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吳作棟傳（1941-1990）：新加坡的政壇傳奇

出版者的話

新加坡走向一流國家之路——建國功臣李光耀與接班人吳作棟

高希均

　　（一）三十一年後吳作棟接棒

　　新加坡從一九五九年脫離英屬殖民地，到一九六五年建國；再進而由落後地區變成高所得國家，每人所得近七萬美元，亞洲第一，最大的功臣自要歸功於歐巴馬所稱讚的「歷史巨人」李光耀總理（任期一九五九∼一九九○）。但是繼任的二位總理吳作棟（一九九○∼二○○四）與李顯龍（二○○四∼），也有他們的功勞與苦勞。

　　這本《吳作棟傳(一九四一∼一九九○)：新加坡的政壇傳奇》充滿了故事性及啟發性。讀李光耀親撰《李光耀觀天下》（天下文化，二○一四），讓我們體會到他的治國理念與政策，以及堅毅的意志與辯才，如何塑造為開發中國家的典範；這本的英文書名正是名副其實，如何能在強人之後接任「高難任務」（Tall Order）。傳記中敘述了這個城市國家自建國以來對人才的栽培與磨練機制。尤其難能可貴的，作者坦陳與李光耀在政治上師徒關係的信任，共同創造新加坡在八?年代後的獨特性與發展前景。

　　（二）持續在發展的路上耕耘

　　一個負責任的強人領袖，就是自己卸職後，接任的仍然有優秀的表現，這是不容易出現的。強將之下都是「弱兵」遠比「強將之下無弱兵」來得更真切。

　　吳作棟自一九九○年起接任總理，共達十四年，直至二○○四年由副總理李顯龍出任。吳作棟總理這本英文自傳，由天下文化於今年十二月出版中文版。

　　吳作棟被形容為「沒有任何背景、人派、關係，居然變成了接班人」。他卸任時曾自評「前七年大豐收，後七年卻是歉收年代。」如果把前七年大部分要歸功於李光耀的遺澤，那麼後七年（一九九七後）是否要歸咎於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他曾經遭遇到國內政治的挫折，包括人民行動黨的第一次選舉挫敗。在國際舞台上，魅力與光彩比不上李光耀，但國內的親民作風，普遍得到好評。吳作棟被認為是一個盡責守分的政治領袖。他的執政團隊，也被認為有同甘共苦的情誼及信任，抱著共同使命，創造美好的明天。他打造出了一個更寬容、更溫情的新加坡，正如他就任時所承諾的。二○一三年回到母校萊佛士學院的演講中指出：「回報社會的方式是讓所有人過得更好，而非只想到自己。」

　　當一九七○－八○年代「四小龍」一詞出現在國際社會時，台灣常被喻為四小龍之首。曾幾何時。台灣已是四小龍之末，由於香港情勢近半年之不穩定，新加坡勢將穩居龍首。此刻又以二項指標最為突出：全球競爭力最強與國家領導人年薪最高（李顯龍年薪近一百六十一萬美元，川普近四十萬美元）。

　　在建國以來新加坡政府所標示的七項治國原則中，其中三項特別對台灣有啟發：

　　（1）廉潔的政府，有效率的民事服務。

　　（2）必須維持國家團結和社會凝聚力。

　　（3）經濟政策必須奉行實用主義。

　　三十年來，台灣則在美麗民主的外衣下，包藏了多少的貪腐、互鬥、資源的誤用與公帑的浪費。

　　（三）《遠見》專訪與兩次會談

　　新加坡就是靠政治人物以身作則的乾淨與奉獻，變成了「小而強、廉而能」。

　　新加坡的建國及進步與李光耀的貢獻是緊密而分不開的。《遠見》雜誌王力行發行人在一九九七年專訪他時，他指出：新加坡採用二個策略：（1）以開放的胸懷，推動國際化，吸收全世界的企業及人才；（2）以最大的決心，改善國內條件，使第三世界的新加坡，擁有第一世界的工作環境。這位政治領袖，也一直關注兩岸關係，尤其羨慕台灣的地理位置與大陸的同文同種。訪問中李光耀也提到，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後，更具決心回去實施開放，引進外資。

　　在他的支持下，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辜汪會談。更在李顯龍總理的善意協助下，二○一五年十一月出現了兩岸領導人的馬習會，可惜那兩岸和平的鐘聲沒能繼續。

