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其人散發著極為特出的魅力，遠超過他對二十世紀哲學發展的無比影響所能解釋，就連不大關心分析哲學的人也深受其吸引。有人為他寫詩，受他啟發而作畫，將他的作品譜成音樂，甚至將他寫進小說裡。布魯斯．達菲的《我所見的世界》（The World as I Found It, by Bruce Duffy）便以維根斯坦為書中主要角色（而非只是將他的生平文學化）而大獲成功。此外，電視台至少推出過五部關於他的影片，為文追憶他的人更是不計其數，即使他們跟他只有點頭之交也不例外。（例如，里維斯〔F. R. Leavis〕可能只見過維根斯坦四五次，就寫了一篇十六頁文章〈回憶維根斯坦〉〔Memories of Wittgenstein〕。）其他撰文追憶他的還包括教他俄語的女士、停留愛爾蘭期間替他送炭到小屋來的人，以及跟他不熟卻碰巧成為留下他最後身影的攝影師。
關於維根斯坦的回憶源源不絕，評論他哲學的文章更是持續量產，而且產速同樣驚人。最近一份文獻列出了研究維根斯坦哲學的二手資料，討論他著作的論文和書籍超過了五千八百六十八種。其中能讓學術圈外人感興趣的很少，正如同關心維根斯坦生平和個性的學者一樣鳳毛麟角，而上一段提到的許多作品全都圍繞在這方面。
因此，世人對維根斯坦雖然深感興趣，卻不幸偏向了兩個極端，一邊只研究他的作品，不在乎他的生平，另一邊著迷於他的經歷，卻讀不懂他的著作。我想不少讀過諾曼．馬爾康姆《回憶維根斯坦》（Norman Malcolm’s Memoir）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因為書中主角太過迷人，於是找了維根斯坦的著作來讀，卻發現一個字也讀不懂。的確，坊間不乏介紹維根斯坦哲學的出色作品，深入淺出解釋了他關切的主要問題和處理之道。但這些作品卻沒有解釋他的哲學著作和他有什麼關係，他生活中念茲在茲的性靈與道德課題跟他著作中反覆探索的冷僻哲學問題有什麼聯繫。
本書就是要為這兩端架起橋樑，藉由同時闡述維根斯坦的生平與著作，清楚闡釋為何這樣一個人會寫出這樣的作品，並且闡明許多人在閱讀維根斯坦著作時共同感受到的一點：他的哲學思考從來不離生命中的情感與靈性。
導讀
維根斯坦的邏輯、手術刀，以及上帝的調色盤
葉浩（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我的命題是以這樣的方式來釐清事情：理解我的人最後會當那些命題不具意義，那也是他們從中爬出來然後再往上爬的時候。（這麼說好了，他們爬上去之後必須把梯子丟掉！）——維根斯坦，《哲學邏輯論》，6.54
智慧是灰色的，但生活在另一方面則和宗教一樣，充滿了色彩。——維根斯坦，《文化與價值》
一、天才作為一種道德義務
天才為何成群地來？這是個頗令思想史家著迷的問題，但對劍橋大學來說似乎理所當然，單單其中的「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不僅出產過培根、牛頓以及三十四位的諾貝爾獎得主，其天才數目恐怕多到他們無暇來對此深思玩味。然而，本書主角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卻在此被公認為他們當中的天才，不但讓風頭正健的三一學院人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視為夢寐以求的理想學生，收了他當入室弟子並預期他將掀起下一波哲學革命，甚至介紹他進入門檻極高的「劍橋使徒」（Cambridge Apostles）——這創立於一八二○年的秘密社團，自始致力於追求真理，此時主要使徒包括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nard Keynes, 1883-1946），以及其高度推崇、人稱「柏拉圖再世」並與羅素共同奠定「英美分析哲學」的喬治?摩爾（G. E. Moore, 1873-1958）。
隨後，維根斯坦果真掀起了英語世界的哲學革命，而且是兩次。第一次判了哲學死刑，第二次則救活它，但兩次都辜負了羅素的期待！
