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三冊）

中文版序

寫在出版之際

　　本書是《植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台??督府?帝?日本》（三元社，2008）的中譯版。

　　本書出版經過已記於第三部末之「日文版後記」，在此希望寫一篇專門面向中文版讀者的「中文版序」，也一併談談本書出版前後筆者個人的心路歷程。

　　原本我並不太喜歡寫私事，也認為讀者對作者的私事不感興趣。

　　不過，之所以想要在寫中文版序的同時談自己的心路歷程，理由在於，本書出版後我將研究場域移至臺灣，其後又再移至日本，透過這樣的移動，在臺灣、日本──有時還加上韓國──等研究場域中，不時被詢問到我自身的研究定位（包括本書）。此外，筆者在思考問題上也有所翻新。

　　首先，如同「日文版後記」所談到的，本書是新發表的作品，當初並非是以取得「博士學位」為目的而寫。出版當時，筆者出身的研究所正處於學位制度之過渡期。「取得博士學位後出版專著」，在如今的日本、臺灣都已稀鬆平常，在當時卻非一件理所當然之事。

　　生於1967年的我，就讀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之際，並未感受到激烈競爭業績、必須取得學位的氛圍。但是，在結束博士課程前後，「博士學位」的存在突然獲得注目。在此之前，我對博士學位的印象，大概就是「功成名就的著名老教授，在出版集生涯研究之大成的論著後，獲得名望與學位」這樣的模糊認知。實際上，身邊有獲得學位的教授、前輩也不多。

　　我還記得那時對新浮現眼前的「課程博士」，感到相當困惑。這個「課程博士」要在博士課程結束數年後取得，如今已是一般常識；但是從筆者經歷而言，卻不得不視為無法企及之物。就讀博士課程中或博士課程結束後的我，如同「日文版後記」提到的，決定以資料整理、資料集出版為畢生志業一環，參與朝鮮總督府官僚親自談話的「錄音紀錄」活字化等事務，以歷史學徒的身分充實地度過每一天（現在回想起來，其實也是滿心不在焉的研究生活）。但是，在此同時，在後進世代中卻逐漸構築起授予「課程博士」此般新資格、稱號的制度。身處制度過渡期的我，這時並未獲得大學的正規教職，周邊也沒有可視為模範的女性教授。就這樣，在許多大學擔任兼任講師，也就是「專業兼任講師」，勉強維持生計。加上還要償還就學貸款，持續度過時間、金錢上都接近極限的生活。

　　在不知道能持續進行研究到何時的危機感中，「以日本史出身的立場，對於迄今投注心血的殖民地研究，想留下具有專業角度的研究」，這樣的迫切想法日益增強。為此，除卻工作與兼職的時間以外，我都關在房間，努力寫作本書。

　　就這樣出版本書之後，意外地，我獲得的不是前述「課程博士」學位，而是以本書取得所謂的「論文博士」（通稱「Ronpaku」）學位。這時是2008年11月。無論是好是壞，我可能是沒有必要意識到「要在期限之內取得學位」的最後一代了。又，反過來看，因為依照自己的步調執筆寫作，即便涉及較為廣泛的對象領域、時代，也能夠細究制度或履歷的細節。本書原動力就是「調查我自己不可不知的事情，而希望闡明此問題以傳達給某人」這樣的心情。

　　再者，1990年代後半以降日本的殖民地研究中，浮現出同時考慮複數殖民地的「帝國史」研究潮流。在此，對我來說，本書出版就像統整某些東西一般，感受到自我滿足的安心感。另一方面，在日本的臺灣研究，1998年日本臺灣學會設立，在和臺灣民主化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地域研究」這樣的明確領域。筆者一方面學習這樣的潮流，一方面也由於出身歷史學的日本史研究室，強烈規範了自身的學術視野與思考。本書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示出當時的我所到達之境界與極限。

　　寫完本書之後，透過投身全新環境，面臨再度思索己身研究定位的必要。所謂的全新環境，指的是在臺南的研究生活。2009年5月，在吳密察教授協助下，我以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專案助理研究員的身分，將研究據點移至臺南。這份研究員職務的任期，有時一年、有時三個月、有時九個月，雖然不是很一致、安定，但在當時的戴華主任及中心相關人士盛情之下，我在這裡度過總計約三年九個月的研究生活。

