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天安門事件三十年祭──思考兩張照片的意義�笠原清志

代序�及川淳子



一、給一位學生的信

二、給一位老友的信

三、給一位記者的信

四、給一位歌手的信

五、給一位律師的信

六、給一位長者的信

七、給一位母親的信

八、給一位年輕士兵的信

九、給一位基督徒的信

十、給一位詩人的信

十一、給愛人的最後一封信



日文版後記�及川淳子

譯者備忘錄──我們也許微力，但並非無力�劉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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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天安門事件三十年祭──思考兩張照片的意義

笠原清志



　　天安門事件（確切地說，是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指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人民解放軍對示威請願的學生、市民、工人進行的武力鎮壓行動。死傷者的準確資料和事件的全貌，至今不明。在中國國內不僅不能公開討論，就連在互聯網上搜索相關的關鍵字，也因網路審查而無法檢索。人民解放軍不是中國國家的軍隊，而是效忠於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因此，只要黨認為其瀕臨危機，即使對同為中國人的學生、市民、工人，也可以殺無赦，而沒有任何猶豫。即使天安門事件日益被遺忘，但有兩張歷史照片，卻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



　　其一：阻擋坦克的青年



　　在好像隨時會輾壓上來的威嚇的坦克佇列的前面，突然出現一個青年，試圖擋住坦克，與龐然大物的坦克對峙，絕不後退一步。這張似乎在廣場附近的酒店或公寓的一個房間中拍攝的視頻和照片，即使是在三十年後的今天，也一刻都未曾離開過我們的記憶。



　　青年不惜豁出生命，向我們每個人所追問和昭示的，究竟是什麼呢？是縱然肉身被坦克輾壓，但作為人的高貴的精神自由，卻無法被剝奪這件事。青年以生命為賭注的行動的追問，為民眾所繼承，對為政者來說，就像一支被深吞進喉嚨裡的魚鉤似的，越是想拔出，便會越深地嵌入。



　　今天的中國，令人驚異的經濟發展改寫了都市景觀。市民生活水準提高，年輕人的時裝及生活方式的變化，會給人以某種錯覺：似乎那樁噩夢般的事件，全然不曾發生過。但是，那個隻身擋住坦克群，拒不後退一步的青年的英姿，那種勇鬥的鏡像，卻在我們的記憶中不時閃回，真真具有能把三十年前的狀況扳回的力量。



　　其二：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空椅子



　　二○一○年十二月十日，中國民主運動者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因獲獎者正在「服刑」，其本人及家屬，均不能出國，以至於慶典活動成了一個無人領獎的另類頒獎典禮。代替劉曉波的，是主辦方在台上擺放的一把空椅子，椅子上放著授獎證書和裝獎章的盒子。這把無人坐的空椅子，卻令中國政府膽怯。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主席托爾比約恩•亞格蘭在授獎辭中指出，「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中國肩負著人類的未來」，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改善人權狀況。於是，那把代表劉曉波的空椅子被置於講壇上的鏡像，定格成全世界的記憶。



　　劉曉波並非一開始就是反體制的異見知識分子。他曾經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一名講師，原本社會主義中國應保障他的未來食祿無憂。天安門事件之後，眾多的學生領袖、知識分子要麼流亡海外，要麼保持沉默，或者微妙地修正自己的言論，或以迎合體制的方式確保在改革開放格局中自身的地位。



　　在二○○九年的庭審上，劉曉波在譴責當局對天安門事件的鎮壓之後，如此表達了自己的信念：「我的所作所為無罪，即便為此被指控，也無怨言。」據說檢方曾誘之以魔鬼交易──「認罪就釋放」，被他斷然拒絕。在中國，膽敢對抗政府和黨意的持不同政見者，須付出多麼慘痛的代價，通過此案，人們亦可悲催地得出冷峻的結論。劉曉波與納爾遜•曼德拉、卡爾•馮•奧西茨基一樣，成為因思想理念而身陷囹圄的「世界良心囚犯」。納爾遜•曼德拉是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反對者，卡爾•馮•奧西茨基則被德國納粹囚於集中營，他們都是榮膺諾貝爾和平獎的和平主義者。卡爾•馮•奧西茨基獲獎時，不僅其本人，連家屬作為代領人前往奧斯陸領獎，都遭希特勒禁止。