出身貴族的羅素，祖父曾是大英帝國全盛時期的首相，雖然在劍橋攻讀的是數學與哲學，但也熱衷政治改革，一如他出生受洗時的指定教父，也就是以政治哲學、經濟學、邏輯學著稱的公共知識份子兼社會改革家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因此，羅素在畢業後不但甚早即致力於推動漸進社會主義與社會福利的費邊社（Fabian Society），也為該社創辦倫敦政經學院（LSE）而奔走募款，並於學校成立的隔年，亦即一八九六年，開始了自己的教學生涯，講授「德國社會民主」。事實上，這課名就是他學術處女作的書名。
不過，羅素更大的學術野心是和摯友摩爾共同替哲學尋找絕對穩固的根基，且兩者分工，各自在數學與倫理學上努力。他們都厭惡德國唯心論（idealism）哲學，特別是康德（Kant）與黑格爾（Hegel），也都相信世上存在著一種比日常生活所能經驗的物質世界更高的真實，亦即概念（concept）與命題（proposition），一如柏拉圖所謂的「理型」（ideas）。這種獨特的「實在論」（realism）讓他們兩人在一九○三年取得了重大成果。摩爾出版了曠世之作《倫理學原理》（Principia Ethica）時，羅素也出版了《數學的原則》（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正式發表他的「邏輯主義」（logicism）立場，主張：數學即邏輯，兩者本為一物。
聲名大噪之後，羅素也開始與他的學院導師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合作，企圖進一步證明所有的數學可從幾個「邏輯公理」（logical axiom）推論而來。一九○九年年底，一份厚達四千五百頁的手稿送到了劍橋大學出版社，其成書《數學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最後分成三卷在一九一○、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陸續問世，是哲學史上的劃時代鉅著。
羅素曾在自傳說，他的人生受到三種激情的支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以及對人類苦難的憐憫之心。此言不假。因此他在撰寫《數學原理》期間，不但曾參選國會議員，倡議約漢彌爾曾在英國國會提出過的女性投票權主張，也試圖結束一段令他痛苦的（但之後仍有不少段的）婚姻。終於，在遇見維根斯坦的一九一一那年，他開始高調地和社交名媛莫瑞爾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有了外遇，並常分享他對維根斯坦的看法。而根據書信記載，羅素認為當時想讀哲學的都是喜歡「概括性論斷」（generalization）的人，但哲學的未來在於精確思想、在於真正具有科學視野的人身上，而他的夢想就是創建一個如數學家那般邏輯嚴謹的哲學學派。與維根斯坦的相遇，讓他以為夢想即將實現。
那年十月十八日，維根斯坦沒預約就闖入羅素的研究室。來自維也納富商家庭的他，俊秀、優雅且穿著時尚，舉手投足散發出貴族式的教養與藝術氣息。當時他二十二歲，是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航空工程研究生，據說也是在歐洲同年紀最有錢的人；他認真讀過的哲學書籍，只有叔本華（Schopenhauer）加上羅素和推薦他來劍橋的德國數學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之著作。半年後，羅素不僅視他為自己思想的繼承者，甚至期待他在哲學領域上超越自己。
當中的故事相當精彩，且絕對能滿足所有人對天才的想像。關於天才，約翰•彌爾想必是一種典型：他三歲學希臘文，八歲以前即熟悉包括柏拉圖對話錄在內的古希臘文史哲作品，同時閱讀英國史並學習天文學和物理學，之後開始學習拉丁文、代數、幾何，十二歲起則認真研究亞里斯多德、中世紀邏輯以及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李嘉圖（David Richardo）的政治經濟學，二十歲時陷入嚴重憂鬱差一點崩潰，最後靠詩詞作品以及愛上有夫之婦才徹底走出精神危機。