　　當李光耀於二○一五年三月二十日去世時（享年九十一歲），海內外的政經領袖同聲稱讚他的偉大貢獻。馬英九總統專程去星追悼，當天飛機來回，充分表達了中華民國的敬意。

　　快十年前，二○一○年七月上旬，李光耀資政與溫家寶共同倡議的第一屆「The Future China Global Forum」在新加坡召開。我應邀演講：「中國人的夢想在哪裡？」指出，西方發展中認為「先決條件」的民主、法治、清廉、公平，在大陸發展中是次要的；大陸以另一種價值來「補償」，以穩定「補」民主之不足，以效率「補」清廉之不夠，以「補貼」補公平之缺乏。除了生活改善，我希望今後中國要進入較高層次的追求，這會是中國人的夢想─民主、法治、開放、永續發展。二年後（二○一二年十二月）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提出「中國夢」：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這真是大國要努力的大趨勢。

　　（四）新加坡競爭力與成功三條件

　　今年六月在新加坡與吳前總理見面，談到新加坡競爭力名列前茅，他毫不遲疑地又重複了立國理念：「我們新加坡時時刻刻都在想：我們能為世界做什麼？為什麼他們要來新加坡？來這裡有什麼好處？有什麼可以吸引他們？」

　　接著他舉出一連串具體的成就，證明了新加坡政府的決心及成就：「新加坡有完善的金融中心、現代化的四座機場、轉運樞紐及商港與軍港、一流的大商場與大娛樂場（包括博弈）、具國際水準的大學、醫院及相關設施……再加上英語及綠化生活環境，因此它常被稱為東方社會中最西方化的大都市。」

　　今年四月剛落成的樟宜機場中的「星耀樟宜」（Jewel），有最高的室內瀑布、夢幻星空花園，增添另一個實例。

　　當新加坡不斷出現這些重大與驚豔的建設時，無一不使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感到汗顏。新加坡的樟宜機場連續七年排名全球第一，台灣的桃園機場名列十三，首爾機場第三，香港機場第五。

　　再看看我們三、四千億的軍購，破舊的公共建設，陳舊的社區，多數大學及中小學貧乏的硬體，去花東不便的交通，即使常被稱讚的台灣民主，也充滿了陰影與缺陷。台灣在世界經濟舞台上已經有氣無力二十多年了。

　　此刻正是台灣大選前夕，李光耀去世前的忠言，是否能給台灣選民新的啟示？他說：「新加坡的成功取決於三個因素：最安全的國家，平等對待每一個公民，確保每一代人持續成功。」

　　天佑台灣，希望那些政治領袖們能記得新加坡的經驗。

　　（作者為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序言

吳作棟

　　我並沒有選擇政治。是政治選擇了我。

　　當年，正在物色接班人的財政部長韓瑞生邀我參加國會選舉。而後接受人民行動黨（簡稱「行動黨」）面試時，黨主席杜進才博士問我為什麼想成為國會議員。我當時幾乎脫口而出：「是你們找上我的呀。」

　　要當李光耀的接班人，是一項何其高難的任務。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第二代部長推選我當團隊的領導，李光耀先生隨即任命我為副總理。但是四年後，他卻對外公開聲明，自己心目中總理接班人的首選其實並不是我。無論李光耀先生提出什麼樣的疑慮或理由，我的同僚堅定地在背後支持我。李光耀最終在一九九○年十一月，將總理棒子交到我手中。

　　有了這麼一個強大能幹且團結一心的團隊，我肩上的重擔也不再顯得如此沉重了。新加坡能順利從開國元老一代過渡到下一代領導層，這個團隊居功至偉。廣大民眾也以同理心包容我、接受我。他們的鼓勵給了我力量。我謹此致謝。

　　這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旅程。往上蹬的每一步都是無法想像的。我沒有任何準備，只好邊做邊學。結果，儘管早期確實讓李光耀有些錯愕，我終究是走出了自己的路。

　　其實我從未有過出版回憶錄的念頭。我的基層領袖——黃健華、蔡于植、郭伯洲、黃福來、陳奕翔——嘗試說服我，他們說我的寶貴經驗值得讓更多新加坡人知道。最終我同意了，授權作家白勝暉為我撰寫這本傳記。白勝暉具有新聞記者的寫作才華，將我人生的初期階段和政治生涯的前半段經歷，寫成了生動鮮活的故事，捕捉的不僅僅是我的成就與貢獻，更是我這一路上的磕磕撞撞。

　　同意說出自己的故事，是基於三個出發點：

　　第一，希望借此激勵這一代與未來幾代的新加坡人挺身而出從政，不論他們的背景如何，受過什麼樣的教育。這本書記述了我的轉型過程，如何從一個矜持內向、拘謹勤奮的人，最終成為這個國家的總理。從政生涯究竟是怎麼樣的，我毫無準備。我既沒精通多種語言，也缺乏公開演說的技巧；一成為眾人焦點，我就渾身不自在。