　　筆者在成功大學直接面臨到的，是從南臺灣出發所見的「海洋文化」、「閩南文化」歷史觀點。另外，出身日本史研究室的我，一直以來主要使用日文中以毛筆寫成的草字資料，在臺南的日常則是充斥著以臺灣話為首的複數語言。日本統治臺灣時期應該也是像這樣充滿複數語言的聲音，但是從我自己閱讀的文字資料中，卻沒有浮現出包含這些聲音的世界。如同「日文版後記」也談到的，有心留意使用日語資料一事或從官僚視角所製作資料有其界限。然而，在臺南親身體驗的每一天，卻迫使筆者必須改變執筆本書時所持有的問題意識。面對由多重語言構成的地域社會歷史，與自己向來從事之殖民地官僚研究主題，兩者間應該如何接續、建構出嶄新研究，便是我在成功大學的全新課題。

　　另一方面，本書主題之一是要和朝鮮史進行對話。關於這點，2010年迎來「『韓國併合』一百年」，這個在日、韓研究場域中都相當重要的時間點。我接受日、韓兩國政府組織的「日韓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以及岩波書店《思想》雜誌特輯《探問「韓國併合」100年》等對研究者的邀請，撰寫數篇論文。還記得當時，我一方面身處臺南，一方面獨自苦惱著如何理解並說明國家之間的歷史對話。

　　這段歲月中，我在臺南的研究生活，處理本書所未能應對的課題。亦即著眼位於地方社會、身為複數語言媒介者的下級官僚，一邊發表幾篇論文，一邊摸索與臺灣史的嶄新對話。具體的研究對象，是身處警察機構末端的臺灣人巡查補，或是創設臺灣話學習組織、刊行雜誌《語苑》的法院通譯。不過，在此之前的高級官僚研究，及新發展的下級官僚研究，兩者共同研究視角都是體制、組織內部的民族問題，這點來看是一貫的。也就是說，這兩者並非個別研究，而是相互補充的（相關研究成果，到收集、提供日本研究者情報的網頁「researchmap」上，輸入筆者的姓名，便能檢索得到。有興趣的朋友，敬請參考）。

　　除此之外，不只臺南，在臺北亦有與臺灣研究者進行學術交流之機會，對我來說也是很大的轉捩點。特別是在2009至2011年每年12月召開的「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會議（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主辦），我都有機會報告「在日本臺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以日治時期為中心」一題。這在了解臺灣各領域的研究狀況、理解臺灣與日本研究方式的異同等方面，都讓我獲得非常珍貴的經驗。對此，打從心底感謝主辦單位的相關人士，每年都邀請華語不流暢的我，給予此一交流機會。

　　2013年4月，我再度移動到日本，前往位於東京郊外、具有一百二十年傳統的女子大學「津田塾大學」，以專任身分執教，直到現在。通過「公開招募」，成為所謂「有職者」，經濟上趨於穩定，已經是四十多歲了。筆者在津田塾大學教授「日本史概說」、「日本研究」等課程，其中，在上課九次的「日本研究（日本與臺灣的近現代關係史）」裡，向日本年輕學生傳達我在臺灣累積的所學。我所指導的畢業論文，雖然不全都是有志於臺灣研究的學生，但是與對亞洲或殖民地歷史有興趣的學生對話，也是莫大的研究養分。不過另一方面，我也無法湊出一段完整空檔到臺灣調查資料，因為自身怠慢導致研究停滯，而持續一段倍感焦慮的時期。終於在兩年多前，再度開啟一年到臺灣調查兩三次的生活，稍微看得到脫離停滯的徵兆了。

　　我的研究之所以能再一次啟動，一大要因即在於取得臺灣資料的環境有所整備。特別是在日本也能閱覽的臺灣數位資料庫，其檢索機能、免費閱覽制度等，相當使我受惠。例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中央研究院合作建置的「臺灣總督府檔案系統」、國立臺灣圖書館的「臺灣學數位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的「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可說令我陷入停滯的研究恢復生機。

　　本書日文版出版的2008年當下，這些數位資料庫還未出現。從資料環境劇烈變化的現在來看，經過十年才出版的中文翻譯版，在先行研究或資料相關情報這點上，可能會有讀者覺得有所不足吧。關於這點，對於本書中譯版的情報維持在日文版的程度，請讀者見諒。