事實上，從未進入大學就讀的彌爾本人是最早受邀加入「劍橋使徒」的外人，與剛從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畢業過來劍橋改念神學、準備當牧師的達爾文（Charles Darwin）同期。從許多方面來看，羅素本人可謂符合彌爾那種典型，在學術上既有開創但也算是集大成者，而且本身有願意效仿的典範。
但，維根斯坦不是。他本人十分熟悉童年即大放異彩的天才。他大哥三歲能彈鋼琴、拉小提琴，四歲就開始作曲，就是一位天才，至於其他幾位哥哥與姊姊也不遑多讓。而幼時大哥和三哥相繼自殺（日後還有二哥）或許也讓他提早意識到比憂鬱更強烈的厭世。除了才華洋溢、內在衝突、遺世獨立等典型的特徵之外，維根斯坦多了一點：相信天才是「最高的道德，因此也是每個人的責任！」
二、介於邏輯與罪之間的是神聖領域
維根斯坦本人對天才的理解並視其為人之所以為人的義務，是本書作者雷伊?孟克的敘事主軸，也因此《天才的責任：維根斯坦傳》（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有了醒目的書名。孟克曾於牛津大學研究維根斯坦的數學哲學，因為有感於太多人誤解他的思想而放棄博士論文，轉向傳記寫作，不僅對「哲人傳記」作為一種文類有獨到見解，也致力於實踐其「傳記哲學」。
孟克於一九九一年出版本書之後，隨即在英國南安普敦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取得教職任教至今，專長是數學哲學、分析哲學以及歐陸哲學，更於一九九七年「後分析哲學中心」（Centre for Post-Analytic Philosophy）成立後長期擔任主任。當年的開幕演講，邀請了許多人視為當代最傑出哲學家的伯納?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 1929-2003），題目是「哲學可能會變成怎樣？」（What Might Philosophy Become?）。其內容圍繞在人們應當如何理解、繼受維根斯坦的思想遺產之上，以及如何走出龐大文獻所堆積起來的巨塔，方能讓哲學回應當前更迫切的人類處境。
之所以有這樣的主題，一來是因?維根斯坦百年來佔據了英美分析哲學的核心位置，其思想不僅形塑了二十世紀邏輯、知識論、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社會科學哲學乃至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的發展，也啟發了神學、人類學、文學理論、文化研究等學門的研究，近來的影響力更深入了心理學、認知科學以及人工智慧等領域。二來是這現象在某程度上是後人使用、挪用與誤用他兩本著作中的概念與洞見所致：《邏輯哲學論》（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和《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分別於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五三年出版。
雖然兩書問世之初普遍被視為天書，卻也足以吸引大批讀者按自己的理解來辯護或批評。支持前者的，往往將維根斯坦與摩爾、羅素並列為分析哲學家奠基人；青睞後者的，則傾向奉他為後分析哲學的宗師，甚至認為他是那長期涇渭分明的分析哲學與歐陸哲學——尤其是德國的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或法國的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兩大傳統之橋接點。及至今日，不僅關於書中特定段落細節該如何「詮釋」（interpret）其文本意思與意義，亦或「解釋」（explain）其書寫動機與想法來源（解釋與詮釋的差異對維根斯坦本人至關重要，本文後有說明），學界仍眾說紛紜，對於兩書的整體目的，說法也莫衷一是。
