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建成與失敗（王曉明）

現實與歷史的糾葛：內藤湖南的中國觀及其反響：百年後重讀《支那論》（戴燕）施特勞斯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兼談中國施特勞斯派的問題（朱元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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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先生析論「五四」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余英時）

「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五四」百年之際專訪余英時先生（唐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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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書人的古今遭逢

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李奭學）

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賴慈芸）

彭淮棟與所譯《浮士德博士》（彭錦堂）

彭淮棟翻譯作品中的文言文（魏淑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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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武俠世界內外

金庸武俠世界的大象（馬國明）

金庸的晚年心境（李懷宇）

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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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致讀者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本期《思想》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這兩篇文字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紀念百年前的一場學生運動，而在於闡釋、發揮這場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中所積累的一筆精神遺產。



　　如余先生所再三強調的，「五四」精神在近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他指出，這個精神用胡適先生的話說，即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或者批判的精神。五四的傳統一路發揮這種批判精神，在中國大陸鼓舞了歷次的民主思潮，在台灣則經由《自由中國》在思想上啟發了日後的民主運動。在海峽兩岸，它都確實是「真實的歷史動力」。



　　但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由於本土的民主化取得了一定成果，加上後現代與去中國化的潮流沖刷，五四在台灣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官方固然對五四的批判精神多所壓抑，即使在知識界，自由派批評五四的激進主義，保守派不滿五四的反傳統，「中國道路」論則否定五四的普遍主義，五四與這個時代彷彿失去了有機的聯繫。余先生的分析與論證兼顧政治與思想，旨在展現廣義五四運動的豐富內容，值得我們參考、反思。



　　本期的另一個主題是翻譯。在中文世界的文化積累中，來自翻譯的比重堪稱驚人，構成了我們文化資源的主要部分。不過兩岸皆然，都不視翻譯為「正業」，無論物質的酬報還是專業地位的認可都遠遠不足。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投身翻譯，藉著引進另一個語種的文化精華為中文讀者開拓視野，自己也在嘔心瀝血的翻譯過程中發揮才情、文采、知識的儲備，尤其是跨文化的文化涵養，獲得了成就感。



　　在台灣，彭淮棟先生正是一位以翻譯為志業的有心人。他的譯筆精湛高雅，除了忠實轉達原文，往往還能引讀者含?玩味，一些經典譯著在海峽兩岸乃至於華人世界擁有無數讀者。淮棟兄在去年去世，在本期，我們邀請到他的摯友彭錦堂、魏淑珠記述他的為人與譯筆，聊表紀念之意。我們也獲得李奭學、賴慈芸兩位分別撰文，探討翻譯史上的兩段故事。譯書人的遭遇極為多樣，本刊36期發表訓練先生的〈清河翻譯組蠡測〉，讀來令人感慨萬千，或可與本期的文章對觀。



　　內藤湖南的史學著作非常知名，在中國史的領域中有著可觀的影響。他也是明治、大正年間的中國問題專家，多次以記者身份或者受命於日本政府到中國調查，與中國政界的來往也稱頻繁。他所著《支那論》對於中國的國情與走向提出許多觀察與建議，即使在一百年之後，其獨特處依然值得參考。戴燕教授正在從事此書的中譯，先將所撰的譯本導讀交給本刊發表，對於內藤湖南的經歷、《支那論》的內容，以及生前身後幾代學者的回應與評論，做了細緻的梳理介紹，相信會引起讀者們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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