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齊邦媛
1972年林語堂先生已回台灣定居，且當選為中華民國筆會會長，在創辦筆會英文季刊的發刊辭中，他說：「多年來我們一直想出版這樣一本刊物，向國際上介紹我們在台灣的文學創作，因為西方世界對台灣的過去和現在所知太少。他們幾乎完全不知道台灣不斷產生新的文學作家，他們的作品可能為我們開啟了解和交流之門。在今日世界，東方與西方必須相逢。希望這份季刊是一座引向相逢的橋。」（原文為英文）並聘請母語為英文的殷張蘭熙女士為總編輯，秋季出版了第一期。
一直到1992年退休，蘭熙付出了二十年的心血，堅定地維持季刊的文學翻譯高水準，且從未脫期或中斷。我自接棒以來，深以這個理想和傳統為榮，二十七年來這座橋上行人不斷，在世界文壇為台灣文學保有穩定的一席之地，也建立了許多持久的友誼。台灣雖然有令人尊重的經濟政治成就，在台灣海峽微妙飄搖的情勢中，這兩千多萬人用怎樣的心靈感應，去經驗人人有份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樂呢？只有文學可以解答。
我們長年堅守的中譯英工作，用輸出的心聲叩開了世界國際筆會一百二十多會員國的大門，也經由外交部新聞局設館地的學校和文化機構，得到許多反應和鼓勵。總會的刊物每期都轉載我們的作品，最近尚以蘇偉貞的散文《以光腳的旨意為名》刊作首篇，開卷之時，感到一股暖流升湧，好似穿越了漫長多難的一個世紀，回應了梁啟超譯書救國的百年呼喚。然而在台灣本土，這本鍥而不捨的英文季刊，卻仍只是一個「默默的耕耘者」。
雖然從幼稚園到安老院都在學英語，文學的英文仍在另一些國度。誠品書店很慷慨地給了我們一角地，放十本、二十本The Chinese PEN (Taiwan)試售，都賣不完，他們的廖經理有一次建議，也許中英對照會引起讀者興趣。
研磨了兩年之後，我們終於選定了這十篇作品，要以中英對照的方式出第一本書了。這十篇不僅是好的文學作品，還有不同的題材和文字風格，在藝術與文化交流時代表的層面廣，變化多，對譯者的要求也高。這些原已精磨細選的作品，到了中英對照的階段卻又需更進一步的推敲了。
這時我才認真地思考起陶侃搬磚的後果。晉書記載這位平南將軍，不安於封侯食邑的舒服日子，卻「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甚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後世之人認為如此「勵志勤力」的人，早晚會砸了自己的腳。台大鄭騫老師當年詩句有「搬磚砸腳糊塗事」，大約也包含了中國古典文學的白話文對照本，雖然造福了無數學院外的讀者，卻也受了許多精準度的挑戰。
不知我們這中英對照的努力是不是也會成為糊塗事？我們這編輯小組的五個人，在本業忙碌之外，每聚必七、八小時，頭常暈，眼常花，站起來繞室疾走，坐下來揪髮抓臂，終得找出可以攀越兩種文化的路來，切磋琢磨，爭議又妥協……只有過來人才知道它的艱辛——與喜悅。只有對這兩種語言深感迷戀的人才懂這種心情。
當然，仍然有太多不能翻越的山路，勉強迂迴繞道而行，定了稿仍然耿耿於懷。許多句子表面上風平浪靜，底下卻是暗潮洶湧，原譯者已是經驗豐富的老手，有時仍會失足，或是根本找不到立足點。
譬如說英文動詞的時態（tenses），文學中太多的夢境和今昔之感，如《一方陽光》中母親的夢境、《將軍碑》中將軍的幻覺，He sees? saw? has seen? had seen? 怎樣決定都不能完全放心。
另一個困境是諸神的名字。在各地鄉土文學中都有太多的神，但是我們若敢用西方神話中遊戲人間的神名作任何聯想，必會引來災禍，所以像《春雨》中的「上帝公廟」，我們只能譯作“Shang-di-gung Temple”，這樣的例子太多，大家搖頭，歎息，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紅塵五注》大談算命，「天機」應該是“Eternal Will”還是“Hidden Providence”？譯者Daniel J. Bauer是位天主教神父，他也沒有精準的答案。
專業的術語也是最大的挑戰。《一千二百三十點》的譯者彭鏡禧教授曾為刺青和「打」掉的雷射療法問過兩位醫師，《銅夢》作者林燿德逝世之前曾親自正楷為我們寫了許多注釋，如《雲笈七籤》、「始祖鳥」、銅器上雕刻的各種紋，但是這一篇之難譯，難於定稿，可以說是令人難忘。
文化習慣的差異也是個不易跨過的溝。在台灣稱店家為老闆，在西方絕不能面稱他是Boss或Owner。中國人喜歡稱人職銜，如主任、科長、處長等，在西方除總統、州長、參議員或皇家之名銜外，多僅以先生、女士稱之足夠。
在為中英對照本定稿時，我們不敢採取不甚忠實卻比較瀟灑的策略，譬如《解嚴年代的愛情》譯者是著名的John Minford先生，他將篇名譯為“Love in a Time of Change”實在很有包容性，但是對照本的讀者一定會問，「解嚴」怎麼不譯？所以我們誠惶誠恐地把標題改為“Love After The Lifting of Martial Law”，它應該是比較忠實的，但是實在有點笨拙，不夠靈活。這樣的斟酌，討論，妥協的過程，三天三夜也說不完。
書名是《中英對照讀台灣小說》，但是在全稿送請Mr. Ronald Brown審閱修潤的時候，感謝他指出原選十篇小說偏重死亡、哀傷主題，令人讀來頗感沉重，所以我們換上了《人在台北》和《給時間的戰帖》，但它們是散文而非小說。現在翻開書看到從陽光到戰帖，好一番蓬勃氣象，這兩篇散文（《銅夢》亦可作小說讀）就當作美好的bonus吧。
這是一本充滿了快樂友情的書，作者、譯者和我們研磨定稿的五個編者，已在書中激盪交流而成了真正的文友。許多看不到月亮的晚上，這幾個雙語文人，坐在都市高樓的書桌前，反覆思量，那古代的僧人，飲過春酒，熬過炎炎夏日，穿過楓林，踏過雪尋過梅回到月下門前，該是推呢，還是敲呢？
翻譯是真正的再創作，我們相信這是一本「好看」的書，你無論看左頁或是看右頁，或是左右對照看，都會感到文字微妙，卻布滿陷阱的魅力。也許你會和我們一樣漸漸陷入字蠱之中，推敲成癮，難以自拔。這本對照本，只是許多出路之一，當然應該有更多再創造的可能。
此書之成最該感謝的是筆會的項人慧小姐和萬淑宜小姐為此書長期付出的時間和關懷，以及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的許耀雲小姐與她能幹的編輯徐以瑜小姐，和企劃部陳美萍小姐。
Our thanks to Prof. Nicholas Koss（康士林）,Mr. Ronald Brown, Ms. Kathleen Ahrens（安可思）for their reading of the manuscripts and their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Jun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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