尤有甚者，兩書差異也開啟了「是否存在兩個維根斯坦」的爭議。相較於多數人各自擇取其前期或後期著作來闡釋或延伸，亦有學者試圖讓人理解維根斯坦終究只有一位，並相信存有一個貫穿前後兩期的核心關懷。
孟克是採取後一種的代表人物，而「天才的責任�天才之為義務」正是讓他掌握維根斯坦前後期連貫性的主要線索；這是本傳記的敘事切入點，也是理解作者貢獻的關鍵。進一步解釋，根據孟克的查證，維根斯坦關於天才的理解其實來自他高中時閱讀魏寧格（Otto Weininger, 1880-1903）的《性與性格》（Sex and Character）。這位形塑了他早期思想最重要的奧地利作家既反猶且厭女，出版該書後不久便選擇在貝多芬去世的房間內舉槍自盡，得年二十三。
魏寧格主張：純粹男人與純粹女人只存在於柏拉圖的理型世界，人世間的男女其實每一個都是雌雄同體，一方面具有純然受制於性慾的女性特質，一方面則備有追求其他價值理想的男性特質，故活著就是一場內在的兩性較量，當內在男性面勝出時，人才能有靈魂和自由意志。換言之，靈魂是一種高尚的成就。女人和猶太人註定沒有，唯有男人才能進入此一境界。珍愛自己的男性潛力並成就靈魂，於是乃所有男人的道德責任。而其能企及的最高境界，就是成為一個思想清晰、辨別是非，且不受性慾羈絆、不受塵世玷污的人——亦即真正的天才。
據說，維根斯坦剛去劍橋時，常在半夜去敲羅素的門，進去之後卻總是來回踱步，一語不發，若開口則說他離開之後會自殺，因此怎麼也不能請他出門。有一天，羅素忍不住問他：你是在想邏輯的事，還是自己的罪？維根斯坦答說：兩者都有。然後一切再回歸死寂。
這個羅素在茶餘飯後喜歡講的故事，置於上述的脈絡當中，突顯出了幾件事以及本書的重要性。首先，維根斯坦去劍橋追隨羅素或許不純粹為了研究邏輯，而是想盡一個男人的道德責任。更重要的是，他並不認為哲學有多偉大，對羅素所設想的數學哲學學派既不感興趣，也不認為科學才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在。因此，維根斯坦注定不會走上羅素幫他鋪好的康莊大道。
事實上，相較於成為另一個羅素，本書告訴讀者維根斯坦應是以貝多芬作為榜樣的。他的學生也是他後來的心理醫生德魯利（Maurice Drury, 1907-1976）之回憶，似乎亦印證此事。據他說，有回維根斯坦見到他時相當懊惱，一問才知道他剛路過一間書店，看到了櫥窗上掛著羅素、佛洛伊德和愛因斯坦的肖像，後來在唱片行則看到了貝多芬、舒伯特和蕭邦，想起了人類的精神文明竟然在一百年之間墮落得如此厲害。想必維根斯坦不願讓自己更墮落下去。
再者，維根斯坦的回答是認真的，但羅素以為是玩笑。或許這埋下了兩人遲早分道揚鑣的伏筆。不過，原因並不單純是幽默與陰鬱兩種個性的不合，而是背後關於更嚴肅的人生意義的問題。本書一再提及維根斯坦對道德的看重，而道德對他來說乃「源自對於人生意義、絕對的善以及絕對價值」的渴求，且科學在這方面滿足不了我們。更重要的是，他說：「凡是善的，也就是神聖的；聽起來或許奇怪，但這就是我的道德觀。」這正是貫穿本傳記的主要線索。
三、「Ｗ1→Ｗ2」命題中的「→」，或說宗教覺醒
不意外，初識維根斯坦的羅素並不知情，因此只當前者是一位高智商、低情商的天之驕子，正如他也不曉得此前維根斯坦其實也找過同樣堅持概念實在論的弗雷格。亟欲想確定自己能否研究哲學的維根斯坦，焦急的不是多數年輕人的擇業問題，而是出自於存在焦慮，此時唯有透過一位他真正看得起、信得過的專家來判斷，才能解決問題。換言之，維根斯坦真正面對的是一個深具倫理意涵的神聖命題。同時也被面試的羅素並沒有看出來，更別說其他成千上萬的研究者。
事實上，維根斯坦在劍橋待了兩年，就不顧羅素的反對去了挪威，獨居在一間峽灣邊的小木屋，苦思邏輯問題並天天做筆記。隔年夏天回奧地利時他碰上了祖國對塞爾維亞宣戰，一來因為無法離境，二來他想從事不同於抽象思考的工作，他便先是當志願軍，之後如願上了前線，但在一九一八年奧、匈聯軍潰敗之際，卻被義軍關入了戰俘營。《邏輯哲學論》完稿於被俘之前，而根據本書的描述，維根斯坦似乎在前線時與上帝的關係最近，被俘將近一年之間不僅想過出家當神父，也樂於陪孩子讀《聖經》，但最後決定接受師培，去當小學教師。
