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們的歷史上，有過許多次盛衰興亡，於是也有了許多開國立業的君主和喪亂亡國的君主。有趣的是，開國之君的偉大大體上都是一個模式，而亡國之君的遭際卻往往極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在形形色色的亡國之君中，明末的崇禎帝顯然是最有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因為至少從表層現象來看，這個崇禎帝根本就不具備人們通常以為的一個亡國之君應該具備的那些特徵。
難怪明末的遺民們會為此發出許多感慨。
錢（音同「聲」）在《甲申傳信錄》卷一中說：「上英謀天挺，承神廟、熹廟之後，勵精圖治，駸駸然有中興之象。然疆場外警，中原內虛，加以饑饉薦至，盜寇橫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神器遽移，遂死社稷。嗚呼！英謀睿慮，曾不一施，其留恨又何極也！」他對於崇禎帝的死和明朝的亡國表現出極大的遺憾之情，而且顯然認為，「英謀天挺」而又「勵精圖治」的崇禎帝對於明王朝的覆滅並不負有什麼主要責任。
鄒漪的《明季遺聞》序中則把崇禎皇帝與歷史上一些失德喪邦或是導致國家衰敗的君主們做了比較，更覺得明朝亡在崇禎帝之手實在是很難理解的事情。這篇序中說：「先帝以聖明在禦，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屍位，厲王之內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蕩，道君之放逸，百無一似，謂宜治平立至。而逆寇犯闕，身殉社稷，言天言人，都不可信。」既然崇禎帝要比夏朝的太康，周朝的厲王，東漢的哀帝、平帝，西晉的惠帝，甚至風流倜儻的唐玄宗和宋徽宗都要強得多，完全沒有他們身上的那些毛病，為什麼亡國的災難還要落在他的頭上呢？
的確，不論是同歷朝歷代的君主們相比較還是同明朝的列祖列宗們相比較，崇禎帝都不能算是一個很差勁的皇帝。他好學勤政，嚴於律己，人也相當聰明幹練，具有這樣全面素質的帝王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實在是並不多見的。但他生不逢時，正好趕在一個最不利於實施統治的時代登上了君臨天下的寶座。
在中國歷史的治亂迴圈中，一直有兩大主題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一個是多年相對安定的社會生活必然會造成人口的膨脹，而當人口總量超過當時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時候，就必然會產生以人口危機為前導的巨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危機的總爆發釀成災難性的大亂，其結果是通過饑荒和戰爭等惡性手段大量消滅現存人口，首先解決了人口危機，而後在這個基礎上重新築造治世。另一個主題表現在文化方面，承平日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往往使得以中原統治階級為承載主體的中原文化在多年治世之後表現出嚴重退化的跡象，於是政治腐敗、道德淪喪、世風綺靡、武備孱弱；這種古代的「過度文明」症狀同樣會給整個社會造成巨大危機，而這種危機往往要通過一個或數個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軍事集團對中原的進犯和蹂躪才能得到解決——清新的「野蠻精神」給中原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接踵而來的也許會是一個文治隆隆武功赫赫的盛世。
而在十七世紀上半葉，也就是崇禎帝策禦宇內的時候，中華帝國卻正好處在一個最敏感的危急時刻。此時，明帝國的人口密度按當時情況已經達到超飽和的程度，而長年的乾旱和平均氣溫下降造成的農業生產衰退更加重了人口危機的烈度，開始出現連年不斷的全國性大饑饉。這是一種明王朝自身機制根本無法解決的災難性危機，因而儘管崇禎帝和他的大臣們絞盡腦汁，卻無論如何也緩解不了越來越嚴重的大饑荒，也無法撲滅由饑荒引發的農民大暴動。在崇禎帝十七年的統治中，他一直對以李自成和張獻忠為代表的所謂「流賊」充滿了刻毒的仇恨和絕望的恐懼，卻很少清楚地意識到，在農民起義者背後決定著明王朝最後命運的正是誰也無法擺脫的饑餓之神。
