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寫本自序
民國六十七年春天，三民書局主持人劉振強先生過港相訪，言及拙著《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為書商翻印，紙張印刷皆極粗劣，慨然欲為重排問世。因感其盛意，允為再蒐集資料，慎重改寫，以期不負士林期望。惟當時未立即著手，待翌年二月長久撰寫的《史學方法論》一書付梓，始傾力進行，迄於今年三月，凡歷時二年，改寫工作完成，字數由十萬言增至三十萬言，持論亦有不盡同於舊著者，因名曰《新寫本與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
新寫本在蒐集西方正統史家及非正統史家論及中國史學的言論，較舊著有顯著的增加。舊著僅收有湯普森(J. W. Thompson)、白特費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奈芬司(Allan Nevins)、巴拉克勞甫(Geoffrey Barraclough)、魏吉瑞(A. G. Widgery)、卡耳(E. H. Carr)等六家的言論，新寫本則增加瑞查森(Alan Richardson)、艾爾頓(G. R. Elton)、盧克斯(John Lukacs)、浦朗穆(J. H. Plumb)、葛蘭特(Michael Grant)、馬爾威克(Arthur Marwick)、瓦爾班德(T. W. Wallband)、巴容(Jacques Barzun)、麥尼耳(W. H. McNeill)、傅爾(N. E. Fehl)、但斯(E. H. Dance)等十一家的言論。西方漢學家的言論，增加有限，是極為遺憾的。維運長時期醉心閱讀西方史家（包括正統史家及非正統史家）討論史學之書，其點滴涉及中國史學者，即?記別紙，積久遂多。西方漢學家的作品，則涉獵不勤，倉猝蒐讀，難及萬一。這是最為汗顏無地的。去歲八月出席在臺北舉行的國際漢學會議，維運曾以〈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為題，在大會宣讀，李恩涵兄即席建言，謂西方史家所知中國史學，悉由西方漢學家而來，不妨寫一西方漢學家論中國史學的專書。其言甚具卓識，謹記於此，以待來者。
西方史家對中國史學的認識，仍未至精深。成見的存在，文字的隔閡，是雙重障礙。破除成見，非一朝一夕之功；浩如煙海的中國史籍，讓西方史家寢饋其中，而藉見其精蘊，無異是一種苛求。以致西方史家論中國史學之作，最佳者多為論某家的史學，或專論某一史學上的問題，以材料有限容易控制之故；通論中國史學者，則每浮泛粗略，偏頗之論，叢出不已。拙著之作，蓋激於此。惟為之分析，與之衡論，是消極的。應積極地重建詳贍的中國史學史。中國長久發展的科學史，已由西方學者所重建，英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書，近期內難為國人之作所代替。但是重建中國史學史，主要應是中國史家的責任。中國史學的博大精深，非任何西方史家所能完全了解。沉淫在浩瀚廣大的中國史學史資料中，築起壯觀的史學樓閣，對中國史家而言，現在應是其時了！
維運初寫與改寫此著，前後相差十五年之久。初寫在民國五十三年至五十四年之間，以不及一年時間，匆匆寫成十萬言，於五十五年獲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資助，梓行問世。學林以其書有發前人所未發者，遂不棄之，而師友的啟發、鼓勵與批評，所賜者尤多。今謹不憚繁言，縷述於後：
在師長輩中，首先須感謝的，是英國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浦立本(E. G. Pulleyblank)師。民國五十一年初秋至五十三年仲夏，維運讀書劍大，浦師為指導教授，在英國劍橋或牛津大學的指導教授，是有無上威權的，每週面對面的一次指導，勢在必行，學子視之為畏途。浦師規定我每週一下午四至五時到他研究室見面，一小時的時間，長如永晝，所討論者多為中西史學的異同問題，浦師就問題發問，且步步緊迫，至我瞠目無以應為止。談至興高采烈時，則被延至其家，邊飲邊談，浦師酒量甚佳，師母亦善飲，我則力敵之而立於不敗之地。浦師每說我喝酒後活潑多了，英文也流暢多了！喝酒之益有如此。我之得知西方正統史家對中國史學的成見，以及中西史學異同方面的一些問題，鮮非浦師之賜。
劍大鄭德坤師於看到拙著後，對我的鼓勵最多，多次通信中，皆提及其內容，尤許其「態度誠懇，詞氣謙和，與諸氣浮心粗，妄自尊大者，實有天淵之別」。實則此為維運所應努力的目標，曷敢云已臻於此？
