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週年序
以記憶還給記憶，以尊嚴還給尊嚴
老戰士陷入沉思，想了一會兒，眼色迷茫起來，幽幽說，「沒有戰後啊，孩子，七十年都沒等到戰後啊。」
密碼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二○○九年出版，到了二○一九年，十年驚鴻，書中與我喟嘆長談的長輩，多半已離世。父親的墓地，小樹已長大，杜鵑鳥隱在濃綠的樹叢裡對著山谷呼叫。母親已失憶無言，烽火人生，滿目煙塵。
十年前書寫，是為了給一九四九這個斷裂的、悲壯的時代上一炷文學的香；為了讓那千萬個漂泊的靈魂得到一點詩歌意義上的慰藉；為了讓他們的痛苦承擔可以跨過海峽險阻，被兩岸的同胞所理解；為了讓他們的委屈付出可以穿越世代鴻溝，被懵懂的兒女孫輩尊敬。
《大江大海》至今是大陸的禁書，旅客帶書過海關，會被沒收。但是十年中，書的流傳如水之穿石漫灘，我目睹好些事的風生水起：華人世界興起了做家族口述歷史的風潮，高中生都被鼓勵回家錄下爺爺奶奶的回憶；被國家徹底記憶封鎖的長春圍城，出現了好幾本歷史挖掘的著作；留在大陸孤苦伶仃的國軍老兵，開始得到廣泛的社會關懷；湮沒於草莽中的孤墳棄碑，重新在陽光下豎立起來；流落他鄉的骨骸，人們千里追尋，奉還故土，執香致敬。而這些，幾乎都是民間自發的覺醒和努力。
十年中，《大江大海》也一直在書市的暢銷榜上，這給我的細微訊息是：十年，當年十歲的孩子二十歲了，他也開始讀《江海》了。因此每一次收到年輕讀者來信說，「讀了這書才認識了我的外公外婆……」，我就知道，那個時代的密碼，沾著血跡、藏著眼淚和憂傷的密碼，是真的得到代代心靈傳承的機會了。
一九四九，是海峽兩岸政治、社會、文化的基因；一回頭，已是七十年，腳步仍踉蹌。
張家山
「我想看看張家山。」
來車站接我的人有點為難，猶豫地說，「不要看吧？現在是個氣象台，什麼都看不到了。」
衡陽是父親的故鄉，故鄉人對我也會有故鄉人的真誠吧？
我說，「什麼都看不到，也是一種看到。我知道什麼都不在了，但就是想到那個原址站一會兒。」
是一個小山頭，山頂大概只有三分之一個足球場大。先要通過幾排看起來像是五○年代的職工宿舍樓，水泥都是黯淡斑駁的灰黑，散發著那個時代的氣味。到了一棟完全看不出形狀的房子前，故鄉人說，「一九五八年建的氣象台。」
他沒有說出口的是，這裡曾經豎著一個四、五公尺高的大理石碑，上面寫著「陸軍第十軍衡陽保衛戰陣亡將士之墓」。
一九四四年六月，第十軍一萬七千多將士，對抗日本十萬大軍，死守衡陽四十七天。將士以意志和血肉抵抗火力強大的現代化部隊，使日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傷亡，而國軍自己也有六千多人陣亡。
日本宣布投降的半年後，第十軍的師長葛先才奉命到衡陽搜尋殉難將士的骸骨。一邊流淚，一邊挖掘，距離衡陽戰役不過一年半，葛先才看到的「古戰場」已經「荒草沒頭，鏽損的槍枝、彈殼……遍地皆是。慘白的骸骨東一堆、西一堆，橫七豎八，凌亂的、隨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顧的棄置在那裡，而草長得最高大、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他描述戰場：
我們三人一組、四人一組，分頭撿拾暴露在外的忠骨，如果當初是被草草掩埋的，挖掘起來倒還罷了，有時我們挖掘到埋藏較深的墓穴，屍體尚未完全腐爛，其臭難當。何止令人作三日嘔！不得已，我令人準備紗布口罩，多灑香水，才能勉強繼續我們的工作。我們把挖掘出來的忠骸，抬到池邊清洗，也遍灑香水，所以在安葬時，香氣四溢，已不再有任何臭味了。一些被好心人埋藏很深的忠骸，屍體尚稱完好，甚至軍服、子彈都完好如初。我們實在無法也不忍為他們拆骨遷葬，只好又把他們埋葬起來，有人哭哭啼啼的尋找其親人的遺體，僥倖找到了的，都已經運回原籍安葬了，在戰爭中頭骨破碎的死者為數極多，共得三千餘具，已經是夠多的了。據此推測，官兵死亡在六千以上，已經是比較正確了。
蒐集了三千多具骸骨，合葬在死傷最多、砲火最烈的張家山，然後為這無名無姓的千人塚，立下墓碑。
一九五八年，千人塚被夷平，墓碑被拆除，丟棄，沒有人知道去向。
所謂氣象站，就是山頭一個平台，來回縱橫二十步，長滿了青草，青草上有幾個棄置的簡陋氣象裝置。四周圍是擁擠的破舊民宅，亂七八糟的電線。
我站在這片毫無記憶的青草山頭，風吹著樹，樹葉嘩嘩作響，天空藍得那麼美麗、那麼純潔，好像連一聲最輕微的嘆息都沒聽過。
我就對著那方鮮翠的青草深深鞠了一個躬。
青草下面，有三千個人的白骨，三千個年華正茂、英姿煥發的年輕人的白骨，三千個母親思念的兒子、妻子尋找的丈夫、幼兒呼喚的父親，三千個破碎的頭顱、支解的身體、誰也不知道是誰、誰也不屑記得的人的白骨。
帶我來的故鄉人沉默。離去的時候，他靜靜地說，當地政府正在努力處理那些民宅，想要把這山頭重新恢復成紀念墓園。
金門島
二○一八是金門八二三砲戰的六十週年。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那一天，共軍對只有一百五十三平方公里大小的金門島發動猛烈砲擊，兩個多小時內射了五萬七千發，到次年的一月七日暫歇，已經發射了四十萬枚砲彈。此後持續二十年的「單打雙不打」，很多砲彈落在田裡，落在農舍的屋頂上，落在學校的操場上，落在孩子不敢去的海灘上。死在碉堡外的將士和操場上炸斷了腿的孩子，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
六十週年的紀念，殉難戰士的遺孀和家屬，都到了金門，但是這一天，總統沒有到場。副總統沒有到場，倒是第二天他被人發現壓低了帽子和家人觀光旅遊，就在金門島。政府高層首長，除了派出國防部長之外，沒有一個人出現。國防部長主持的祭典上，官員進入了忠烈祠，遺孀和家屬被安排站立在大門外。