同樣在這個時候，明王朝的「過度文明」症狀也已經發展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崇禎帝上臺之前帝國剛剛經歷了魏忠賢專權的災難性事變，那段為時不長的「黑暗時期」其實恰恰反映出明帝國在整體上已經極度腐敗。崇禎帝在剷除掉魏忠賢集團之後卻不得不繼承那個集團給他留下的全部政治遺產，其中包括一整套僵化、繁瑣、效率低的政治結構，朝臣間激烈而又毫無原則的黨爭，制度化了的普遍貪污腐敗，荒謬的軍事體制和由它造成的武備的極其衰弱無能，國家各級財政的極度拮据……也包括明末士大夫只知一味高唱理學的道德至上高調（奇怪的是與此同時士大夫們，甚至許多大理學家們的道德水準相當低下），對於經邦治國卻毫無能力可言。中原文明的敗落給了邊疆少數民族部落極好的機會，這個機會被滿洲軍事貴族抓住了，在一次次對明王朝這棵大樹進行過無情砍斫之後，皇太極的繼承人終於進入了北京，成為「天下」的統治者。
在崇禎帝上臺的時候，他的帝國即將滅亡的命運已經無可挽回，這也許是其悲劇的基本原因。對此，許多人就歸結為「天命」或是「國運」，而崇禎帝本人則強調「朕非亡國之君，臣盡亡國之臣」。但他本人真的就沒有一點責任嗎？對於這一點，清代的歷史學家們已經在進行認真的討論。胡智修在《居業堂集》卷二十中說是「烈皇所以被誣者四：曰自用，曰愎戾，曰吝，曰用宦官」。所謂的「誣」其實就是時人為崇禎帝總結的主要弱點。距離明亡時間較遠因而也能持比較客觀態度的全祖望更明確地指出：「莊烈自言：朕非亡國之君。夫其憂勤明察，固不可謂為亡國之君，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辭於亡國之咎。大抵莊烈召禍，內則退宦官而不終，外則吝於和議。……」（《鮚埼亭集》卷二十九）從政策的角度來講，全氏認為崇禎帝主要有任用宦官和不能同清朝和談兩大失誤，這方面值得進一步探討；而在個性或者說政治作風方面，「性愎自用，怙前直往」和清初人們普遍評價的「自用」、「愎戾」則完全是一致的。
在深入接觸文獻材料之後，每個人都會對崇禎帝的自作聰明、自以為是、固執多疑和刻毒殘酷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將崇禎帝的性格特點追溯到他的幼年時代，我們就會發現那些個性其實本來並不算怎麼惡劣，在一般人身上頂多是無傷大雅的小毛病罷了。可怕的是，這些本來並不算十分惡劣的性格特徵，一旦與專制皇帝的絕對權威結合起來，卻變成了一種令人震驚的破壞性力量。崇禎帝作為一個歷史上少有的積極有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發揮到了極致。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崇禎帝的這種積極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滅亡。有些古代學者已經隱隱約約地感覺到，如果在明末天子寶座上的是一個比較昏聵無能的皇帝，例如萬曆或是天啟那樣的皇帝，明朝的國祚也許還能再苟延一段時間。
因積極振作而誤國而亡國，這本身就是個足以令人震驚的話題，順著這個話題說下去難免就會牽扯到對於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十七世紀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黃宗羲就是在含著血淚總結了亡國痛史之後，才寫出那部著名的《明夷待訪錄》，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為「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原君）
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一點也沒有提到崇禎帝和他的歷史教訓，這或許是出於一種難以克服的遺民情結。但從其內容來看，卻不難找到崇禎朝事的影子。黃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權限制君權，提出人臣要做君主的「師友」，要「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這就很容易使我們聯想到崇禎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顏婢膝的實況。而在《學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關於「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的大膽政治設想，顯然也是深深有憾於崇禎時期天子剛愎自用，以致殺身亡國的慘痛記憶。
一個早在三百多年前把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專制帝王的故事，大概正是從以上的角度講，對於我們的現代生活，還是不無借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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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