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序
我在抗戰前曾將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的英譯本譯成中文，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30年出版。精神分析是一種治療神經病的方法，也是一種研究心理功能的技術，以後形成一種心理學的理論，成為現代心理學的一個重要學派，對心理學、醫學、人類學乃至史學、文學藝術和哲學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精神分析的創始人佛洛伊德是維也納猶太籍的神經病醫生。他於1856年5月6日生於摩拉維亞(現屬捷克)，四歲時隨同父母移居維也納，在維也納度過了八十個年頭。他幼時聰慧。1873年考入維也納大學學醫，從事他所感興趣的科學研究。1876年，他在布呂克教授指導下當助理研究員，1881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次年，他即和神經病醫生布洛伊爾合作。布洛伊爾的年齡比佛洛伊德大十四歲，他也是布呂克的弟子。布呂克和路德維希、杜布瓦-萊蒙及赫爾姆霍茨志同道合，結成聯盟，反對活力論，認為「有機體內除一般物理化學的力在起作用外別無其他的力」。佛洛伊德和布洛伊爾在布呂克門下，受了物理主義的生理學訓練，承認「心理學是有關中樞神經系統的研究，心能就是由大腦細胞所供應的物理能」（波林，《實驗心理學史》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816頁）。
布洛伊爾曾用催眠法治療一個?病的女病人安娜。這個病人在許多症候之中，還有一個特殊症候，就是有長達六個星期的時間在乾渴得無法忍受時，也不能喝水。在催眠狀態中，她訴述自己童年時，如何走進她不喜歡的女家庭教師的房間，看見她的狗從玻璃杯內喝水，引起了她的厭惡，但由於受尊敬師長的傳統影響，只好默不作聲。她在催眠中，恢復了她對這個往事的回憶，儘量發洩了她的憤怒情緒，此後她不能喝水的怪病才消失。這種治療主要是透過談話或暗示進行的，所以佛洛伊德稱之為談療法，是他後來發展的精神分析法的基礎。
他對這個療效的解釋是以布呂克的物理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以為人的心理活動有賴於神經系統所供應的物理能。物理能的水準過高時，就需要釋放或宣洩，從而促成了神經病的消失。所以佛洛伊德在行醫的初期是支援神經病的物理或生理的病因說的。
但是佛洛伊德面對這個療效，也感覺到身心關係的微妙。由於他受過布呂克的物理主義的教育，所以不立即轉入心身交感論，而僅僅主張心身平行論。他說，「神經系統的生理過程的鏈條不會與心理過程造成因果的關係。」「因此，心理是與生理平行的一種過程。」（鐘斯，《佛洛伊德傳》第一卷(Sigmund Freud, I)，1953年版，第368頁）。他認為心物在本質上是不同類的，所以他認為把這一種過程譯成他種過程乃是邏輯上的錯誤。但據佛洛伊德傳記的作者鐘斯的分析，佛洛伊德並沒有徹底堅持平行論，有時也會說身體或性的變化產生了焦慮，或一種情緒導致了手腳的癱瘓（同上，第369頁）。
1885至1886年間，佛洛伊德就學於法國神經病醫生沙可。沙可用催眠法，有時消除了這些症候，有時引起了?病的症候，因此，佛洛伊德以為治療身體的症候可以透過觀念傳遞而奏效。他後來又赴南錫，觀察了李厄保和伯恩海姆的催眠治療術。這些法國醫生與同時代的德國醫生不同，他們不堅持大腦解剖的觀點，承認心理病理學為心理學的一個分支（鐘斯，《佛洛伊德傳》第一卷，第370頁）。
佛洛伊德由於受了法國的影響，同時根據他自己的臨床經驗，逐漸從生理的病因說走向心理的病因說或心理動力說(the psychodynamic hypothesis)，以為神經病起源於心理內部動機的矛盾。
