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採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彙集八次講演而成。在民國五十年，香港某一學術機構，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一機構所決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注意者，乃為在此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為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為其主要之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為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幹。
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著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民國五十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後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臺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只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少之改動。因初版並未有序，此版特為增入，以稔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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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