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觀人經：識人為成功之本

導讀

一套品鑑人才、鑑定資質的系統

　　《觀人經》內容與作者簡介

　　《觀人經》（原名《人物志》），是三國魏初劉邵所著，為漢、魏以來中國最具有系統性的一部品鑑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劉邵，字孔才，三國魏廣平邯鄲（今河北邯鄲）人。約生於西元一六八年，卒於西元二四九年。初入仕途，擔任廣平縣計吏，歷任太子舍人、秘書郎等職。曹魏建立後，歷任尚書郎、散騎常侍。受詔命搜集五經群書，將之分門別類，編纂為《皇覽》。又參與制訂律令的工作，撰寫成《新律》十八篇。曹魏正始年間，專門講解經學，賜爵關內侯。卒贈光祿勳。

　　所謂品鑑人物，就是識別人物的性格、才能與品德優劣高下，其目的是要為朝廷選拔傑出的人才。換言之，就是為了朝廷任用人才的需要，選拔適合的人才，賦與與他們才能相應的職位。劉邵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寫了《觀人經》，以儒家道統為其判定人才高下優劣的標準，符合《中庸》之道的即具備聖人的資質才能，否則就是偏重於一方的人才，簡稱為偏才。大多數的人都是屬於偏才類別，符合聖人標準之人從古至今寥寥無幾。《觀人經》是繼承孔子與《中庸》思想，建立的一套品鑑人才與資質高下優劣的系統性理論，針對了人的才能、性格、品德等方面作鑑賞、評論。

　　《觀人經》的歷史脈絡與學術背景

　　《觀人經》展現的是魏晉時代品鑑人物的思想，蘊含豐富的哲理性。然而，一本著作的產生必然與它所處的歷史脈絡與學術背景緊密相關，它不可能是脫離歷史脈絡而憑空出現的著作。因此我們想要了解《觀人經》的思想，必須要先了解它的歷史脈絡與學術背景。

　　從東漢末年、三國時期，一直到魏晉時代，都是處在一個政治黑暗的動亂時代，這個亂象是源自於東漢末年的外戚與宦官的權勢之爭。從東漢和帝開始，都是年幼的皇帝即位。且因他們年紀很小，無法親政，都由太后聽政，而太后所能依靠的只有娘家的勢力，所以就會重用外戚，導致外戚專政的局面。皇帝長大後，想要收回權力，但勢單力薄，所能信任的只有身邊的宦官，只能與宦官合作扳倒外戚，這就造成宦官專權，把持朝政的局面。

　　東漢靈帝駕崩後，年幼的皇帝劉辯即位，外戚何進想要誅殺當權的宦官，於是召董卓軍隊入宮，董卓軍隊尚未抵達，因消息敗露，何進被宦官所殺。袁紹因為這件事帶兵入宮誅殺宦官，董卓抵達後，廢劉辯，改立二皇子劉協為漢獻帝。此時的皇帝如同魁儡，權力都掌握在董卓手裡，但董卓這個人殘忍嗜殺，魚肉百姓，引發全國郡守和刺史討伐董卓的戰爭，後來聯軍互相內鬨，形成了軍閥割據的局面。

　　古代的讀書人大多以入朝為官為理想，認為只要擔任官職就能施展抱負，所謂「學而優則仕」，但因為朝政敗壞、官場黑暗，無論是外戚專政或是宦官弄權，以及後來那些擁兵自重的軍閥，他們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勢地位，不惜一切代價剷除對手，所以才引發一連串的戰爭，而很少有人是真正為了黎民百姓著想。當時的知識份子對此一現象很失望，再加上朝廷對讀書人濫施刑戮，於是紛紛放棄從政，有的乾脆選擇退隱山林，明哲保身。

　　因為政治腐敗黑暗，東漢時代的許多知識份子，流行清議以抨擊時政，到了曹丕篡東漢帝位，自立曹魏以後，政治更加黑暗，這個時候讀書人怕說錯話被朝廷誅殺，所以不敢抨擊時政，而轉為從事玄學與品鑑人物為內容的清談學術活動。這個時期清談風氣盛行，而清談的內容就是《老子》、《莊子》、《周易》，統稱三玄。另外有一些讀書人，為了實現理想抱負，另闢蹊徑，以不干預政事為前提，轉而替統治者撰寫與道德實踐無關的著作，以實現自己的抱負理想。再加上，兩漢以來的官職選拔制度產生弊病，無法有效的選拔出適合的人才。到了三國時代，曹操、劉備等人欲競逐天下，需要網羅大量的人才以為己用，幫助自己開疆拓土，這個時候如何觀察一個人的資質才能與性格品德，以遴選出合適的人才，就顯得至關重要，本書就是在這樣時代背景之下應時而生。