如此冷淡的原因，執政黨的副祕書長在電視的政論節目裡不小心說了出來：「八二三是共產黨在跟國民黨打仗，不是跟民進黨打仗，台灣士兵是為國民黨而犧牲，都是因為國民黨在中國節節敗退來到台灣，這值得紀念嗎？」
鹽城
「你們在戰場上，打輸了的話，部隊撤退或潰散，戰場上的同袍屍體，當然就沒人管了？」我問一個九十歲的國軍老兵。
他笑了，露出剩下的兩顆牙齒，豪氣地說，「那輸了你能怎樣？跑都來不及了。只有打贏的才有權利收屍啊。」
「你在戰場上收過屍嗎？」
「我在場的，都是敗仗，一路敗。只有一次打贏，我第一次有共軍的俘虜……」
「所以清理屍體的都是打贏的？就地掩埋？地上做不做記號？有沒有什麼簡單的儀式？是個別掩埋，還是挖大坑做百人墳、千人塚？看不看軍牌，鑑別身分，做不做名冊？通不通知家屬？不做名冊怎麼通知家屬？敵人和同袍的屍體，埋在一起，還是死後也要敵我分開？戰後會不會回頭去處理骸骨？」
老戰士陷入沉思，想了一會兒，眼色迷茫起來，幽幽說，「沒有戰後啊，孩子，七十年都沒等到戰後啊。」
終於找到身經百戰的上將郝伯村先生。
生於一九一九年、今年滿百歲的郝先生說，戰場掩埋陣亡將士的規範，國軍是有的，但是在激烈混亂的砲火中，很難做到。尤其是，當時的徵兵，有一點積蓄的人家往往買一個鄉下農民頂替當兵，所以即使有名牌，也不見得是真實身分。通知家屬，家屬也不知在哪。
「在我所經歷的戰役中，」二十一世紀的見證人郝先生說，「唯一一次把每一個陣亡的同袍都鄭重列冊、安葬、致敬的，只有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砲戰。因為那不是一個流動的戰爭。」
同樣的問題，問一個跟林彪上過東北戰場的解放軍老人家。他說，「戰鬥結束，就地掩埋。能向老百姓買或是徵用一個現成的棺材或是一個木頭櫃子，都還得是幹部以上的才可能。絕大多數的兵，就是找一條草蓆，包了埋了。」
「戰場上的俘虜怎麼處理？」
「俘虜，一抓到就換頂帽子，槍塞給他，就是解放軍了，叫他槍口回頭打國軍。有時候，連帽子都來不及換，直接上陣，他就陣亡了，連名字都不知道。遼瀋戰役的時候，傷亡幾千人，都是就地掩埋的，哪有名字。煙台解放的時候，倒是在山上建了一個烈士紀念碑，名字刻上去的，也只有營以上級別的人。」
「敵人的屍體呢？」
「就隨便埋一埋了。」
「誰負責埋屍體？」
「文工隊、衛生隊的，都是臨時組織。打沙岑我就被派去處理過屍體。打塔山，死了好幾千國軍，多半沒人管。戰爭結束以後，當地的百姓才把幾千個屍體推到戰壕裡埋了。」
問這些問題時，一個好朋友突然說，「你別忘記，大多數士兵是不識字的，造名冊很困難。其實，戰場的屍體，你不是自己寫過了嗎？」
我知道，他指的是《大江大海》第五十二節「鹽」。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張拓蕪的部隊行軍到了江蘇北部剛剛被國軍從共產黨手中奪過來的鹽城……
這時的鹽城，卻十室九空。蘇北，是共產黨統治了很久的地盤，這次被國軍奪回，城牆上插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不可能沒經過血淋淋的戰鬥，但是踏著十二月的冰雪進城，張拓蕪覺得鹽城透著怪異……－－整個城竟然沒有戰壕。
駐紮處沒有水源，部隊就在城門口找到淺淺的一窪水，像是地裡滲出來的，紅紅黃黃的，極不乾淨，但是總比沒有水要好。他們就喝這水，用這水煮飯。
二十一軍的一個士兵，蹲在空曠處。草紙是奢侈品，沒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塊石頭來清理自己。當他用力把一塊冰雪覆蓋的石頭掰開時，發現石頭下面竟是一隻手臂，一隻穿著軍服的手臂，凍成青色的。
原來不是沒有戰壕，所有的戰壕都被掩埋了。把戰壕挖開一看，裡頭埋了七百多具屍體，是共軍的。這溝裡躺著的所謂共軍，張拓蕪知道，很多也不過是被拉來的農家孩子。挖出來的屍體，摸摸軍服裡的口袋，每個口袋裡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書和親人的照片……
他們總共找到三千多具屍體，扔在護城河裡，全是四十九軍的國軍……面色鐵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沒有闔眼，突出的眼睛對著淡漠的天空，像醃過的死魚。
原來二十一軍這段日子飲用的、煮粥的那窪紅紅黃黃的水，是屍體混著融雪逐漸滲上來的血水。
沒有戰後。七十年了，沒有戰後。鹽城三千陣亡者，白骨想必還在繁華城鎮的地下。
康邊森林一列火車
七十年太遙遠了，很難記得嗎？那麼一百年呢？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一戰結束一百週年。
我特別注視德國和法國，想知道，在這個碎片化的、混亂的、政治淘空了理想的時代裡，他們用什麼語言、什麼姿態去紀念這一百週年。德國、法國，是連續打了好幾百年戰爭、世世代代為敵的天然仇啊。
沒想到，梅克爾和馬克宏選擇在距離巴黎八十六公里的康邊森林會面，他們同時走向森林中的一列火車。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十一點，德國代表團踏進了這節2419D車廂。簽約儀式不在城裡而在偏僻的森林裡是因為，以法國人對德軍的痛恨，德國代表團若進入城市，很可能招來暴力攻擊。盟國帶著強烈的懲罰意識，讓德國首席代表爾茲伯格屈辱地簽下了停戰協定，協定的條件幾乎是毀滅性的苛刻；爾茲伯格痛苦地簽了字，然後站起來說，「你可以讓一個七千萬人的國家受苦，但是不能讓它滅亡。」盟國的首席代表，法國統帥福熙輕蔑地回答：「就這樣。」
火車被帶到巴黎當作勝利的勳章展覽，奉命簽約的爾茲伯格被德國的極端分子暗殺。
德國在屈辱中憤恨，憤恨是一種危險的情緒，易爆的燃料；在憤恨的燃燒中希特勒挾著狂熱的掌聲崛起。一九四○年，德國軍隊兵臨巴黎城下，這一回，法國被迫簽停戰協定。