　　其三：知識分子豐沛的精神地下水脈



　　繼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天安門事件之後，同年八月，因萊赫•瓦文薩領導的團結工會運動的高漲，導致波蘭統一工人黨（即共產黨）政權，如同柿熟蒂落式地倒台。其後，又引發了東歐的民主化、兩德統一的多米諾效應，直至「社會主義的祖國」蘇聯崩潰，世界史被改寫。在波蘭、東歐諸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權相繼崩潰的大背景中，被認為存在一種來自草根的力量，即人民對民主主義的嚮往。



　　我們從波蘭民主化運動的軌跡中，可依稀找尋到一種知識分子豐沛的精神地下水脈：即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詩人、知識分子都被要求把握時代的良心，並以生命為賭注來訴諸表達。而不是囿於自我的小世界，先把自己置於安全地帶之後，再來吟詩作文。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是這樣。而天安門事件時，隻身阻擋坦克群的青年的心像風景，斷然拒絕檢方暗示「認罪就釋放」的魔鬼交易，劉曉波的抉擇也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豐沛的精神地下水脈。



　　其四：不懈地追問



　　中國不承認民主化，一味謀求市場經濟發展的做法，使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矛盾叢生，且在所有的領域日益表面化。在所謂黨領導的「法治」名義下，對人權的打壓已然正當化。人口基數龐大的農民，為戶籍制度所捆綁，在無權利的狀態下，持續不斷地向城市提供廉價勞動力，而以此達成的經濟發展，製造了足以超過美國的貧富差距。另一方面，西藏、維吾爾的民族問題也被強權鎮壓。在暴力與同化合一的民族政策下，民眾請願與僧侶的抗議自焚事件接連不斷，呈現了經濟發展至上的今日中國的另一種現實。



　　從多民族國家的前蘇聯和中國社會統合的觀點來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確實起到了一種可把不同民族橫向維繫的統合意識形態的作用。它強調儘管民族不同，但每個民族中都存在勞工與資本家這兩個對立的階級。橫向維繫不同民族的勞工階級，靠的不是別的，正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共產黨則居於這種意識形態的核心。而靠暴力與強權來維護這一統合之合法性，就是公安員警和軍隊（在中國，即人民解放軍）。



　　這種社會主義體制，即使經濟出現低迷，甚至破產，但只要為政者牢牢地掌控著公安員警和軍隊，體制便不會瓦解，北朝鮮的情況即是顯例。社會主義體制的真正危機，是如前蘇聯的戈巴契夫那樣的案例，即掌權者一方中出現了民主改革派領袖，並走上時代舞台。然而在中國，主張民主化的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的逝世卻成為天安門事件的導火索，而對學生的民主化訴求表示理解的總書記趙紫陽，因其言行觸犯了鄧小平，結果招致對天安門運動的武力鎮壓。



　　隻身阻擋坦克群的那位青年，據說被公安員警逮捕後，未經審判便遭處決。還有一個說法，是三十年來，始終被關押在天津的某所監獄中，既沒人知道他的名字，罪名也不清不楚。作為天安門民主運動象徵的這個事件，與在中國發生的其它抗爭事件一樣，庶幾被埋葬於黑暗中。三十年來，社會關懷的重心已從政治轉移到經濟，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從過去轉向未來。然而，那個執拗地站在坦克前面螳臂當車的青年，還有那張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的空座椅──這兩張照片，總是在不斷地拷問著我們每個人，要求我們自我追問。



　　孤身阻攔坦克的青年，在獄中不懈抗爭直到燃盡生命最後的劉曉波。我想，無論是什麼時代，改變世界的，是人，是每一個個體的堅強意志和思索，以及對先行者永誌不忘的普通民眾。



　　（本文作者為跡見學園女子大學校長、立教大學名譽教授）



代序



及川淳子



　　本書謹獻給

　　我的中國朋友

　　是你們，告訴我

　　日常呼吸一樣「自由」的寶貴

　　那就是

　　讀，想讀的書

　　見，想見的人

　　還有，盡心暢意的交談

　　獻給你

　　翻閱本書的每一位讀者

　　驀然回望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