　　在思想方面，漢代董仲舒所提倡的獨尊儒學，由於經學的衰微，加上時局的動亂，所以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等思想又再度興起。政局黑暗，一不留神就會性命不保，所以如何在亂世中全身保命的道家思想就受到重視，而名實之辯的名家思想就被應用到品鑑人物上面來，轉變成考察人物高下優劣的一個準則之一。

　　《觀人經》各個篇章介紹

　　《觀人經》一共分為十二篇，以下對每個篇章作簡略的介紹，以方便讀者快速瞭解《觀人經》架構：

　　第一篇〈九徵〉，劉邵認為人的性格與本質，是可以透過這個人的行為舉止、談吐儀容等外在表現來加以鑑別的，這些外在的表徵分成神、精、筋、骨、氣、色、儀、容、言等九個方面來考察，以了解人內在的性格特徵，所以稱為「九徵」。劉邵對人物的品鑑以符合《中庸》之道的人才為最高典範，這類的人是兼德的人，能夠符合這項標準的就是聖人。其次是兼才之人，同時具備數種德行才能。最末的是偏才的人，即在某一方面表現特別突出的人。

　　第二篇〈體別〉，劉邵認為具備中庸資質的人，應當是性格中正平和、不偏不倚，這樣的聖人是非常少見，偏才的人佔據大多數。所以他從用人的角度，分析了各種偏才之人他們在性格與才能上的優缺點，以便領導者在選拔人才時有個參考借鑑的標準可以依循。

　　第三篇〈流業〉，劉邵以道德、法制、權術為基礎，將輔助君主的人才分為十二種類型。敘述針對不同才能的人，分別具備哪些特徵，以符合君主面臨當時代需要大量人才的需求，方便他們選出符合他們心目中合適的人才。

　　第四篇〈材理〉，劉邵將天下的理分為四種：第一種是道之理，有關天地萬物生成變化的原理原則；第二種是事之理，有關法律政治方面的原則；第三種是義之理，有關禮法制度與教化人心方面的原理；第四種是情之理，有關世態人情方面的原則。人的資質才能各有不同，不同的人才適合學習的道理也有所不同，人的氣質才能要能與上述這四種理相符合，才能成為一方傑出的人才。

　　第五篇〈材能〉，本篇旨在闡述人的材質與能力之間的關係，擁有什麼樣材質的人，就應具備什麼樣的能力，根據每個人材質與能力的不同，讓其擔任適當職務，這才是對人力資源最好的運用。如果能擔當大任的人，只派他去做小事，他當然也可以勝任，但卻造成了人才的浪費。所以，大材大用，小材小用，應當依據每個人的能力去賦與他最適當的職務，才能使人才得其所用，是最恰當的用人之道。

　　第六篇〈利害〉，本篇旨在針對清節家、法家、術家、智意、臧否、伎倆這六種人才，在〈流業〉篇的基礎上，探討他們待人處事與從政治國的優點與缺點，更進一步深入的剖析。

　　第七篇〈接識〉，我們在和別人相處交往時，難以避免的會先入為主對別人有一個高下優劣的評判，這會影響到我們對於人才的認識，這種先入為主往往和我們自身的才能與觀點息息相關。別人的才能性格與我們相近的時候，就會很容易的接納對方；反之，則會覺得格格不入，怎樣都看他不順眼。所以，我們如果想要選拔適合的人才，首先要放下心中的成見與個人的好惡，這樣才能真正的了解一個人的才能與價值所在，而不會產生識人不清或錯用人才的弊端。

　　第八篇〈英雄〉，這篇旨在闡述劉邵對英雄人才品鑑的觀點，他認為「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這句話是說：「聰明毓秀的人是英，勇猛無雙的人是雄。」前者在智慧謀略上能超凡脫俗，後者則在武力膽識上有過人表現，這兩個條件同時具備的人，才能稱得上英雄。英雄型的人才可以成為領袖人物，例如：楚漢相爭時的劉邦，最後戰勝了項羽，成就帝業，開創漢朝。劉邦懂得知人善任，在智慧上他雖不如張良、蕭何，卻能令他們心悅誠服，甘願為他效忠；在武力上他雖不如韓信，但因為能夠重用韓信，所以能夠得到韓信的輔佐。雖然當時的西楚霸王項羽也是英雄型的人才，但他輸給劉邦最主要就是他不懂得用人，導致底下能臣紛紛離去，有些轉而投入劉邦陣營，成為他的助力，諸如：韓信、陳平等人。如果只具備英才與雄才其中之一，雖然能成為該領域的佼佼者，但只能是輔佐的人才，無法成為領導者。例如：張良才智過人，是英才的典範，可是他身體不好，不能尚武，只能跟隨在劉邦身邊輔佐他。韓信勇猛過人，是雄才的典範，但是他在智慧權謀上略遜張良一籌，所以只能輔佐劉邦，成為帶兵打仗的將領，終究無法成為帝王。