　　我沒有政治野心。即使當初成了個失敗的總理，我還是會昂首挺胸。我回應了內心的召喚、履行了責任，也為這個使命奉獻了一生。我無愧於心了。

　　其次，這本回憶錄以及未來的續篇，訴說了我這一代人與新加坡第二代領袖的故事。建築師王鼎昌、講師麥馬德（Ahmad Mattar）、公務員兼銀行家丹那巴南、船務工程師兼行政官林子安、銀行家陳慶炎、法學教授賈古瑪（S. Jayakumar）、船務工程師林文興，以及許許多多其他同儕，都和我一樣在不同階段相繼空降進入政壇。

　　我們當中，沒人一開始就立志要當總理。最後推出來領導大家的就是同儕之首，由他當領導，團隊全力支持他，與他相輔相成。我們沒有所謂的勾心鬥角鉤心鬥角或權力鬥爭，只有同甘共苦的情誼、信任、友情。我們肩負著共同的使命：做好準備接過重任，繼續把新加坡照顧好。

　　最後一點：我與李光耀的合作關係，以及某種程度上與他兒子李顯龍的合作關係，會讓很多人覺得好奇。最高領導人和自己的接班人之間的關係，往往不會有好的結果。但是我們不一樣，我們至終都維持了良好關係。

　　李光耀給人的感覺是一位要求很高且威嚴十足的人，有些人甚至稱他為獨裁者。好多人認定他意圖建立李氏王朝。可是我從來沒懷疑過他的用心，他一心一意牽掛著的，始終是如何集結最優秀的人才，帶領新加坡繼續往前走。也許除了他的家人之外，沒人比我更瞭解他。我在他的領導下是如何熬過來的，說出這段經歷的意義，遠超過滿足一般人的好奇心而已。

　　在我接任總理之前，以及正式上任以後，我們倆都會定期一起共進午餐。我們會討論國際和區域發展，與鄰國的雙邊關係，國內面對的挑戰，以及政壇動向。他不時會問起我的孩子和孫子們，也會跟我分享兒孫的趣事。然而，他心中的大家庭，終究是新加坡，他心頭上牽掛著的，始終是新加坡人的利益；讓他反覆念茲在茲的，是如何延攬優秀人才進入政壇服務。

　　受到李光耀訓斥的時候，無論是私底下，在內閣裡，或是眾目睽睽之下，我即使覺得受羞辱，也不會把這些話當成人身攻擊。他是我的恩師、師傅、老師。我明白他的出發點。我吞下了苦口良藥，卻渾然不覺得苦，然後堅持下去。

　　他會強烈地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是從不會強加於我。他總是清楚表明，最後做決定的還是我。他尊重我是總理，在公共場合上堅守禮節。他幫助我繼承了總理這一重任。對此，我分外感恩。

　　同樣的，我也盡我所能幫助李顯龍接任總理。顯龍現在正在積極栽培下一代團隊和他的接班人。新加坡一代代的政治傳承，至今都很順利。我希望這本書能激勵新加坡人民也盡一分力，更清楚自己能如何為保障新加坡的未來、做出貢獻。

　　（第二任新加坡總理，任期一九九○年十一月至二○○四年八月）

前言

白勝暉

　　陳慶珠走進了吳作棟辦公室與他共進午餐，一股莫名的不安情緒油然而生，讓這位學者自己也難以言喻。這並不是她第一次會見這位新加坡第一副總理了，他其實是她學生時代在前新加坡大學念書時就相識的同學。吳作棟此刻也留意到眼前這位老同學惴惴不安的神情。他形容當時的情景：「只見她環顧四周，顯得有些緊張。我問她怎麼了，她說：『現在到處人心惶惶。內安局似乎無所不在。』」吳作棟說的是內部安全局，新加坡國內情報單位。「她當時還說，如果有人說了政府什麼，當局會毫不留情地抓人。」一九八七年的那一次會面，讓吳作棟感到震驚。「我知道當時民間是有這麼一股惶恐的情緒，只是沒料到會是那麼地嚴重，那麼地廣泛，甚至連跟我吃頓飯都變得如此可怕。」他自嘲地說。

