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的滿洲國，不是狹義上1932∼1945年日本扶植下成立的「滿洲國」，而是廣義的概念，指的是歷史上在滿洲這片廣袤土地上建立的各個政權、它們之間的憲政演變關係、及可能被建構出來的民族共同體。



　　因此，本書跳出古代東亞的王朝譜系和20世紀的中國中心正統觀，也不以「東北」這種「地方」身分來書寫，而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滿洲」（Manchu）是皇太極創造的詞彙，最初的意思指的是結合滿洲人、蒙古人、朝鮮人、生活在遼東但已經滿化的漢人等新的人類集團、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滿洲」（Manchuria）一詞也是英語系國家用來稱呼今日包括中國東北、東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在內的土地。本書作者劉仲敬借用了這個概念，但他指出，「滿洲」的歷史地理範圍，不僅僅是指今天中國東北的行政區域，而是包含了今日河北（燕地）、膠東半島的泰山以東（齊地）、遼東半島、朝鮮半島、東蒙古，一直到俄羅斯濱海區這一塊廣袤的土地；它和古代日本的關係也一直非常密切，「滿洲海盜」出沒的日本海一直是古代滿洲、日本和朝鮮之間的交通和文化紐帶。



　　作者採用了文化人類學的分析方法，放棄「中國」這個政治概念，而是以東亞、內亞和東北亞文化區作為分析和詮釋框架。作者認為，中古以前的滿洲都是內亞文化的一個東北亞分支，強烈受到內亞草原文化的影響。蒙古高原到滿洲之間的「黑貂之路」就像「絲綢之路」一樣，是內亞技術和文化的輸液管道。13∼15世紀的蒙古帝國，意味著內亞在文化和政治上主導東北亞和東亞的時代。之後內亞衰微，東北亞崛起。對應傳統的中國史學解釋，就是清帝國統治了中國、蒙古、準格爾地區和西藏的17∼19世紀。



　　如果從政權更迭的角度看滿洲的二千年演變，則在興隆窪與夏家店文化（上古時代）之後，首次出現的國家組織形式是燕國（前10∼西元2世紀）、之後大致有高句麗（5∼7世紀）、渤海國（7∼10世紀），再次是遼（10∼12世紀）和金（12∼13世紀），然後是滿清（17∼19世紀）覆蓋整個東北亞、東亞和內亞，終止於溥儀的滿洲國（1945年），滿洲最後被納入今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通史。作者的關切點是從憲制的角度分析滿洲國家的歷史演化。比如作者認為，高句麗自身的政治組織，最初是比較鬆散的專業集團聯盟，其王權隨著軍事和戰爭而加強，逐漸變成軍國主義和封建聯盟體系並存的二元國家。高句麗在和唐帝國爭奪朝貢體系的主導權而失敗，意味著東北亞取代內亞而主導東亞（中國）的過程，要往後三百年才由遼金部分實現。渤海國則是高句麗的後繼國家，也承襲了高句麗的二元性。



　　本書是劉仲敬「民族發明學」理論架構下的產物。民族發明是一種17∼20世紀的全球現象，民族發明的結果，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在政治上取代了過去的封建王國和帝國。最初發生在西歐、比如英法德的民族發明，引發了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崩解，從而在歐洲出現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在東亞也是如此，滿清帝國朝貢體系的瓦解，導致亞洲東部出現了中華民國、蒙古國、東突、北韓、南韓、滿洲國等新興民族國家。梁啟超發明的「中華民族」，就是現代中國想承接大清五族共和的疆域和遺產，打造民族國家而使用的政治概念，本身也是民族發明的一部分。然而中華民族本質上是一種「帝國超民族主義」，它試圖整合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族群而打造現代民族國家，難度巨大，故產生種種問題。

　

　　作者認為，從滿洲的地理、歷史和憲制演化來看，「滿洲民族」具備豐厚的基礎和一致性。而從這一視角窺探滿洲，也發現藏在考古發現和漢文史料下面的「另一種滿洲史」，比如高句麗和唐國爭奪朝貢體系主導權、比如契丹和渤海的關係猶如國共對峙、比如「Easy Money」使勃極烈制度由盛轉衰、比如「滿洲大憲章」的覆滅和政治自由的喪失，等等，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慣常認知。這也是本書作為歷史書寫的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