在哪裡簽？
希特勒讓這節車廂送到一九一八年簽約的康邊森林同一個地點。車廂內，當法國代表讀出德國指定的停戰條件時，希特勒就坐在一九一八年法國統帥福熙的座位。
然後車廂被送到柏林去展示。二戰後車廂被毀，法國依原樣重製。
在四年的一戰中，法國有一百四十萬人陣亡，德國有兩百萬人陣亡，總共一千萬人——一千萬個年華正茂、英姿煥發的年輕人，一千萬個母親思念的兒子、妻子尋找的丈夫、幼兒呼喚的父親，一千萬個破碎的頭顱、支解的身體。
一百年之後，馬克宏和梅克爾並肩站立，十一月的康邊森林一片金黃，有童話的色彩。德法聯合軍隊的軍人，臂章繡著德法國旗混合的象徵，分別唱了兩國的國歌，國歌之後，卻是貝多芬的《快樂頌》。孩子們天使般的歌聲朗朗，響徹了森林。
兩國元首踏進了車廂，坐下來，肩並肩，在一個本子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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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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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以來，收到太多的讀者來信，
來自不同年紀閱歷的世代，來自全世界各個不同的地方。
《大江大海》像黑色深海中鯨魚以震動微波發出的密碼──
有些失散半世紀的親人，找到了；
有些完全淹沒的歷史，浮出了；
有些該算沒算的帳、該謝沒謝的恩，找到了遺失多年的投遞地址；
有些背了一輩子的重擔，放下了。
這不是走到民國百年了嗎？
開啟一封一封來信，每一封信都帶著熱流，
像大河穿過大地，像血液流過血管。
民國百年的土壤，一定是鹹的，有多少人的眼淚和汗。
書出當時只有「跋」，沒有「序」，
在書出版一年半以後，離散的「民國三十八年」更為人知了，
而書中很多涉過大江大海的人，也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回到他曾經用眼淚和汗澆過的大地。
捧著這把我無以回報的信，就以一篇短序，
來跟讀者做個很難及格的「進度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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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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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秋天，《大江大海》出版，好像有一道上了鎖，生了鐵鏽的厚重水門，突然之間打開了，門後沉沉鬱鬱六十年的記憶止水，「嘩」一下奔騰沖洩而出，竟然全是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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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在電話上的聲音非常激動，大江南北各地的鄉音都有，他們的聲音很大，可能自己已經重聽；他們的敘述混亂而迫切，因為他們著急：一通電話怎麼講清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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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八十八歲的長者說，他無論如何要親自把手寫的自傳送過來，現在就送過來，因為，他說，「他們馬上要送我進老人院了，一進老人院，大概就沒人找得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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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誰？我不知道，也不忍問，只是想到，人生的不由自主，除了十八歲時可能被送上一條船而就此一生飄零之外，竟然還包括在八十八歲時被送進一輛不知所終的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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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的自傳到了我的手裡，很多是手寫的，有的童拙，每個字都大手大腳跨出方格，雜以錯白字，憨厚可愛；有的，卻是一筆有力的小楷書法，含蓄雅致。字體大小錯落，墨跡深淺斑駁，可以想見都是花了很長時間，夕陽的懶光照進來，光束裡，千百萬粉細的塵粒翻滾，一部民國百年史，是否也包含這些沒人看見的自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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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信件，來自和我同代的中年兒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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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父親的遺物中看見一個臂章，寫著某某「聯中」的字樣，從來不知道那是什麼，其實也沒在乎過，懶得問。讀了你的書，才知道自己的父親竟然是那八千個孩子中的一個，他竟然是這麼走過來的。想起從前每次他想跟我談過去時，我就厭煩地走開……