離開戰俘營之後，他毅然決然放棄了所有的財產，接著長達六年的時間，他輾轉於維也納郊區的學校，因故辭職後從事過園藝工作，最後才如願以償成了一位合格建築師。維也納市中心有一間極簡風的「維根斯坦屋」（Haus Wittgenstein），就是他與合夥人恩格曼（Paul Engelmann, 1891-1965）共同設計的；其目前的承租方是保加利亞駐維也納大使館的文化部。
尤須注意的是，維根斯坦認真想當建築師並不單因為身上同時流著藝術家與工程師的血，而是他認為《邏輯哲學論》已經解決了所有的哲學問題。沒錯，是「所有」而不只是他個人在意的邏輯問題。由於哲學問題全都源自人們對內建於語言的邏輯之誤解，所以當這邏輯被釐清之後，過去的種種哲學問題也將跟著隨風而去。
然而，關於這一本書的誤解卻隨之而來。先是沒有出版社願意出版，最後能問世，全是因為羅素幫忙寫了一篇導讀。但維根斯坦感激之餘，卻認為他根本沒弄懂內容。而出版後，誤解則更多。及至這本傳記出版之前，多數人仍然將它讀成一本「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positivism）著作。這種主義主張，唯有在經驗能被檢證的假設才有意義，關於上帝或任何類似的形上學命題因此沒有意義，同理，關於道德的命題也一樣，最多不過是一種情緒的表達。
根據孟克，恩格曼是為了破除這種誤解，才將他和維根斯坦兩人的密切往來與對話公諸於世。雖然當時保留了維根斯坦對他的柏拉圖式愛情告白（以及真正想出家的理由），但內容足以讓人確認他不但主動聊信仰、與上帝的關係以及自己的屬靈掙扎，更重要的是該書其實源自一種道德動機，亦即想藉由嚴格劃分出能說與不能說的領域，來保留那一個只能體驗但不能言說的神聖空間。因此，維根斯坦才會在《邏輯哲學》前言說出：「凡可說的都可以說清楚；對於不可說的，我們必須保持沈默。」這書本身就是關乎能說的事物，而他也盡力去說清楚了，其他不能說的，人若硬要去說，則是逾越了邏輯畫出來的界限，等同在道德上犯了罪，且是一種褻瀆！
恩格曼與維根斯坦的書信集並未改變學界將維根斯坦思想分成前、後兩期，然後擇取其一來研究的慣例；企圖從《邏輯哲學論》或《哲學研究》文本當中提煉出一個柏拉圖理型般的純粹版維根斯坦，也大有人在。相較於前者常被置於邏輯實證主義脈絡來解讀，後者則被不少人理解為通往「行為主義」（behaviourism）之路。行為主義認為人類行為必須從外在觀察，並找出其決定行為的因果關係法則才能理解，基本上是一種實證主義科學觀。前文提過的德魯利，對此理解提出了強烈的反駁。身為維根斯坦弟子的他，強調前者真正在意的是倫理、宗教以及文化，但研究者卻總把他誤解成一位科學崇拜者。是故，他出版了一本詳實記載兩人長達二十年的對話和筆談，《文字的危險》（The Danger of Words, 1973），反駁那些硬將維根斯坦塞入他所強烈反對的科學陣營當中的「立意良善評論者」。
孟克這本傳記的寫作在相當大程度上受益於恩格曼與德魯利，且基本上可說為了反駁那些將維根斯坦當成雙重人格病患的詮釋而振筆疾書。若以符號W來代表維根斯坦，W1和W2分指前後期，那麼，孟克雖承認「W1≠W2」，但不認同存在絕對的「W1 vs. W2」，並且把焦點放在「W1?W2」的「?」之上。於是，本書一方面從多方呈現這箭頭的內涵，一方面則致力於讓讀者理解推動其往前的力量是道德感，而所謂的道德，則是關乎絕對性的神聖價值之追求。
不過，那股力量卻於一戰期間趨向更濃烈的「宗教覺醒」，恩格曼提供了不少的佐證。但，真正讓孟克得以能把故事講完整的，是維根斯坦高徒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 1919-2001）的回憶。她是復興了「德性倫理學」（virtue ethics），使其能在今日與康德倫理學和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並立的傑出哲學家，既是維根斯坦著作的主要譯者和重要詮釋者，也是他晚景淒涼時身邊能見到的親近朋友。透過她，我們得知，維根斯坦不僅曾在一篇未出版的前言中直說，他的書寫是為了「榮耀上帝」（to the glory of God），更在臨終前囑咐她去找一位牧師來聊上帝，不討論神學，就聊他以前一直排斥的那個上帝！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