佛洛伊德在生理病因說的指導下，曾於1886年試用過電流療法、水療法、按摩法治療神經病，但療效並不顯著。在心理病因說指導下，他於1887年採用從沙可那裡學來的暗示療法，認為這個方法很好，時間也較為經濟，但療效難以持久，常有反覆。因此，他乃創制精神分析法，也就是自由聯想法，於1892年開始運用。他由於堅持赫爾姆霍茨學派的準則，不相信自由意志說而堅持他的所謂決定論，以為任何聯想都不是無因而至的，都是有一定的意義的；因此，透過病者的自由聯想就可以挖掘出深埋在病者心裡最底層的動機或欲望，也就是所謂潛意識的欲望。原來，佛洛伊德把人的心理歷程分為三層，上層為意識，中層為前意識，底層為潛意識，構成了他的深度心理學(the depth psychology)。他以為一個觀念的意識是轉瞬即逝的，但是消逝了的觀念有需要時可以再成為意識的，這便叫做前意識。至於潛意識的觀念是遭受過壓抑而被摒斥於意識領域之外的，現在如果要它重複進入意識，就為病者所拒絕了。所以佛洛伊德以為抵抗和壓抑是同一歷程的兩面。精神分析的目的就在於克服這個抵抗，把潛意識的欲望化為意識，治療就可以奏效了，然而這個抵抗是不容易制服的，需要精神分析家的高度技巧。
被壓抑的欲望是什麼性質的欲望呢？佛洛伊德以為主要是性的欲望；性的擾亂是神經病的根本原因。他於1896年出版了《?病的病因學》，提出了誘引說(the seduction theory)，以為兒童幼時天真，並無性的衝動，只因受了成人的誘引，導致了這種衝動的產生。到了1896年後期和1897年上半期，佛洛伊德開始對誘引說發生懷疑。1897年夏季，他進行了艱苦的自我分析，發現了他自己幼時對母親的裡比多欲和對父親的敵視，這就是所謂伊底帕斯情結。於是他放棄了誘引說，而承認兒童期的性生活，不過佛洛伊德的「性」不是專指生殖的或生殖器官的快感，而是指一切敏感區的快感。
由於布洛伊爾不同意佛洛伊德關於性的觀點，佛洛伊德便改以弗利斯為志同道合的好友。他把自己放棄誘引說和發現伊底帕斯情結的秘密寫信告訴弗利斯。弗利斯對性問題的研究有較濃厚的興趣。他於1897年發表他的處女作，提出了一種新的併發症，叫做鼻反應神經症，包括頭痛、神經痛及迴圈、呼吸、消化等內臟器官的擾亂。他的研究有兩點特別引起了佛洛伊德的興趣。「1．他認為鼻黏膜與生殖器官活動有特殊的關係，因為在性興奮中，鼻黏膜有時有充血現象。2．他從婦女行經的事實揣測兩性的生命活動都隱含有週期性。」（見《精神分析年鑒》(The Annual Survey of Psychoanalysis)第五卷，第513頁）。弗利斯於1887年來到了維也納，透過布洛伊爾的介紹，聽佛洛伊德的神經學課。他在此後六年，便經常與佛洛伊德通信。佛洛伊德給他的信函、卡片、摘記計共284件，其中有168件構成了題為《精神分析的起源》的論文（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起源》?? (S. Freud, Origin of Psychoanalysis, Letters to Wilhelm Fliess, Drafts and Notes, 1887-1902)）。
佛洛伊德在性的問題上，雖然得到了弗利斯的支持，但阿德勒和榮格繼布洛伊爾之後都因反對性的病源學，背棄了佛洛伊德的教義。阿德勒於1911年從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分裂出來，另創個體心理學；榮格於1915年，繼阿德勒之後脫離國際精神分析協會，樹立起分析心理學的旗幟。
但是佛洛伊德那時卻已馳名國外了。1909年，美國克拉克大學二十週年校慶，校長斯坦利·荷爾邀請他前往參加，並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他會見了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如詹姆士、卡特爾、鐵欽納等人。他在該校的演講分五次進行，題名《精神分析的起源和發展》，由蔡斯譯成英文出版，後並譯成幾種文字，中譯本於二十年代發表於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誌》。佛洛伊德是多產的學者，他的著作引起了廣大讀者的興趣。新的精神分析學會在歐洲大城市中紛紛建立起來。荷蘭精神病學家和神經學家協會以及英國心理學會都邀請他為名譽會員。總之，在1919至1939年間，他的名譽達到了最高峰。
但是他的晚年生活是苦難重重的。他於1923年發現患了口腔癌。希特勒當權時大肆反猶，1938年侵占了奧地利，佛洛伊德被迫離開了維也納，1939年9月21日死於英國。