開放之後，他一路顛簸回到老家，只能拜倒在墳前哭得死去活來，太遲了，太遲了……
讀你的書，我也才認識了父親，可是也太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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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戰後和平歲月出生的這一代，也都六十歲了，已經懂得蒼茫，凝視前一代人逐漸消瘦，逐漸模糊的背影，心中有感恩，更有難以言說的疼。火車錯過，也許有下一班，時光錯過，卻如一枚親密的戒指沉入大海，再多的牽掛惆悵也找不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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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一代，很多人真的拿著錄音機磨蹭到祖父母身邊，請他們「說故事」。香港珠海學院的學生為長輩拍紀錄片，小學生回家問外公外婆「當年怎麼來香港的」，問出連自己父母都嚇一跳的身世。宜蘭羅東高中的學生遍訪鎮上的眷村長輩，一個一個做口述歷史。但是被封藏的記憶並不僅止於流離的難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記憶也有「流亡」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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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很恨外省人，媽媽嫁給外省人他一直都不高興。我和媽媽去他家，他拿出他做日本兵的照片給我看，很得意說，你看，日本兵制服多神氣，哪像中國兵那麼爛。我對他反感得要命，但是，現在我有點明白了：他在南洋打仗，很多年輕時的好朋友都死在南洋，他喝醉唱歌，其實是在想念過去，就像爺爺一天到晚說他的老家山東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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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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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至今在大陸未能出版，但是在一個防堵思想的社會裡，「未能出版」等於得了文學獎，人們於是花更大的工夫翻牆尋找。對於內戰的「勝利者」而言，六十年來「失敗者」被罩在一個定型的簡單的「敵我意識」硬殼裡頭，攤開《大江大海》，猶如撬開那個硬殼，看見的卻是渾身傷痕一個又一個的普通人──原來所謂敵人也不過就是當年鄰村的少年。讀他人史，澆自己愁，「勝利者」自己心中多年深埋的傷，也開始隱隱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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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書我讀得很慢，讀時淚流滿面，無法繼續，只能掩卷使自己平靜下來才能再讀下去，有時，需平靜數日才能續讀。
抗日戰爭勝利的一九四五年，我己經是讀小學四年級的少年了。今年，我是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了，我的家鄉是在東北吉林省的一個小山城……
隱忍不言的，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傷口。北京作家盧躍剛給我一封長信，說的是「勝利者」的傷，其實比「失敗者」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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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者「轉進」到了台灣，臥薪嘗膽，蝸居療傷。勝利者的行徑卻著實怪誕。他們不是像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勝利者那樣，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休養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統論，把中國人嚴格地階級成份等級化……先是向農民翻臉……把幫助自己打下江山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次之向知識分子翻臉，向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翻臉，把過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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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內戰，死個幾百萬人暫且不算，戰爭本來就是血腥的。