　　最後，關於中文版的出版，希望向以下各位致上謝意。承接厚重的本書翻譯之三位翻譯者──郭婷玉小姐（國立臺灣大學歷史所博士候選人）、江永博先生（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研究生及博士候選人）、王敬翔先生（愛知大學博士，現為聯合、陽明大學助理教授），負責本書企劃、編輯的臺大出版中心蔡旻峻先生，聯繫中文版出版計畫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隆志教授，協助中文版出版的臺大出版中心主任王泰升教授、臺灣研究叢書主編吳密察教授，致上衷心感謝。

　　承蒙以上各位協助，本書中文版得以出版，遇見新的讀者後會建構起什麼樣的關係呢？至今，我在臺南的生活、臺灣的研究者、檔案館與圖書館等，接受許多恩惠。回過頭來看，若是能透過這個中文翻譯版還原某些歷史，更甚，稍稍對臺日相互研究的進展提供貢獻的話，便是出乎我意料的幸福了。

推薦序

張隆志�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日文原著出版十年後，岡本真希子教授的《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即將與中文讀者見面了！

　　這是一本體大思精，嚴謹細緻的重量級學術論著。本書以近代日本的殖民地官僚為研究焦點，從制度設計、人材流動及政治過程三方面，深入探討日本帝國與殖民地的政治結構與矛盾，仔細剖析外來與本地人才的任官歷程與流動，並具體呈現中央與地方各利益團體的互動競逐及衝突。有別於過去以內地政壇與個別殖民地為主的論述，作者在綿密的史料實證基礎上，以朝鮮和臺灣殖民地為相互參照的個案，為日本政治史與帝國史研究開拓出嶄新的比較分析取徑。

　　從學術史的視角而言，本書反映了1990年代日本帝國史與殖民地史的兩大重要趨勢：一是批判日本中心的主流視角，重視殖民地的周邊及跨帝國的比較；二是從政治外交史的傳統課題，轉向社會文化史及知識建構史的分析。作者從帝國內地與殖民地連動的整體空間視野，長期與短期交織的多重時間脈絡，為殖民地政治史建立宏觀而動態的研究範例。

　　另一方面，解嚴後的臺灣，曾是長期禁忌的日治時期歷史，在1990年代隨著總督府檔案等重要檔案史料的開放與數位化而蓬勃發展。新的研究人材陸續投入臺灣法律史、醫學史、教育史、文學史、女性史、生活史、區域史、原住民史等新領域的發掘與探索。1998年日本臺灣學會成立後，臺日兩地學術交流逐漸密切，日本帝國史與殖民地史的代表性成果開始引介至臺灣，而臺灣史學者的學術論著亦開始受到日本學界的矚目。

　　上述背景也成為我和本書作者長期學誼的歷史脈絡。還記得1998年的溽暑，與岡本桑初遇於南投臺灣省文獻會的檔案室。當時還是博士生的她，是日本中京大學臺灣總督府檔案目錄編纂團隊的一員。其後在若林正丈與吳密察等老師所組織的臺日青年學者交流活動中，我首次有機會聆聽她的研究發表，並在臺史所同事陳培豐的引介下進行交流。2009年她來到臺南的成功大學擔任專案研究員後，我們因共同參與楊肇嘉六然居史料整理的機緣，開始較深入的互動。2011年她受邀在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年度回顧與展望會議上介紹日本的臺灣研究，由我擔任與談。我們的聯繫與討論在2013年她獲得專任教職返回東京後仍持續不輟。如今回想起來仍倍覺幸運而珍惜。

　　本書中譯本除了日文原著的精彩學術內容外，更有作者與臺灣讀者分享的動人故事。在中文版序裡，岡本教授首次公開她做為一位女性歷史學者的學思歷程：在往返兼課與生活學貸壓力中勉力寫作本書初稿；在指導教授過世後以本書申請早稻田大學論文博士；隻身來臺後在聘期與待遇不穩定的情況下，專注地展開基層地方官僚與殖民地通譯等新研究，並努力學習臺語和中文寫作；返回東京任教後，致力於向日本新世代青年介紹臺灣歷史，並設法定期來臺從事史料調查研究等。其面對命運曲折時不畏艱苦的堅毅鬥志與治學精神，著實令人佩服！

