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

譯者序

　　2018 年底，彭麗君教授告訴我，她快要完成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Umbrella Movement（民眾現身：雨傘運動及之後的香港）的書稿。她希望同時推出中文版，問我有否興趣當中文版譯者，我深感榮幸，立刻說好。

　　彭教授又說，她正在考慮在中文版刪去一些對中文及香港讀者來說可能是非必要的內容，包括她跟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不同文化政治理論家的對話。我認同教授的顧慮，但又想保留理論部份，便建議中文版和英文版盡量一致，但加一篇譯序，向讀者簡單交代。彭教授爽快允許和歡迎，這是本文的由來。

　　譯者希望完整翻譯全書，有兩個原因。第一，雖然英文版以2014 年的香港雨傘運動為副題，但其內容不只關於傘運，也是要借這場運動去討論一些關於民主、主權和文化等理論性的概念。在我接獲此書的初定稿時，感到理論的部份很有意義，原因是傘運在當時已經發生了四年有多，早已有大量影像和文字紀錄了，卻沒有太多概念性的討論。而且，不論是在香港本地還是外地，有關這件事的公眾記憶已經開始模糊，而香港社會又未有跡象會發生另一場大型的民間運動。這情況下，把傘運的豐富經驗整合成理論性的問題，既是拒絕遺忘事件，卻又不是抱?事件不放，而是把運動產生的能量轉化成一些有待實現的視野。作者打算為了中文讀者而刪去的部份，或者才最值得被翻譯出來。

　　所以，譯者建議把英文版的副題「雨傘運動及之後的香港」換成「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我相信新的副題既切合本書在理論層面上的原意，而且更能觸及一些未必對香港或傘運最感興趣，卻也有?同樣的人文關懷，在不同城市裡思考民主和文化的中文讀者。有些學術作品得以傳世，正正是因為它沒有限制自己去追求某個特定讀者群的即時反應，而是把轉瞬即逝的歷史事件連接到一些對同溫層來說是陌生的語言和概念，並提出了一些對每一個人類來說都有意義的問題。如此，便預留了一定的開放性，有可能接通某個幾千公里外、或幾十年後才出生的讀者，也因而使事件和作品得以保持耐久度和生命力，被不同人翻閱和討論下去。

　　這也涉及了把理論部份保留下來的第二個原因：我相信刻意為中文和香港讀者群修訂文稿，不一定最有利作品的流通。一來，在分眾媒體的年代，我們很難一概而論「中文讀者」和「香港讀者」的口味、需要和能力。二來，「理論」不必然跟「華文世界」和「香港社會」對立。阿倫特在近年其實被不少本地知識份子討論，衍生了一些文章、讀書會和講座。阿倫特作品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繁簡），本來就收藏在香港各家大學及公共圖書館之中（在網絡上更是唾手可得），它們根本就是在這座城市內部的思想和文化資源。很多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理論，並非想像中那麼外在於香港和華文世界。這些理論是「西方的」還是「我們的」，其實不是由權威去判定，而是視乎讀者選擇如何去看它們，願意跟它們建立甚麼關係，又如何命名這些關係。

　　當然，被保留下來的理論語言，的確可能使部份讀者感到難以消化。例如，一些拾起此書的讀者，可能只對香港文化和政治感興趣，但感到阿倫特、文化理論和左翼政治理論的語言很陌生。一些讀者也可能會感到「香港經驗」毋須通過某類型的理論語言也可以更直白地被表述出來，甚至感到那些語言「沾污」了經驗。如果讀者有以上感受，有可能是譯者能力所限，沒有把原文變成最可讀和耐讀的中文。但譯者請求讀者更耐心閱讀。讀者不妨在閱讀時上網查看一些理論術語，甚至嘗試中英文版並讀。讀者可能會因而明白，本書絕不只是香港研究，也同時是阿倫特研究、文化藝術和美學的研究、二十一世紀初全球佔領運動的研究、城市研究、民主研究等等。本書不只是借阿倫特等人的理論去看香港，也同時通過香港文化史去審視理論，指出了阿倫特及一些理論家的洞見和限制。本書中，一些看似陌生的語言，其實蘊藏了一些有待公共領域充份開展的思考方向。