我們要問，中共建政後，和平時期?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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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失敗者」飄搖度日，倉皇求存的時候，「勝利者」卻開始進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時代。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把大躍進時期的饑荒死亡人數定在四千五百萬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底層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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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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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出版後，求全的責備是不少的。大陸讀者說，為什麼對大陸的著墨那麼少？為什麼不寫解放軍裡頭「人」的故事？為什麼不寫後來被送去韓戰死在雪地裡的「志願兵」？為什麼不寫大陸的一九四九？台灣的讀者說：為什麼沒寫血淚交織的滇緬孤軍？為什麼沒寫受盡委屈的東海部隊？為什麼沒寫被俘虜而飽受折磨的敵後情報員？為什麼二二八的部分那麼少？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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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是一個母親對她十九歲馬上要徵召入伍的兒子所說的故事。這個母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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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辦法給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飛力普，沒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麼大的國土、那麼複雜的歷史、那麼分化的詮釋、那麼撲朔迷離的真相和快速流失無法復原的記憶，我很懷疑什麼叫「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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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只能給你一個「以偏概全」的歷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記得的、發現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個人的承受，也是絕對個人的傳輸。(頁二一三)
面對那麼多的「悖論、痛苦和痛苦糾纏、悖論和悖論牴觸」，這個母親幽幽然說：
我其實是沒有能力去對你敘述的，只是既然承擔了對你敘述的，我稱之為「愛的責任」，我就邊做功課邊交「報告」。(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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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大歷史，我是個小學生。《大江大海》的十六萬字，是一則初步的引言，一個敞開的邀請，而我果真不是唯一在課堂上修課的人。書一出版，一個「全球大勘誤大校對」的行動就開啟了。