　　2017暑假，我至國史館拜訪臺灣研究叢書主編吳密察教授，詢問本書中譯的可行性。其後在臺大出版中心主任王泰升教授及湯世鑄總編輯的支持下，邀請臺灣大學歷史系郭婷玉小姐、早稻田大學江永博先生、愛知大學王敬翔博士展開翻譯，並由編輯蔡旻峻統籌編務。如今本書中譯本即將問世，岡本教授的大作也將與本叢書之若林正丈、近藤正己、栗原純，及駒?武等重要日本學者的重要代表作般，成為臺灣史讀者的學術公共財。相信大家從閱讀本書的過程中，將可獲得知識的喜悅與力量，並開啟嶄新的視野與想像。在此謹以感謝與感動的心情，向本書作者致上誠摯的祝福與敬意！

導讀（摘錄）

陳翠蓮�臺大歷史系教授

　　近十餘年來，歷史學領域出現了文化史、生活史研究蓬勃昌盛，傳統政治史研究日益消褪的明顯趨勢。輕薄短小、趣味化、娛樂化的議題趨近常民大眾的生活，是容易親近感知的歷史，較諸冷硬厚重的政治課題更受歡迎。日治時期臺灣史領域也因這股學術潮流的影響，文化史、生活史、娛樂史大行其道，已有好長一段時間未見令人振奮的政治史研究成果。

　　長期以來政治史研究幾乎等同於制度史研究，既冷又硬，充滿距離感。岡本真希子的大作《殖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與日本帝國》，如書名所示，以官僚史、制度史為主，可說是典型的政治史研究作品。但是，本書對於所謂「政治史」書寫方式具有相當突破，不僅克服政治史的沉悶枯燥，並以生動活潑的筆調展現寬廣與多元的研究視野，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政治史研究」示範。此書出版於2008年，十多年後的今日終於有中譯本介紹給臺灣讀者，在政治史退潮的此刻，可說別具意義。

　　本書出版後做為岡本真希子之博士論文，主要探討戰前日本帝國的殖民地「官僚王國」如何建立，尤其是臺灣、朝鮮兩處規模龐大的官僚體系有何特性與異同。全書分為三部：第一部探究殖民地官僚的制度與機能，勾勒殖民地文官體制的整體面貌、帝國�中心與殖民地�邊陲的階序關係、臺灣與朝鮮兩處殖民地官僚結構的組成與差異；第二部討論殖民地高級官僚人材，聚焦在臺灣總督府與朝鮮總督府高級文官的學歷、資格，因應各自條件所形成的官僚體系特性與流動規則。第三部則以1930年代發生的減俸及縮減加給問題為觀察焦點，剖析殖民地官僚反對減俸運動與本國的政治互動、朝鮮與臺灣官僚內部因不同利害關係所造成錯綜複雜的合縱連橫行動。

　　依據岡本真希子自己對本書內容所做的比喻：第一部是殖民地官僚體系固著的「骨骼」，第二部是流動的「血液」，第三部則是「病灶」分析。從這一比喻，讀者可以窺見岡本的寫作企圖心：不但梳理殖民地官僚制度的完整架構，還要有血有肉、面面兼顧；不只提供靜態的制度性描述，並掌握人事運行流動狀態；不僅提出巨視的結構觀點，並聚焦於微視的個案分析。極其難能可貴的是，在這本大部頭的作品中，岡本真希子不僅能夠游刃有餘地達到上述幾項目標，並且以生動流暢的文字、犀利的洞見，吸引讀者沉迷其中。

　　1990年代隨著日本國內政治變動，學術界出現「日本帝國史研究」潮流。在早年經濟起飛、高度發展的時期，日本社會全力追求經濟層面的「Japan as No.1」，對於「二戰之前日本帝國究竟如何運作」的課題幾乎不願碰觸。直到經濟泡沫化、政黨解體重組，終於停下腳步，探索反省過去。日本學術界開始以戰前日本帝國擴張時期所控制的地域為範圍，針對複數殖民地、複數民族所構成之近代日本進行跨域的比較式、批判性研究。1992年山本有造的《日本植民地??史研究》、1992至1993年岩波書店出版岩波講座《近代日本?植民地》共八卷系列專書，探討日本帝國與殖民地的構造、產業、人流、去殖民等課題開始，帝國史研究逐漸興盛，駒?武的《植民地帝?日本?文化統合》、小熊英二的《「日本人」?境界—沖?．???．台?．朝鮮植民地支配??復歸運動??》等書，是其中頗為亮眼的成果。

