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對唐朝最全面、系統性的經典權威之作

　　罕見以韓國史學界的觀點，重新解構你所不知道的大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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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中國史，有資格被稱為世界帝國的，排除了從內亞史或新清史的解釋體系下由蒙古人和滿洲人建立的元、清帝國並非純粹的漢人政權後，似乎盛世榮光就只剩下漢唐了。但是，本書作者朴漢濟認為，唐並非單純由漢人所建立的王朝，其本質必須用「胡漢體制」加以理解。事實上，有高達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唐皇室成員具有胡人血統！而唐的多樣性、世界性和開放性也源自於此。



　　■從「拓跋國家論」到「胡漢統合論」



　　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強漢盛唐」，是指漢、唐兩個帝國文治武功的盛世榮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看法，也都把唐視為和漢一樣是由漢人主導的中華帝國之巔峰。然而日本東洋史學界，例如杉山正明和森安孝夫均指出：以鮮卑拓跋部為主軸所形成的「代國—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雖是以中國風的王朝名來呈現，但實際上用「拓跋國家」來稱呼更為合適。他們承襲自匈奴以來的遊牧系武人的濃厚傳統及體質，其實是「異族們創造的新中華」。



　　韓國的資深唐史研究巨擘朴漢濟則提出了「胡漢統合」論。他認為結合胡人與漢人、武人與文人的「胡漢統合」勢力──「關隴集團」，是大唐帝國得以建立的關鍵，也是理解大唐的核心元素；正如同史家陳寅恪對關隴集團的敘述：「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並無法解釋大唐的出現，真正的解釋是「胡族的華化」。而漢並不等於華。



　　胡族進入中國社會，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影響。胡族並不執著於華夷之辯，不仇視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相反地，他們想要接受好的那一部分。為了統合、團結境內的所有人，自我改變是必要的條件。從前，胡族的這種態度被稱為「漢化」，但這樣的變化其實不只是單純「漢化」而已，而是更深的 「文明化」，最終產生「中華化」的結果；另外一方面，漢人的胡化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二者形成「雙向同體渦旋互生」的交融模式。而這些以胡漢問題為軸心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現象，他將之稱為「胡漢體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也認為，使用「文明化」（civilization）代替「漢化」（sinicization, han-hua）一詞時，意味著少數的胡族跟多數的漢族在中國土地上共存，其最終的目標是達到所謂的「統合」。但必須說明的是，主導這個統合過程的人是胡族，而不是漢人。「中華」或「中華主義」等詞彙的內涵，也不是固執於漢族之物。「中華」也不是民族。然而今天的中國創造出了所謂「中華民族」這個詞彙，是故意混淆「國民」與「民族」而創造出來的詞彙，它在邏輯上並不存在。



　　綜觀中國史，大唐帝國算是成功的帝國，雖然外族被賦予了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和平等權，這在唐代以前是不可能看到的現象。但是唐代仍無法發展出像羅馬帝國那樣，漢族與外族同樣適用、一起參與的「市民權」（公民權）概念。和羅馬體制不同，唐代標榜「一君萬民」的皇帝體制是其根本上的弱點。所以，當胡（外國人）被排擠，胡漢之別被強調之時，統合力量自然變得薄弱，這正是安史之亂後出現的情形，也是中國日益邁向純粹漢人社會、強調華夷之辯的宋代的原因。而這也正是當今中國仍有待解決的問題。



　　■天可汗＝天子＋可汗，精彩萬分的大唐帝國留給今日的遺產



　　天子，是南方農耕民（漢人）對於皇帝的尊稱；可汗，則是北方遊牧民（胡人）對於君主的尊稱。唐太宗被視為「天可汗」，後來多位唐皇帝也繼承此一稱號。由此看來，大唐帝國毫無疑問是一個胡漢統合帝國——皇帝既是農耕民的天子，也是遊牧民的可汗。



　　在秦漢以後的歷代王朝中，除了開國國君，少有皇帝御駕親征，但對唐的皇帝來說，率兵打仗卻是日常的軍事行為，透過遊牧型君主「親征→掠奪→班賜」的領導方式，統御帝國子民。另外，朴漢濟也精闢分析了皇后、太子、太子妃制度，從而解答「為什麼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出現在唐朝，而非其他朝代」？在一個像美國一樣富有多元性的「胡漢複合社會」裡，大唐帝國應該如何管理？「大唐帝國的治術和經營」提供了精彩的答案。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翻轉傳統的漢人史觀，改從胡人的角度重新理解唐？大唐帝國留給後世的遺產又是什麼？答案是，這是一個「開放的帝國」、「開放的社會」。成為開放社會的必要條件是「機會均等」，而基本條件則是「不靠關係」，讓人民依據實力、技能獲得評價。像高句麗人高仙芝、波斯人阿羅喊，都是因其特殊身分或特殊才能而在唐朝廷中活躍的典型人物。



　　因為胡漢統合的唐朝廷具備包容差異、海納百川的開放態度，才能造就大唐盛世，這不僅是大唐帝國給予後人的啟示，也是本書的重要結論。細數中國土地上的歷代王朝，不難發現凡是一味追求「漢族正朔」者，終究會遭致覆滅，而強調「胡漢一家」者，則注定走向富強之路；在中國高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此刻，大唐帝國的興衰存亡，更加值得我們借鏡省思。



　　■為何海外華人學者、日本學者、韓國學者可以理解唐的本質？



　　八旗文化曾推出華人學者陳三平的《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和日本學者森安孝夫的《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系列之六）二書。陳三平熟悉漢語音韻訓詁學、精通多種歐洲語文和中、北亞語文，所以他能夠跳出像「木蘭」、「莫賀弗」這樣的漢字形體約束，而從語言上解讀隋唐中國的「伊朗」元素；而森安孝夫借助突厥語、粟特語史料的研究，大膽提出粟特絲路觀、拓跋國家論和「失敗的安史王朝」說，再次刺激讀者對唐代的全新理解。



　　這兩本關於隋唐的經典著作，與韓國學者朴漢濟的《大唐帝國的遺產：胡漢統合及多民族國家的形成》構成鼎足，讓學界和一般讀者感到驚艷。這三本書的共同特色都不是以華夷之辯、胡漢之別、中國民族主義的方式認識「中國史上的唐朝」，而是採用不同史料，以不同視角研究「世界史中的大唐帝國」。



　　朴漢濟更是藉由多民族帝國大唐的混血主義，反思和檢討了單一民族韓國的純血主義的狹隘。他更在本書「結論」中評價了中國政府把高句麗（Korea）解釋為中國地方政權的「東北工程」。他指出，實則「內蒙古—滿洲—朝鮮半島」是彼此接續的北方文明系統，但中國的主張斷絕了比中原黃河文明更早的「遼河文明」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連結。此外他也批判了主張現在「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們，其祖先全都是「中國人」，他們所走過的歷史就是「中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中國」這種官方學說。



　　朴漢濟最後指出，習近平的中國夢如果要真的獲得成功，多元主義、開放社會的大唐是其最好的範本。不同的膚色、種族、宗教、語言等交雜在一起時，其結果就是形成一個熔爐，並產生出巨大力量。所謂的多樣性，只有在互相尊重彼此的差異時才得以維持，沒有沙子跟碎石而只有水泥的建築物，是不可能豎立幾百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