佛洛伊德的聲譽之隆、影響之大，在心理學家中是罕見的。他對心理學的主要貢獻是關於人類動機的研究，或者如波林所指出的，「動力心理學的重要來源當然是佛洛伊德」（波林，《實驗心理學史》，中譯本第797頁）。眾所周知，馮特及其弟子的實驗心理學，繼承了聯想心理學和生理心理學的傳統，從事感知覺的研究，重視意識的內省分析，對於人的行為及其動力或動機的分析是比較忽視的。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對傳統的實驗心理學起了補偏救弊的作用。因此，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和歡迎。
美國心理學史專家舒爾茨在他的《現代心理學史》1981年新版中，在強調了佛洛伊德的某些概念被納入現代心理學的主流以後，並指出，「佛洛伊德對一般文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他訪問克拉克大學以後，他的體系的衝擊力立即為人所感受到了。巴亢說過，1910年後，美國報刊載滿了佛洛伊德的論文，1920年後，美國出版了兩百部以上的書籍，論述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D. Schultz,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3rd Ed., 1981, p.339）。所以佛洛伊德在美國是很出名的。
但是佛洛伊德畢竟是治療神經病的醫生而不是受過嚴格訓練的心理實驗家。他所根據的材料不是透過實驗控制的方法而取得的。他用精神分析法治療神經病時，誰也不能保證病者的報告不是揣摩醫生的要求、符合醫生的願望而做出的。所以佛洛伊德搜集材料的方法受到了心理學家的批評（舒爾茨，《現代心理學史》第二版中譯本，第341頁）。
佛洛伊德在理論上也不無困難。首先是潛意識問題。據定義，潛意識是有異於前意識的無意識。前意識有可能重新進入意識，至於潛意識則是不准侵入意識的。佛洛伊德重視潛意識，就相應地輕視意識。有人認為心理的就是意識的，意識的就是心理的。佛洛伊德說，不對，這個公式不能成立。因為「意識不是心理的實質，而只是心理的一個屬性，一個不穩定的屬性，因為它是旋即消失的，消失的時間遠較長於存在的時間。」（S. Freud, Collected Papers V, p.379）。
當然，對於心理等於意識這個公式，我們也是不同意的；我們也認為心理歷程應包括意識和無意識。但是心理的實質卻恰恰是意識而不是無意識，更不是潛意識。佛洛伊德也知道貶低意識的地位是不得人心的。所以他說，「但這絕不意味著，對我們說來，意識的屬性已經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它仍然是唯一的光線，照亮了我們通向心理生活奧秘的道路。也就由於我們的發現的特殊性，我們在心理學內的科學研究就是要將潛意識歷程譯成意識歷程，從而填補了意識知覺的空白……。」（S. Freud, Collected Papers V, p.382）。佛洛伊德的這個自白表明意識只有一種功能，那就是用以發見潛意識奧祕的唯一探照燈，而潛意識心理學的研究則反過來給意識的知覺填補空白。這還不是貶低意識的價值嗎？他可不知道「人的意識不僅反映客觀世界，並且創造客觀世界。」（列寧，《哲學筆記》，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9頁）。人類之所以有今天光明燦爛的世界就因為有意識和社會實踐，而佛洛伊德則是把潛意識「片面地、誇大地、過分地發展為脫離了物質、脫離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絕對」（借用列寧對唯心主義的評語，《哲學筆記》，第365頁），並且他的決定論，尤其是認為人的一切行動都決定於潛意識的欲望，顯然是陷入了反理性主義的錯誤。