　　這次會面要談的是成立新加坡政策研究院一事。只是那一年五月才剛發生了「馬克思主義陰謀」事件，總共有二十二位受英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在《內部安全法令》（以下簡稱「內安法」）下未經審判就被羈押，此事在媒體上大事公開後引發極大爭議。陳慶珠當時是自由派政治學者，她提到自己的觀察時說：「人們覺得受騙：誰批評行動黨，誰就有可能被關押起來。人們認定政府要對付那些受英文教育的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坊間氣氛烏雲密布，人人都在議論內安局的逮捕動作。」陳慶珠當年的惶恐神情讓吳作棟至今都忘不了，他以自己獨特的幽默感分享他當下的感受：「我也希望能讓人有所忌憚啊，不過必須搞清楚對象——應該感到畏懼的是罪犯和恐怖份子。可是，一旦到了人人都惶恐不安的地步，自己說了什麼話之後會覺得擔驚受怕……那就非常不好了。那並不是我想要治理的社會。」

　　那一場會面的時間點，是在吳作棟接替李光耀出任新加坡總理的三年前；卻陰差陽錯地成了他口中所說的，成為自己為這個國家勾勒新願景的「關鍵時刻」。一九八八年，在美國總統布希闡述了自己的心願，要建立一個「更寬容、更溫和」的國家以後，吳作棟就為他所想要領導的全新的新加坡，找到了貼切的代表性口號。後來繼承他出任總理的李顯龍說，吳作棟提出的國家新願景，當年獲得同僚的一致支持。「這個願景來得及時，我們都願意支持。深層底下自然還存在著某些不容忽視也無可避免的硬道理；然而，該採取什麼樣的治國作風，如何權衡，是不是有能力對社會發展過程中一些較柔性的元素給予更多分量，在這些方面，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吳作棟沒預想到的是，最大的阻力反而來自他將要取而代之的前任領導。吳作棟透露，李光耀不喜歡他所引用的口號：「更寬容、更溫和」；認為這顯示了新領導者乃至整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是軟弱甚至懦弱的。他反而將一部政治哲學論著——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論》（The Prince）——遞給吳作棟，要這位年輕的接班人認同這部十六世紀論著所主張的政治權術思想；簡而言之，就是：要統治，讓人畏懼總比讓人愛戴來得好。

　　吳作棟翻閱了一下，就把這部書晾在了一旁。他並不喜歡馬基維利的統治作風。他說：「不，我無法認同。我從來沒告訴過他我並不認同他的治國作風，我只是默默地做著我所相信的一套。如果我說了，他的回應一定是：『不、不，你還是依循我的方式比較好。』我們就難免會起衝突。我就是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我從沒跟他說過他的作風已不合時宜，應該更寬容、更溫和，這樣才對。」吳作棟的發音和語言訓練導師蘇·格林伍德（Sue Greenwood）還記得，他曾經與她談起自己想要施展的治國作風：「當時他說：『李光耀是不會有時間去應付他看不上的人的。但我要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我不想傷害任何人。』」

　　兩位總理的治國風範是如此地迥然不同，但前後任之間的領導層交接，卻是打從一開始就被簡化為和平、穩定，甚而平淡的。而現實中的糾結，遠大於紙面上粗淺的歷史記載。縱使由李光耀到吳作棟，交接過程實在算不上暗流洶湧，但是吳作棟不尋常的崛起，間中的迂迴路、戲劇性元素，甚至是謀略，絕對少不了。他遭遇重挫的次數，更是遠遠超出主流歷史長期以來的記述。他的風格特質顯然與李光耀很不一樣；他拒絕全盤接受恩師治國的方式，也讓他無法在這位強人心目中成為名副其實的首選接班人。不過，這早已不是他在人生中第一次遭人如此斷然地否定了。就很多方面來說，吳作棟最終能坐鎮這片國土的最高權力辦公室，絕非天命所能為。這一路走過來，他履行的是一項艱巨的高難任務。

　　他的出身何其貧寒，乃至當父親病逝時，家人幾乎沒有能力好好安葬父親。他年少時對政治並沒有多大興趣，為此書接受採訪的四個少年時代友人都對文靜的「阿作」加入政壇覺得驚訝。他只懂得說英語，不僅缺乏其他語言能力，更毫無演說技巧。引用格林伍德的話說：「他對如何說服群眾根本毫無概念。」

　　然而，憑著何其精采非凡的經歷，他成功了；而這麼一段非比尋常的人生故事，不光反映了他個人的能力與價值觀，更具體展現了前輩們建立的唯才是用制度所帶來的價值與意義。當年那位初次搬進組屋時為了一個抽水馬桶而目瞪口呆的小夥子，日後成了推動全國大規模組屋翻新計畫的重要推手，造福全體新加坡人；當年那位單純為了讓家人能過上好日子而渴望每月能多賺二百元（SGD，新加坡元）的社會新人類，在三十多歲時走進了內閣，代表政府發表整個國家的財政預算案。當年那位再平凡不過的人，卻開啟了一段非比尋常的人生旅程。

　　（摘錄自本書作者白勝暉〈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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