs. 特定研究領域（客家研究）」之辨識。張維安在文中雖然也引述了若干相關學者的見解，但讀起來，似乎仍是對客家學的定位，不甚有信心，而多以「客家研究」來界定此一以客家族群做為聚焦的學術領域。我也是比較持此立場。

　　我另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觀察，在2000 年代，當客家研究在臺灣被視為一個應該被打造的知識體系和學術工程時，當時論者都偏好以「客家學」來稱它。這凸顯在當年的客家界是比較樂觀，也較有野心。但慢慢地，到最近，使用「客家學」此一名稱就比較收斂，反而多轉而以「客家研究」來命名和標籤此一學術領域。在我看來，這也是客家學術界走向比較務實、踏實和嚴謹化的轉向。它與新舊典範的移轉，其實也還有一些間接的關聯。

　　用張維安的提問來檢視莊英章和徐正光另外兩篇文章的看法，也更容易出現一些有意義的發現。莊英章在第二篇選文中更指出，「某某學」此一名詞的倡導是從中國學界開始興起，而且大多與「地方」、「區域」研究有關，如「泉州學」、「潮州學」和「客家學」。我觀察，這恐怕也是一種「地方vs. 國家」、「邊陲vs. 中心」對立和區隔用心的表現，甚至還有一些反抗意識的表達。臺灣早期也流行客家學，可能多少也受到中國（南方）地方文史研究界的反動所影響。比較特別的是如果「某某學」都與地方的空間區域為核心，那麼當初的「客家學」恐怕也因此被地方空間化，而被拘限不過只成為一個中國華南的「原鄉」區域現象，而非特殊族群的社會文化現象。這種以空間為基礎的客家學，畢竟只是中國原鄉的遺緒，這就是以原鄉為論述核心的舊典範。一旦轉向以臺灣內部族群為焦點的「客家研究」，那不也就擺脫了中國原鄉和源流的宇宙觀及其心態？所以，這就是典範移轉的展現。（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