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的都市公共空間與地方文化自主性:評介王笛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及The Teahouse under Socialism:
The Decline and Renewal of Public Life in Chengdu, 1950–2000 劉世鼎
序
編輯室報告
文化研究二十年 Twenty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 in Taiwan
1998年年底,一群來自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在臺北月涵堂,召開第一次的文化研究年會,會後宣佈中華民國文化研究學會成立,文化研究自此正式成為中華民國學術體制裡的一環,即令在科技部(昔國科會)的規劃中,它至今仍只是一個次領域,而非學門。不過,學會的成立,起碼在建制史的意義上,標誌了一個新興領域的成形,一如新生命的誕生。當然,以新生命的誕生來比喻學術領域的成形或許未必恰當,因為學術的起點紛雜而蔓延,學會的出現只是其結果,而非其源始。畢竟學術史的發展未必都能指向某一個「源點」(origin),而是許多「起始」(beginnings)敘述的疊加,一如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 1985: xv)在《起始》(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一書裡指出的,「起始不只是一種行動、也是一種心態,一種工作、態度、意識」;它既是「實務的」,也是「理論的」。以1998年為紀,當然只是文化研究在臺灣的起始之一。1992年和1996年在新竹清華大學召開的兩次「軌跡」(Trajectories)會議,或是1990年代初期在報紙副刊上活躍的文化批評,甚或是1980年代以降的黨外及諸多社會運動(尤其是勞運,農運和性別運動)的開展,或許都可以被當作是文化研究的「起始」;我們甚至可以回到魯迅的雜文、解嚴前後的鄉土文學和民眾劇場,而不只是經過翻譯的伯明罕學派和法蘭克福學派,去尋找文化研究在中文世界裡的基點和脾性;或是回到另一種以學術出版為基準的建制想像:如2000年創刊的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2005年創刊的《文化研究》或是2007年創刊的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來標定文化研究的發展與變化。但是尋根問祖不是為了打造神壇,建宗立派,而是要思考學術領域的歷史意義與現實作用,測定學術的發展,以對自身展開檢討與批評。以1998年為起點因此不是為了將文化研究的「源起」定於一尊,而是藉此「事件」出發,進行學術建制史的探索,進行一種工作,回想一種態度,乃至召喚一種意識。
「文化研究二十年」這個專題就是從這個角度發想與設計,希望對文化研究近二十年在學術發展和人才培育的積累進行反省,一方面思考文化研究如何促成不同領域對「文化」的思考,另一方面回顧文化研究教育和教學的成果,特別是所謂的「亞際參照」對年輕一輩學者的影響。因此,本期的重點之一,便是「文化研究二十年」的專題論壇。與以往類似論壇的設計不同,這個論壇的重心不在於前輩學者對自身學術來路與思想的回望與闡述,而在於接受過「文化研究」薰陶,受其影響與啟發,並對泛亞際文化研究學術體制有相當經驗的年輕學者,他們對自身求學歷程的回顧,關鍵選擇的思考,以及對未來的展望。這裡所謂的「泛亞際」文化研究體制,包括了上海大學的文化研究系,香港嶺南大學的文化研究系,北京清華大學的中文系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印度班格羅爾的文化與社會研究中心(CSCS, Center for Studies of Culture and Society),美國康乃爾大學的東亞研究系,新竹交通大學的社會與文化研究所,以及清大和交大的亞太�文化研究室。這樣幾個空間當然無法含括所有的泛亞際機構(例如南韓的文化研究學會,日本的文化颱風學會、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亞洲研究所,乃至澳洲雪黎大學的文化研究系等),也忽略了在臺灣或許同樣重要的泛文化研究機構,如臺大城鄉所、中央英文系、輔大心理系、臺師大大傳所、南藝大音像紀錄所、政大臺文所以及臺大外文系等。但儘管樣本有限,其反映出來的問題或許並不只侷限於這些教研空間,而有對更大的學術體制與地緣政治問題的觀照,以及年輕學者透過「文化研究」四個字,對自身、學術與世界的想像、關懷與追求。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參與論壇的年輕學者大多有異地求學的經驗,並且跟文化研究的學術體制有著共同成長的經驗。同時,他們的回望與追問,不只是對於學術體制與教育現場本身的觀察,更深刻地涉及了移動的經驗與時代的變化,而他們提出的觀察與主張──包括如何「做土」的問題,文化研究教育的政治性展開,對兩岸關係的反思與主體性的翻譯,對第三世界與亞際視野的期待,以及方法論問題和區域研究的反省—都我們值得認真看待,作為展望文化研究下一個二十年的起點。在這些年輕學者的思言行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文化研究的魅力,恰恰不是來自於學科本身的權威,而是基於對此權威的反省而展開的思想運動與身體移動,並在當中所實踐的政治行動與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