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生活裡發現自己──述小說家彼得·杜拉克
楊無銳教授
一、寫小說的杜拉克
彼得·杜拉克寫過三本敘事作品：《旁觀者》、《最後的美好世界》、《行善的誘惑》。《旁觀者》是杜拉克的個人生活史，也是他的精神自傳。《最後的美好世界》和《行善的誘惑》則是純正的虛構文學。杜拉克所有作品中，這兩本小說或許是最少被關注與被討論的。作為小說，它們理應是最易讀的作品。作為管理學大師的小說，它們卻可能是最難讀的作品：大師為何要在晚年寫小說，他打算藉助小說說些什麼？這是一個問題，很要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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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回顧文章裡，杜拉克建議讀者把自己視為「社會生態學家」（〈一個社會生態學家的省思〉，1992）。社會生態學家的使命之一，是觀察世界的變遷、解釋變遷的成因、預判變遷的後果。社會生態學家的使命之二，是在動蕩的世界裡守住文明的基本價值，並從這些基本價值中引申出未來社會的新願景。觀察世界、描述其變化，並對變化做出解釋，這通常被視為歷史學家的工作。捍衛文明的基本價值，這通常被視為道德哲學、政治哲學乃至神學的職責。為未來社會勾勒藍圖、提供願景，這似乎是20世紀方興未艾的「未來學」的專利。杜拉克從不以歷史學家、政治哲學家、道德哲學家、政治哲學家、神學家、未來學家自居。但他的寫作，往往同時包含上述所有面相。他的假想讀者不是大學課堂或書齋裡的專家，而是那些渴望在世界上有所行動的人。這些渴望行動的人，不只需要具體的行動指南，還需要在更廣闊的視野裡理解自己的行動，領會行動的使命與願景。作為社會生態學家，他肩負的第三項使命，是捍衛語言、教育大眾。捍衛語言，是用明晰的語言捍衛文明的基本價值、基本信念。教育大眾，是讓語言重新成為人們思考、論辯、溝通的工具。唯有學會用語言思考、溝通的人們，才有能力抵禦那些禁止人們思考、溝通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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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語言、教育大眾，正是杜拉克為自己確定的寫作使命。他說，「社會生態學家不必是偉大的作家，但他們必須是受到尊重的作家，是關心社會的作家。」在他心目中，有一份符合這項標準的作家清單，包括歷史學者、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也包括記者、小說家。他們的共同之處是，能用明晰的語言，講出引發普通讀者關切的故事。這樣的作家，在20世紀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們屬於一個悠久卻不幸瀕臨斷決絕的寫作傳統。法語裡有一個詞形容這類作家：moralistes。倘若翻譯成漢語，或許可以稱之為「載道派」。20世紀之前，「載道派」的寫作本就不限文體與學科。哲學家會把哲學講成故事，小說家會在小說裡討論道德和上帝。作者們操心的只是用切當的方式談論恰當的話題，而不會太過在意自己的專業身份。寫小說、散文、詩，還是論文，不是寫作者的本質區別。文以載道，還是文以自耀，才是寫作者的本質區別。杜拉克夫人說：「彼得熱愛寫作，一生都在寫，但他從來沒有為了使自己顯得重要而寫作。」（邵明路先生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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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把杜拉克視為「管理學大師」的讀者，恐怕不會對大師的小說感興趣。