臺灣大學的師長對我的教誨，是罄竹難書的。姚從吾、沈剛伯、張致遠、劉壽民諸師，開啟我西方史學的知識，李玄伯、方杰人、夏卓如、勞貞一諸師，奠立我中國史學的基礎。拙著問世後，他們微笑嘉勉，只取其長而置其短。為弟子護短，似是中外的通病。為弟子者，應逆知其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然，施施以驕於人，只取敗辱！
旅法三十年的左景權先生，對拙著是最為偏愛的。六、七年的書信往返，他對拙著提出最有價值的修正意見，如認為拙著過分側重英文論著，而未能兼顧其他；過分注重形式（章節過分分明），而未能神明變化，皆是卓越之見。惟維運以語文程度限制，以及疏懶成性，兩者皆未能遵示修正（拙文〈西方史家心目中的中國史學〉，稍打破形式，謹附於後），慚愧萬千！景權先生於1978年出版《司馬遷與中國史學》(Sseu?ma Tsien et Lhistoriographie Chinoise)一書，用法文寫成，議論精闢，能道時人所不能道（維運不通法文，曾請人將其中數節，譯成英文，讀之歎服不已。惟拙著中未曾稱引，恐失其原意故），西人視之，則不啻洪水猛獸，先生來信感慨言之。先生刻正用法文寫《希羅多德與司馬遷》(Herodote et Sseu?ma Tsien)一書，書成後，則擬以餘力用中文寫作，謹拭目以待之。
在朋友群中，須感謝者，更僕難終。臺大歷史系同班同學周廣美女士，最能細心閱讀拙著，所提意見，極為珍貴。她認為拙著所涉及的每一個問題，幾乎都可寫成一本書，或一篇長文。維運記取其言，而改寫後的情況，未見大有改善。細密詳贍，是拙著所未及的。
李方中、傅秀實、易君博、閻沁恆、張存武、文崇一、林伯羽、呂士朋、何佑森、陳捷先、孫同勛、張朋園、王爾敏、王樹槐、王璽、劉鳳翰、顧立三、張奕善、毛漢光、郎德渝諸兄，都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談天雕龍，益我最多，羽觴交錯之際，亦莊亦諧亦頌亦諷之論出，能消清愁，能滌神智。沁恆、朋園、爾敏、立三、漢光諸兄論及拙著的長信，以語多溢美，謹珍存之，自我欣賞，發表則所不敢，其建議已逐一採納，在此不復贅述。
學生中，許逖朝夕為拙著鼓吹，不但寫專文評介（《東方雜誌》復刊第二卷第六期載其〈一本為外國人寫的而中國人必須讀的書〉一文，即評介拙著），且廣為口頭宣傳，岌岌不可終日；陳錦忠在未相識時，寫成〈比較史學初探〉一文（載於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十八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以與拙著相商榷；邢義田始終表現出最大的興趣，通信中時相討論；黃俊傑不時提醒我注意西方史家的文化背景及其成見的由來；黃進興在資料的供應上，使我省了很多蒐集的辛勞；君蜜小姐一字一句的細讀，改正了不少的錯誤。其他熱心者紛紛，皆銘記於心，不敢忘。
在初寫與改寫的過程中，內子孫雅明的功勞，不能隱沒。猶憶初寫時，適值新婚，住臺北市溫州街，竹籬茅舍，情調幽雅，寫至艱澀處，則良久不產一字，而客人適來，內子即於院中生火，煮酒烹茗，賓主盡歡而散。待客人去，難以捉摸的文思又來。有時寫至深夜，燈火熒熒，內子特備「宵夜」，案頭食之，味美無窮，真極寫作的雅事。改寫的兩年，講學香港，人地生疏，處囂塵之世，有若蟄居，家中情況則與十五年前大異，老大宗騏十四歲已身高六呎，老二宗蘭喜問故事，老三宗驥精力無盡無窮，家中寫作，已不可能。猶幸香港大學的研究室在半山，極清淨，每天早晨習慣七時至，十二時離去，其間甚少人事干擾，回家後則將改寫情形告內子，內子傾聽，唯唯諾諾，蓋日久而形成習慣如此。今改寫既竣，不能不長揖一謝。
拙著未能寫成英文本，誠為憾事。師友的期望，辜負至多。惟所考慮者，傾數年之力，頗懷疑自己能否寫出水平以上的英文作品，反不如致力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為愈。且國人對中國史學的藐視，有甚於西人者；西人之論，國人亦有諗知的必要。區區一再用中文寫作，蓋有不得已的苦衷，惟幸大雅亮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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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七十年五月
杜 維 運
序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