第二是泛性論問題。如果說佛洛伊德的潛意識說貶低了意識的作用，他的泛性論便將人降級為一般動物，抹煞了人的本質特徵。關於人的本質，馬克思曾經指出，它「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8頁）。而在這些關係之中，生產關係尤其對人的心理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佛洛伊德則是反對唯物主義歷史觀的，甚至抹煞了社會文化或社會歷史條件的重要性。他寧願採取生物學的觀點，僅僅將他的理論建立在生物學的事實的基礎之上，以為生物有自存和存種兩種目的，因此，「將本能分為兩大類，使相當於人類兩大需要——即饑和愛，」而他則尤其重視愛或性。他說，「根據這個觀點，我們乃介入自我本能和性本能於精神分析之內。前者包舉個體的生存、延續及發展，後者包括幼稚的及倒錯的性生活。」（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舊譯本，第70-71頁；原著英譯本第131-132頁）。如果人類只有與饑及愛兩大需要相應的自存和傳種兩種本能，那麼人類和其他動物還有什麼差別呢？所以佛洛伊德的出發點是十分錯誤的，無怪布洛伊爾、阿德勒和榮格都在性的問題上與佛洛伊德發生了分歧。
我們還可以焦慮神經病為例，進一步說明佛洛伊德的性的病因論的困難。佛洛伊德以為被阻抑的性欲和病態的焦慮有內在的聯繫。早在1911年，鐘斯就已經自稱「對生理的性的緊張狀態轉化為焦慮的學說在生物學上的確當性提出過疑問」，他以為應當說焦慮是一個特殊本能的情緒，而這個本能則為防禦本能，是由內部產生的壓力的刺激所引起的（鐘斯，《佛洛伊德傳》第一卷，第261頁）。所以鐘斯否定了焦慮神經病的性的病因論。
佛洛伊德對五歲男童漢斯驚悸病的性的解釋，我在1930年《精神分析引論》舊譯本的譯序中也曾提出過批評的意見，以為漢斯對於其母進行性的窺探都是由於受了其父暗示的結果。《73—74年心理學》的編著者也說，「漢斯與母親一起，當駕馬車的馬失足跌傷時，他大吃一驚。依據佛洛伊德的解釋，這個意外事件只是漢斯驚悸病的突發原因(或最近原因)。他以為真正的原因則是小漢斯在伊底帕斯時期中所顯而易見的內心的矛盾。」可是「批評家指出(漢斯)父子之間的對話，父親發問的暗示性的問題，顯然是由於他研究精神分析的結果而帶有(先入為主的)期望的意味。」（Psychology，73�74, p.265）．所以漢斯的驚悸不是由於伊底帕斯情結作祟，而是他的父親的不良教育的結果。
第三是關於死本能問題。佛洛伊德的動力心理學開始時是以潛意識與意識之間的矛盾為支柱的。潛意識欲望企圖侵入意識或前意識，而意識或前意識的檢查員則嚴格把關，不准這些想入非非的欲望擅自進入。這個檢查員就是自我或自我理想。
這個自我理想後來被佛洛伊德發展為超我，而性的欲望則歸屬於一個實體叫做伊底。因此，佛洛伊德乃於意識、前意識、潛意識的三分法之外，復有超我、自我和伊底的三分法。這後一種三分法是性與自我對立說的延續和發展。但是這個對立由於佛洛伊德提出死本能而被否定了。
佛洛伊德的死亡學(Thanatology)，自1900年開始就在他的思想中萌了芽，到1920年，他發表了《超越唯樂原則以外》(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提出了死本能的概念。他說，「死亡以死本能的形式，成為一種消滅生命的勢力，而所有生命的目標都表現於死亡。」（轉引自K. R. Eissler, The Psychiatrist and the Dying Patient，見The Annual Survey of Psychoanalysis, Vol. VI, p.476）。後來他在《精神分析引論新編》中又以生物學觀點，將本能區分為性本能及攻擊本能。他說，「我們以為本能有不同的兩類，即最廣義的性本能(可稱之為Eros「食色」本能)及以破壞為目的的攻擊本能。」（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中文舊譯本第77頁；原著英譯本第141頁）。佛洛伊德在提出攻擊本能之後，便先發制人地以性惡論的理由堵塞性善論者之口。他指出，「歷史的事實及我們的經驗……都證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一種錯覺……因為我們主張人有攻擊破壞的特殊本能之說不是因受歷史教訓和我們自己的經驗的影響，而是由於估計到虐待狂和被虐待狂現象的重要。」（同上）。而就被虐待狂現象看來，「就可見它有以自我破壞為目的的一種趨勢。」（同上，舊譯本第78頁；英譯本第142頁）。我們也許認為這個趨勢儘管見於被虐待狂者，但絕不是正常人的心理。但是佛洛伊德則認為「本能的目標在欲恢復事物的較早期的狀態」。