　　2019 年年底，本書的中譯本完成。翻譯工作開始後不久，反逃犯條例運動便開始了。這場運動歷經兩次過百萬人的大遊行，後來演變成市民不滿警方濫權的運動，到譯者幾近完工時，香港警方已拘捕了六千人，包括各階層的學生和勞動者。很多人自我犧牲前途和生活、坐牢和流亡海外而無人記載，還有一些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得知真相的命案。因為這一場城市民主運動，我花了更多時間理解另一些地方的掙扎。當媒體用大量篇幅報導全球反氣候暖化運動和中美兩大帝國的貿易戰，我的情緒卻更多被在世界各地現身的民眾所牽引。

　　在印度，中央政府先加強控制喀什米爾和阿薩姆，後逐漸發展成全國性的反新公民法運動，孟買市民尤其活躍，譯者也有一位相識多年的詩人兼文化研究講師被捕；智利人不滿貧富懸殊的情緒，首先在聖地亞哥的地鐵站爆發，再傳至各大城市；在泗水，印尼政府拘捕了污損印尼國旗的西巴布亞學生，引來西巴布亞的原住民跟印尼政府的衝突。西巴布亞從荷蘭加入印尼時原本被承諾會有一場涉及地方自決的公投，卻被印尼政府通過特權階級去控制小圈子選舉而違背承諾，方便印尼以巴布亞的金礦和銅礦去跟美國貿易牟利（也因而可以婉拒蘇聯的援助），而印尼此舉也獲得很多同樣追求反帝反殖的第三世界國家所支持。在中歐四國，華沙、布拉格、布達佩斯與布拉迪斯拉發在十二月簽訂了《自由城市公約》（Pact of Free Cities），希望跟歐盟更緊密合作，借此在自己的國家內部去抗衡腐敗而借民粹語言去操弄人民的中央政府。在巴塞隆拿，幾年前開始發動的城市自治主義（municipalism）也愈益成熟，聚集了全球五十個城市的經驗出版了《無畏城市：全球城市自治運動指引》（Fearless Cities: A Guide to the Global Municipalist Movement，2019）。將來史家記載，2019 年可能不只是全球氣候和帝國鬥爭的關鍵一年，也是城市民主的重要年份。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正面臨各式各樣的問題。有環境氣候的惡化、不講理的流氓強人領袖、平庸傲慢而追求自利的官僚、靠數據來施行的極權主義和殖民主義、黑幫式的暴力管理等等，無數人在受苦和憤怒。在本書的終定稿快將完成之際的2020 年初，武漢市發生了急速向外散播的肺炎，香港也正處於開始爆發的狀態之中，因為疫症來臨而感到極度繃緊。面對危機，民族國家在統籌抗疫上當然是責無旁貸，可是，假如武漢在初期已有足夠市民現身去揭示真實的衛生情況，城市層級的公民社會很可能在早期已經能控制這場危機，而整個應對過程，也可能比國家級和國際級的救援來得更精細高效和合乎公義（其實有八位武漢市民很早指出了疫情惡化，但他們卻被指「造謠」而被捕）。譯者認同作者的建議，即要應付各種問題和避免災難，關鍵是要有更多「沉默的低端人口」自我轉化成「現身的民眾」──不再只是一個國家人口的抽象數字，而是一個個有名有姓、有尊嚴的公民，以其惻隱之心、勇氣、智慧和堅毅，從城市走出來行仁義，為共同體和世界奔走和奮鬥。

　　譯者希望本書可以為華文世界和香港社會的讀者帶來一些反思、討論和行動的起點。翻譯過程中，彭教授、高俊傑先生和譚以諾博士幫忙校訂指正，譯者由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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