就算大師的「管理學」作品，他們可能也只有局部興趣。但若回歸「文以載道」的傳統，讀者或許可以從中讀到一個更完整的杜拉克。剖析公司治理結構的杜拉克、為知識工作者提供建議的杜拉克、預判未來經濟趨勢的杜拉克、追憶老祖母的杜拉克、寫小說的杜拉克，其實是在傳達同樣的消息。這個消息，就是他所珍視的自由、平等、人的尊嚴。這是文明的基本價值和信念，是文明最為寶貴的部分，也是最為脆弱的部分。一部人類歷史，是一次又一次發現它們的故事，也是一次又一次毀掉它們的故事，更是一次又一次重建它們的故事。同一個故事，可以有不同的講法。管理學大師杜拉克，把這個故事的綱要寫進《公司的概念》這樣的管理學論文。可是，故事的精微之味，總在綱要之外。晚年的杜拉克，把它們寫進兩部小說。……
譯序
《最後的美好世界》的原文出版於1982年，是彼得．杜拉克的第一部小說。他的下一本書也是小說，即1984年出版的《行善的誘惑》（The Temptation to Do Good）。此後他便放下虛構之筆，回歸管理學本行，不再寫小說了。《最後的美好世界》和《行善的誘惑》於是成為了他一生逾四十部著作中僅有的兩部虛構之作。許多讀者甚至不知道，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大師中的大師」的彼得．杜拉克，曾經寫過兩部小說。
《最後的美好世界》出版時杜拉克73歲，早已著作等身，享譽世界。杜拉克為何會在晚年動筆寫小說？這個問題或可在他1978年出版的《旁觀者：管理大師杜拉克回憶錄》（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中找到局部答案。他在回憶錄第二章〈赫姆和吉妮亞〉中劈頭寫道：
我沒有成為小說家，實在對不起赫姆和吉妮亞。我很早就知道,寫作是我能做好，甚至是唯一能做好，無疑也願意努力去做的一件事。而我向來認為，小說寫作是作家的試金石。
可見杜拉克早年就有志成為小說家，寫小說並非一時之興，只是年輕時因緣際會，先後或同時致力於報業、財經、教育等領域，並在管理學方面勤於著述，最終成為了一代管理大師。既然成為小說家是他早年未竟之志，年過七十而動筆寫小說，也就不足為奇了。
小說雖屬虛構，但觀諸文學史上的小說，我們會發現小說家早年的作品，尤其是生平首部作品，不管在人物塑造或情節設計上，往往有某種程度的自傳色彩，或是以身邊的真實人物或故事為本。這種真實性或集中在某個小說人物身上，或分散在不同人物身上。《最後的美好世界》作為杜拉克的首部小說，某種程度上也有這種真實性。
若把小說《最後的美好世界》與回憶錄《旁觀者》對照著看，我們會發現小說中的一些人物和細節，與回憶錄中所記述的一些人和他們的經歷，頗有些相似之處。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小說第四部分的女主角拉斐拉，會讓人聯想到回憶錄中特立獨行、常不按牌理出牌的奶奶。杜拉克的奶奶與爺爺婚姻美滿，爺爺過世後，奶奶直至死前都把爺爺的相片掛在臥房裡，每逢爺爺忌日，則必定閉門緬懷爺爺。在小說中，拉斐拉每年在丈夫亞瑟的生日音樂會結束後，都會與亞瑟在其私人套房裡一起回憶他們邂逅、墜入愛河、共同生活的情形，後來即便亞瑟過世了，她仍舊維持這個習慣。奶奶在法國藝術歌曲尚未流行前就懂得欣賞，年輕時彈得一手好鋼琴，是克拉拉．舒曼的學生，還曾在布拉姆斯跟前演奏過，類似的音樂才華在拉斐拉身上也有所反映。回憶錄〈伯爵與女伶〉一章中的女伶瑪麗亞，也讓人想到小說中「有著一副銀鈴般的女高音嗓子，音高和音準都無懈可擊」的瑪莉安黛。
小說場景也與杜拉克早年的生活軌跡重疊。杜拉克1909年生於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1927年大學預校畢業後前往德國漢堡一家出口貿易商行見習，之後到德國法蘭克福一家商業銀行擔任證券分析員，1929年秋紐約股市崩盤後轉往報界發展，進入法蘭克福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法蘭克福總指南》（Frankfurter General-Anzeiger）擔任財經撰述，同時在法蘭克福大學法學院修讀學位。他在1931年拿到國際法和公法博士學位之前，已開始在法蘭克福大學法學院任教。1932年納粹上台幾個星期後，眼見納粹的恐怖獸行即將降臨，他回到維也納，隨後動身前往倫敦一家大保險公司見習，次年成為倫敦一家商業銀行的經濟分析員。1937年春，他前往美國擔任英國報社駐美記者，同時為歐洲金融機構提供財經諮詢服務，從此定居美國，並於1943年歸化為美國公民。小說的主要場景，即維也納和倫敦，就是杜拉克28歲移居美國之前的主要活動地點。