　　第九篇〈八觀〉，提出八種觀察一個人的品格與才能的方法。

　　第十篇〈七繆〉，指出在品鑑人才的時候，容易犯的七種錯誤。

　　第十一篇〈效難〉，一個領導者急需尋找適當的人才，就必須要得知人善任，然而知人善任會遭遇兩種困難，一者是知難，即知人的困難，人心難測，單憑表面上的觀察，容易被其誤導；再加上鑑別者先入為主的觀念，也可能會有看走眼的情形發生，把蠢才當成英才；把英才當成蠢才。一者是效難，辨識出了人才，卻無法舉薦人才，使其得到任用，發揮他的才能。這就是所謂的「懷才不遇」，即便有過人的才能，卻無法被領導者認識，而無法獲得一展長才的機會。

　　第十二篇〈釋爭〉，人難以避開爭強好勝之心，然而一切人際關係的紛爭都源自爭強好勝，因為想要高人一等，就必須把別人踩在腳底，但是沒有一個人願意屈居人下，於是對方就會開始反擊，到最後落入無止境的你爭我奪糾紛之中，這是社會中隱藏的亂源。歷史上許多奸臣都是因為他們不擇手段的為求上位，為了獲得名利權勢而不惜傷害別人，爭強好勝，又不甘屈居人下。這種人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例如：唐朝的李義甫，他得罪宰相長孫無忌，原本要被貶離京城，後來他向高宗奏請改立昭儀為后有功，而受到重用，後來更為武后剷除一切反對她的勢力，不惜栽贓陷害忠良。李義甫做這些事情，是為了能夠獲得更大的權勢，而非為了實現政治理念，使他成為自私自利的小人。

　　這些小人在爭權奪位實不擇手段，傷害許多正直善良的人，甚至連自己的同路人也都不惜傷害利用，等到大家認清他的真面目後，就會落得眾叛親離的下場，而他的惡行被公諸於世後，更會遭到法律上的制裁，最後連性命都保不住。因此，想要獲得功成名就，只知道爭權奪利是行不通的，還必須要有「不爭」的修養，即不爭名奪利，且能夠對其他競爭者抱持寬容的態度，凡事留有餘地，是給別人活路，也是給自己活路。這種「不爭」的處世態度，是源自《老子》的思想，這也應與曹魏時期崇尚清談的風氣有關，當時知識份子喜歡談論三玄，《老子》就是其中之一。

　　由於篇幅有限，本書無法完全收錄全文，筆者在其中六篇做完整的詮釋解析，分別是〈九徵〉、〈體別〉、〈流業〉、〈材理〉、〈八觀〉、〈七繆〉。〈九徵〉、〈體別〉、〈流業〉、〈材理〉這四篇是《觀人經》品鑑人物的基礎，透過這四篇可以看出劉邵所建立辨識人物的理論性架構；〈八觀〉、〈七繆〉這兩篇則可視為是品鑑人物的具體運用，針對在辨識人物上遇到實際情況，以及大家常犯的錯誤做詳細的解說。

　　本書在每段原文後都附上白話翻譯，並以歷史故事來佐證，帶領讀者了解本書的思想。筆者在原文的翻譯上，採取的是以上下文意所形成的語文脈絡來做詮釋，而非只著重於字面上的理解。因為一個字、一個詞乃至於一句話的形成，有它獨特的語文脈絡，必須放在這個脈絡去理解，才能做出較為貼近經典原文的詮釋。此外，本書的歷史故事是參照正史，並根據《觀人經》的思想脈絡撰寫出來的小品故事；換言之，本書是以歷史故事作為詮釋的手段，其目的在於幫助讀者掌握《觀人經》的原文，而非鉅細靡遺的將歷史事件的發生過程敘述一遍，因為歷史事件有其發生的社會背景與情境脈絡，這與《觀人經》的思想脈絡不可能完全一致，為了以歷史故事來作為《觀人經》的思想詮釋，無可避免的會有些虛構的成份，但這是建立在不扭曲歷史的基礎之上。在參考書籍方面，本書主要依據二十四史與清史稿，並輔以《世說新語》和《太平御覽》等書改編成白話的歷史故事，在取材方面堪稱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