這個目標被稱為「復舊的強迫性」(repetition compulsion)（同上，舊譯本第79頁；英譯本第145頁）。他說，「假定遠在往古，生命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起源於無生物，那麼，據我們的假設，那時便有一種本能要以毀滅生命而重返於無機形態為目的。又假定我們所稱的自我破壞的衝動起源於這個本能，那麼這個衝動便可被視為任何生命歷程所不能缺乏的一種死本能的表現。」（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新編》，舊譯本第80頁；英譯本第146-147頁）。所以他相信本能可分兩類：食色本能要將生命的物質合成較大的統一體，而死本能則要將生命的物質重複返於無機的狀態。
這個生和死的關係問題也曾受到恩格斯的注意。恩格斯說，「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重要因素、不瞭解生命的否定實質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學，已經不被認為是科學的了，因此，生命總是和它的必然結果，即始終作為種子存在於生命中的死亡聯繫起來考慮的。」「生就意味著死。」（恩格斯，《自然辯證法》，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639頁）。
但是恩格斯的生死觀與佛洛伊德的生死觀是無法相比的。恩格斯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生命進行了分析，以為有機體的解體過程「必然一步一步地產生更加無生氣、更加接近於無機界的產物，這些產物愈來愈不適於在有機界中加以利用了」，就是說，根據自然規律最後必然是整個走向死亡，所以「生就意味著死」。
至於佛洛伊德則不僅就事論事，更提出了死本能，似乎人有毀滅自己的生命的本能要求。他以為伊底是沒有道德和價值觀念的，一味追求快樂。它的生活原則是唯樂原則。自我尊重現實，遵照現實原則辦事，限制或壓抑了伊底的要求。佛洛伊德雖然主張唯樂原則應服從唯實原則，但仍主張人生以求樂為止，要達到無矛盾境界，或者如赫克特所說的，「與母親在性的方面合為一體，或安息於她的懷抱之內，或最終到達了死的城堡，子宮內的毫無緊張的涅境界。」（《精神分析年鑒》第三卷，第537頁）。這是完全否定了生命的意義和價值，主張生不如死，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集體自殺提供了理論根據。
同時還必須指出，精神分析體系原來是以自我或超我與潛意識欲望的矛盾為基礎的。佛洛伊德對過失和夢及神經病的解釋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現在提出了生本能與死本能的矛盾將如何與他原來的體系協調呢？而且本來對立的性與自我，現在卻合成了食色本能，包括了性和自我。納克特用法文發表的〈死本能或生本能呢？〉一文認為「死本能概念可以取消，因為它與矛盾及攻擊的兩個重要概念發生了衝突。事實上，如果死本能存在，那麼矛盾從頭就是屬於心理內部的，而不是主體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的內化的表示。……所以死本能說是與伊底和以得到超我支持的自我之間的矛盾說不相協調的。死本能如果存在，那麼唯樂原則與唯實原則的矛盾也會失去了意義，分析也不起作用，因為分析是不能解決生命內部的矛盾的。」（《精神分析年鑒》，第七卷，第52頁）。正因為死本能帶來了不可避免的困難，所以佛洛伊德不得不修訂他的學說，於是不僅被壓抑的欲望是潛意識的，壓抑的自我和超我也半屬無意識的。早期的佛洛伊德與晚期的佛洛伊德發生了分歧。
第四是對文化的態度問題。佛洛伊德對文化的態度也是大可訾議的。他的《文化及對文化的不滿》(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的英文譯本刊行於1930年。在這部著作裡，他對唯樂原則的重視尤較勝於唯實原則。他問，人生有什麼目的呢？他的答覆是：「尋求幸福：他們要得到幸福，而且要永保多福。」他以為這個追求的目的，一方面在消除痛苦和不適，另一方面在體驗高度的快樂（S.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p.27, 1930）．很明顯，這是繼承了英國功利主義者的唯樂說(hedonism)的傳統。