不過，小說描述的重點並不在於場景，而在於人。杜拉克在《旁觀者》中寫道：
我一直都對人比較感興趣，不喜歡抽象概念，更別提哲學家那些綁手綁腳的分類與定義了。對我來說，人不僅較為有趣且有各種面貌，也較有意義，因為人會發展、表露、改變及形成另一種面貌。
《最後的美好世界》最精彩之處，或許就是人物的塑造。小說的四個部分各以一位主角的故事為線索，串聯起形形色色的人物與事件。第一部分的主角索別斯基是波蘭親王、奧地利駐英國大使；第二部分的主角辛頓來自英國，是傑出的銀行家、數學家；第三部分的主角莫森索爾是銀行家，他有意拉攏為銀行副總裁的賓斯托克是高級公務員，岳父奧格斯堡出身於維也納醫生世家，曾有意招他為婿的所羅門爵士是成功的投資家；第四部分的主角拉斐拉則是聲樂家，她丈夫亞瑟．華爾德-萊夫尼茲男爵是著名的鐵路橋樑建築師，哥哥年輕時是革命領袖而後來成為房地產開發營造商，兒子是前鐵路部長、電報電話知名權威，而她最後及最傑出的音樂門生瑪莉安黛不僅是優秀的歌唱家，還是擅長繪畫的藝術家。這些都是社會的菁英，是各自領域的佼佼者。像他們這種身分和地位的人，就是杜拉克移居美國前在其生活世界中所認識或交往的人。
杜拉克的父親是奧地利經濟部高級官員、共濟會領袖，母親是醫生，祖父是銀行家。他家族許多成員不是官員，就是律師、醫生或在歐洲各地大學任教的教授。所以，他從小接觸的人，都是些知識分子、科學家、高官貴族等社會上層階級的菁英。《旁觀者》中的第一部〈來自亞特蘭提斯的報告〉和第二部〈舊世界裡的年輕人〉所描述或提及的，多半是這些人。而這些人生活的世界，就是他在小說中所描述的那個世界。他透過移花接木的手法，把現實人物的身分和經歷，嫁接到小說人物身上，從而描繪出19世紀下半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那個美好世界中，一幅幅社會上層階級菁英的圖像。
不幸的是，類似小說中所描繪的那些獨當一面、出類拔萃的菁英和他們所組成的世界，以及他們未及成熟的下一代，幾乎都毀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了。那些倖存下來的人若不是肢殘體障，就是心靈受創。在《旁觀者》第五章〈伯爵與女伶〉中，對於一整個世代的歐洲人和歐洲文明在那場噩夢般的戰爭中被摧毀，因受傷未上戰場而倖免於難、曾經是社會主義領袖的伯爵有極為深刻的感慨：
那次戰爭帶來的最大破壞，並不在於它毀滅了我們想要創造另一個世界的希望，而是它殺死了許多本來能拯救歐洲的人。它殺死了整整一個世代的領導層……我若想要見我這一輩的人，只有去凡爾登（Verdun）、帕森岱爾（Passchendael）、俄國前線或是伊松索（Isonzo）等地的墓園。躺在那裡的，今天若是還在，必定是歐洲的領導人。
1914年一戰爆發之前的三、四十年，即奧匈帝國的極盛時期、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後期和愛德華時代、法國人所說的美好年代（Belle Epoch），可說是歐洲文明的黃金時期。當時歐洲相對和平，資本主義和工業革命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藝術、生活方式等都在此時臻於成熟。然而，那也是「最後的美好世界」，因為隨後的大戰一舉把它破壞殆盡了。對於那些經歷過戰前歲月的人來說，那是一個讓他們迷戀不已的世界。一戰後，人們一提起戰前時期總是充滿無盡的緬懷，就像杜拉克在《旁觀者》中所說的：「兩次大戰之間的維也納，以及全歐洲，都對『戰前』充滿著迷戀。」