　　2000年以後日本帝國史研究仍方興未艾，並逐漸深入各主題史蔓延，2006年岩波書店又出版岩波講座《「帝?」日本?學知》共八卷系列專書，闡明日本帝國各種近代知識的形成過程，接著又有青壯代學者如淺野豐美的《帝?日本?植民地法制—法域統合?帝?秩序》、西澤泰彥的《日本殖民地建築論》、山路勝彥的《近代日本?植民地博覽會》等等循此路徑。岡本真希子的大作《植民地官僚?政治史—朝鮮．台??督府?帝?日本》正是此波成果中的佼佼者。

　　本書的學術座標初步可如上之「日本帝國史研究」加以定位，但是，筆者認為，此書的內容並不僅僅是帝國史研究而已。岡本真希子早年受早稻田大學由井正臣教授指導，奠定政治史研究的專業基礎，熟悉日本近代政治人物與官僚的公私文書；並且長時間參與各個學術團隊，累積研究養分。她參加中京大學檜山幸夫教授的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編纂團隊、學習院大學宮田節子教授的朝鮮總督府官僚錄音資料整理計畫、早稻田大學淺古弘教授的戰前臺灣判決紀錄編目等研究團隊，涉略過日本、臺灣、韓國從檔案文書到影音的各類主題史料。她同時也是東京大學若林正丈教授、臺灣大學吳密察教授合辦的東亞史工作坊，以及京都大學駒?武教授主持讀書會的常客，透過歷次研討活動，熟悉朝鮮與臺灣殖民統治的各種研究取向。積極參與各個學術團隊、廣泛接受各種訓練，使得岡本真希子養成堅實而多元的學術背景與研究能力，就像武俠小說裡的「吸星大法」，快速吸收各家精華，淬鍊成自己的獨門功夫。

　　粗略而言，近二十年來殖民地史研究有三大受到矚目的研究取向，包括著重殖民壓迫課題、殖民地反抗運動的民族主義研究取向（nationalism approach），重新檢視、詮釋殖民統治遺產的殖民現代性研究取向（colonial modernity approach），以及關注殖民者與被殖者複雜糾結關係、殖民統治所造成扭曲心靈的後殖民研究取向（post-colonialism approach）。岡本真希子透過前述學術活動熟悉各種殖民史研究觀點，消化融合後，將其巧妙運用。

　　岡本在本書為我們描繪殖民地統治民族差別的基本面貌。臺灣總督府與朝鮮總督府的共同點之一，是總督府統治初始到終結，官僚人數不斷膨脹、組織肥大化的現象（臺灣成長19倍、朝鮮成長近8倍），殖民地成為內地人官界發展與歷練去處。又例如殖民地薪資差別待遇，因臺灣、朝鮮內地人官僚享有特別津貼，比本地人官僚多出六成薪資，宿舍費、退職優遇等也都是內地人官僚才能享有的特權。但同樣是殖民統治，臺灣總督府與朝鮮總督府也有相異之處，例如在官職安排方面，雖然都存在差別待遇現象，但運作型態大不相同。臺灣人需通過文官高等考試後被任用，但?任、奏任、判任級的正式臺籍文官人數極少、高等文官更如鳳毛麟角，近八成臺灣人只是雇、傭層級職員；簡言之，臺灣人被強烈排除於臺灣總督府官僚體系之外。朝鮮總督府則呈現另一種特色，日韓併合後朝鮮總督府依特別任用令，可不需通過資格考試而任用朝鮮人，藉此收編上層菁英成為親日的協力者；雖然表面上朝鮮人占總督府官僚一定比例，看似與內地人分享權力，但實際上卻多被分派到地方、周邊、非核心的職位上。岡本以有趣的比喻說明這種現象：在殖民地臺灣，所謂文官考試、平等任用只是「空頭支票」；在朝鮮進入文官體系後，則是晉升緩慢、特定職種、疏遠於總督府的「單程車票」（頁346）。種種差別待遇，構成殖民地無法跨越的制度性鴻溝，這也正是醞釀民族主義反抗運動的豐沃土壤。