第四一三頁您所提及的「拉讓江」，應該是「砂拉越河」，古晉只有一條河，就是砂拉越河。(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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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四十一師團二三九連隊」應該是「聯隊」，不是「連隊」。日軍部隊序列通常稱「聯隊」，敬請查核。(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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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二七頁的「棲風渡」就在我家鄉北面，是京廣線上一個小站，可是應該是「棲鳳渡」才對，您可以跟張玉法院士再確認……(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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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母親在香港的工資三十元」的說法也許不一定對，五十年代我父親在茶樓看帳，月薪大約二百元，我家女傭是三十元，而且是因為供膳宿才這麼低。所以馬英九母親工資可能是三百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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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九三頁第三行「艦上懾人的十六管魚叉飛彈」不太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十六管魚叉飛彈，附件是二戰期間的軍艦武器列表，供您參考。(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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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島大撤退都說是完美的整齊撤退，可是我困惑的是，當時聽見親身從青島撤退的人說，混亂中多少人從船上掉進海裡，還有人被夾慘死，您的敘述……(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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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字校對，史實勘誤，記憶商榷的信件，從全世界各地源源不絕地進來。編輯不斷地協助我核實，不斷地修訂，每一個新版都再度經過新一輪的勘誤和校訂，也就是說，至今沒有一版是百分之百一樣的。讀者自地理的遠方、記憶的深處，把自己對歷史的認識提出來慷慨分享。我的「以偏概全」的「報告」，先是得助於前行者的耕耘──譬如沒有張正隆的《雪白血紅》就不會有長春圍城那一章；然後受惠於全球讀者──包括很多專家──的校正和勘誤。大江大海，在一個持續湧動的歷史推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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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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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一陣一陣打來。潮水上來，潮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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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戰犯身分被判死刑後來服了七年徒刑的台籍日兵柯景星，二戰中擔任俘虜營的監視員時，曾經冒險把雞蛋送給囚禁中的中國領事卓還來夫人，讓她餵養懷中的嬰兒。二○○九年，卓還來的家人，特地從美國飛到台灣，找到柯景星親自謝恩。柯景星不久就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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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送到新幾內亞戰俘營的游擊隊長李維恂，在我當初找到他時，第一句話就是：
我知道為什麼我的戰友都死在拉包爾，但我李維恂獨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這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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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迎回拉包爾的抗日國軍英靈之後，李維恂被邀請到台北忠烈祠參加中華民國國軍的春祭。他滿頭白髮，拄著拐杖，站立在拉包爾犧牲將士的牌位前，靜默許久，然後深深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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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恂，兩個月前過世。民國百年第一道淡淡的曙光，照在蘭嶼。
二○一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