杜拉克生於1909年，一戰爆發時還只是個四五歲的小孩，並沒有真正經歷過戰前的美好日子。對於人們迷戀戰前，杜拉克甚至是頗有微詞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戰前』像一股瘴氣四處瀰漫，使得人人癱瘓，並窒礙了所有的思想和想像力。」因為本能地想要逃避「戰前」，他很早就決定要盡快離開維也納。但在歐洲其他地方，「戰前」還是一樣陰魂不散，直到1937年移居美國後，他才終於得以遠離。
然而，杜拉克為什麼仍會以一部小說來描述戰前的那個世界，甚至讓人感覺到，他對那個世界存有緬懷之情？在我看來，與其說杜拉克是在緬懷那個時代，不如說他是在緬懷那個時代有過的眾多獨當一面、出類拔萃的人，甚至還流露出惋惜與悼念之意。小說中也並非一味回顧與緬懷，還有反思與憧憬的意味。這一點反映在拉斐拉的哥哥身上尤其明顯。拉斐拉的哥哥過去是革命領袖，後來發誓再也不碰政治，轉而成為維也納頂尖的房地產開發營造商，致力透過建設來延續他改造世界的夢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依舊是個革命者。過去40年來我所建造的每一棟建築都是我的革命宣言。……建設者的工具，而非殺人者的工具，才是正確的工具。我的目標就是要建設一個讓公民能夠抬頭挺胸地生活的人性化的環境。
在拉斐拉心目中，哥哥是現代社會的「貴族」──有擔當、負責任、致力於建設的現代菁英。可惜的是，她哥哥去世才不過十年，這樣的貴族似乎已經消失殆盡了。透過拉斐拉的哥哥這個角色，杜拉克一方面緬懷甚至哀悼舊時代的美好世界，另一方面也寄託了他對美好世界的憧憬。
所謂的美好世界，也還有另一個意義，那就是晚年的世界。這一點表現在拉斐拉的身上。杜拉克在小說自序中說：「至於書名所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餘暉閃耀的愛德華時代，抑或是風華尚存的晚年人生，就留待讀者來判斷了。」這一修辭句式顯然是在暗示，書名中所指的那個世界，既是一戰前的愛德華時代，即歐洲文明被一戰摧毀之前那個相對和平的盛世，也是小說女主人翁拉斐拉個人的晚年世界，而不只是兩者之一。
小說中有兩處分別點明了「最後的美好世界」的雙重指涉。一是透過一位公爵之口點出：「我們已經置身在最後的美好世界了。這個世界只會變得更糟，不會變得更好。……這樣的情況是前所未有的，將來也不會再有。……這是最後的美好世界了，群體和階級彼此共存，不會相互廝殺，或一頭栽進內戰。」二是透過拉斐拉晚年的領悟：「你只能年老一次，而這唯一的一次就是你最後的美好世界了。」前者是就整個大時代而言，後者說的則是個人生命的最後階段。
前面提到，小說出版時杜拉克已經73歲，也就是說，在寫作這部小說時，他自己也開始步入人生的晚年時期了。他是不是有意以此自我勉勵，提醒自己人生的晚年也可以活得精彩，活出最後的美好？這恐怕只有杜拉克自己才能證實。但我們以後見之明看到，晚年的杜拉克依然活躍多產，不寫小說之後仍有十幾部著作問世，這問題的答案或許已經不證自明了。
從文學的角度來看，《最後的美好世界》大概不會被視為傑作或經典之作。文學創作畢竟不是杜拉克的本行，他自己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否則不會在寫完兩本小說之後，就不再繼續寫下去。但《最後的美好世界》這部小說視野開闊、格局恢宏、文筆老練，作為初試啼聲的作品，若是出自年輕小說家之手，可能會一鳴驚人而引起轟動，被視為超齡之作，但出自在政經文教領域早已身經百戰且著述豐富的管理大師之手，這並不令人意外。或許杜拉克也必須到了他生命的晚年，在歷經漫長的20世紀之後，才寫得出這樣的作品，就像小說中的拉斐拉唯有到了81歲，才能把舒伯特18歲時的天才之作〈致音樂〉的神韻，演繹得淋漓盡致，並深深打動在場的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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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 陳耀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