　　其次，日本殖民統治引進秩序、效率等近代體制，但許多近代制度到了殖民地，為了符合特殊統治需求而做種種調整、變形、甚至成為獨一無二的特例，流露「殖民近代性」特性。書中一個讓人讀來津津有味的例子，是殖民地文官服制，岡本真希子以此說明日本統治當局如何透過視覺、標示、身分、展演，成功建立「帝國威嚴」，推行近代權威與馴化人民的過程。1899年，日本統治當局以臺灣為起點，建立文官制服，目的是「端肅官吏儀容，保持其威嚴及風紀，且使土人〔臺灣人〕一眼即可識別其為官吏，令其產生尊敬意念，為本島統治上特別必要之事」（頁108）。經由文官制服、配劍樣式的制度化運作，展演統治威儀，不僅讓殖民地人民在視覺上可以一眼辨識統治與被治的階級差異，也在內地人文官內部標示身分階序，形成殖民地之秩序與紀律。1906年起，制服制度被導入朝鮮，文官禮式、敬禮動作等幾乎都複製自臺灣，接著租借地關東州、南洋群島也相繼導入制服禮式。十分諷刺的是，文官穿著制服、配戴佩劍所展演的紀律與威儀，是在殖民地才會出現的特有現象，日本國內地並未適用這套儀制。當時，內地一度研議引入文官服制，卻招來強烈反彈，內地報刊嘲諷這是「官僚思想」、「帝國政府的恥辱」、「對內地而言沒有必要」。此處文官制服的書寫，明顯參雜文化史的處理手法。

　　岡本也以或大或小的例證、或遠或近的視角，剖析殖民與被殖的交錯關係、抵抗與屈從的曖昧難分，流暢地運用後殖民研究取徑。例如前述殖民地制服制度不但形成秩序與紀律，岡本進一步分析，原本應對殖民統治感到排斥與不滿的殖民地知識分子，竟也因為文官制服所代表的「高尚、地位、威儀、權力」等意義，產生有朝一日能夠穿上制服、追求「出人頭地」象徵的複雜心態。又如，第二部探討殖民地高級官僚人材時，朝鮮總督府本地官員任文桓的鮮活例子，令人難忘。任文桓在充滿歧視枷鎖、差別待遇、晉升緩慢的路途上，憑著堅定的「主觀信念」，下定決心培養實力、成為日本中央政府官員，要求自己在此之前「盡可能假裝溫馴」、「不論有什麼衝動，都必須順從於日本人」，以待有朝一日成為朝鮮總督府高官時，就有機會「由政治上解放我民族同胞」（頁331）。這般委曲求全、從長計議的「近身戰」姿態，卻被其朝鮮同胞視為「日本的走狗」、「僅顧自己飛黃騰達享受富裕生活之輩」（頁332）。內受同胞冷眼相待，外遭日本官僚嗤之以鼻的任文桓，究竟是抵抗者還是協力者？晉升向上究竟是目的還是手段？像任文桓這樣的例子如同殖民地知識分子的縮影，足以呈現殖民關係的幽微難辨。

　　隨著殖民統治的長期化，不僅日本人內地官僚與殖民地官僚的利益逐漸分殊，就連從內地派來的「移入官吏」與長期駐在的「在來官吏」之利害也逐漸不同。第三部反對減俸及縮減加給運動中，岡本真希子挖掘在臺日人工商業者與內地人官僚集團長期依存關係，官員減俸影響殖民地消費與經濟活動，竟然變成在臺內地人官民一致對抗中央政府（日本人對抗日本人）的反對運動。其次，反對減俸運動內部同時存在民族問題與階級問題的矛盾，一方面內地人官僚加給是民族歧視的象徵，臺灣人文官（甚至臺灣人）此刻是站在支持中央政府縮減政策的立場。但另一方面，因官職層級不同，即使同樣是內地人官僚，判任官與奏任官、事務官與技術官的反對強度有所差別。更有趣的是，反對運動也透露出警務局執法的兩面性，警察在強力取締殖民地人民的抗爭的同時，卻放任內地人的抗爭。岡本超越帝國�殖民地、朝鮮�臺灣、內地人�殖民地人民等二元對立框架，借用後殖民觀點，細膩地剖殖民統治所造成跨越地域、民族、階級交錯關係，利害分合的關鍵所在，理性與情感的微妙牽扯，統整政治、經濟、社會多重因素，其精彩程度讓讀者擊節再三、大呼過癮。

　　岡本真希子成功穿梭於各種殖民地史研究取向，以及融合文化史、社會史性格的書寫方式，正是筆者認為本書不只是「帝國史研究」，而能達到更高層次學術貢獻的主要原因。附帶一提，本書還有一大特色是岡本費心整理，占本書極大篇幅的各種臺灣與朝鮮文官統計、人事資料。這批經過整理的龐大史料，無疑是提供給後繼研究者便於利用的資料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