同時，佛洛伊德認為文化的成就要用人類幸福的程度予以測量。他曾列舉現代文化輝煌成績。例如他說，當我們看到一個國家為了人的福利開發土地，征服自然，我們就承認這個國家具有高度的文明。「在這樣的國家內，凡是河流有傾覆河岸的危險都受到了限制，流水由運河導向需要的區域。土壤勤加耕耘，栽植適宜的植物；礦產資源深入挖掘，製成合用的器具。交通工具迅速可靠；毒蟲野獸已被消滅；家畜馴化工作興旺發達。」（佛洛伊德，《文化及對文化的不滿》，第53-54頁）。此外如林園的布置、清潔衛生的設備、學術、科學、藝術、宗教、哲學的成就以及社會上人與人的關係的改善等都是高度文明的標誌。但是佛洛伊德以為我們不可能因此「忽視文化的建立有賴於滿足本能的犧牲的程度和文化的存在有賴於強烈的本能要求的不滿足(克制、壓抑或其他)為先決條件的程度」同上，第63頁。。
依照佛洛伊德的這個邏輯，似乎文明的進步不能增進人的快樂，反而增進他的痛苦。他於晚期在性本能外，增加了死本能，而死本能的表現則為攻擊。不論性或攻擊的衝動，在正常的文明社會裡都要受到克制或壓抑，不能肆無忌憚地要求滿足，特別像伊底帕斯情結尤其是大逆不道的。恩格斯說，「如果說家庭組織上的第一個進步在於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相互的性交關係，那麼，第二個進步就在於對於姊妹和兄弟也排除了這種關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3頁）。這個排除的範圍隨著文明的進展而日益擴大，結果形成了今天的一夫一妻制。但是佛洛伊德認為「愛與文化的利益相反，文化的嚴酷的限制威脅著愛。」他說，「就性已成熟的人們而言，物件選擇限於異性，凡屬生殖以外的滿足多作為反常而被禁止的。……這些限制的措施可能把有正常的性能力者的性興趣納入合法的軌道而不受干擾。但是可以許可的異性愛情的唯一出路還要受法律和一夫一妻制的進一步的限制。」（佛洛伊德，《文化及對文化的不滿》，第72頁）。很明顯，佛洛伊德對文明的不滿主要是由於他認為這種限制會給人帶來不快樂的結果，不如復歸於野蠻時期。他說，依照他所提出的觀點，「我們的痛苦要由我們的所謂文明負責，如果我們背棄了它，復返於原始的情境，我們將遠較幸福了。」（同上，第44頁）。
佛洛伊德對文明的不滿很容易使人誤會他的為人，以為他是性生活的自由主義者，其實，他完全不是這樣的人。舒爾茨說，「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佛洛伊德雖然這樣熱烈地強調性在我們情緒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他個人對於性堅持一種極端否定的態度。他一貫地道及性的危險，甚至對非神經病者來說也是這樣，他勸告人們必須努力克服一般動物的需要。他說，性的行動是會使人墮落的；會汙損精神和肉體的。1897年，他四十一歲時，他本人自稱已完全沒有性的活動了。」（D．Schultz,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3rd Ed., 1981, p.321）。
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論》第三編第二十七講中也說，他希望病人「能在性的放縱和無條件的禁欲之間選取適中的解決」。他說，「你們就不能假定，要解釋精神分析的療效，一定是由於允許病人實行放縱的性生活了。」（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論》中譯本，本書第353頁）。
所以我們必須正確認識佛洛伊德。他「不是改良家，而只是觀察家」，或治療神經病的醫生。他在觀察或治療時，發見病人的本能欲望受了不適當的壓抑而成病，因此，他認為人世間的道德律所要求於人的有關性的犧牲往往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因而他相應地把性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以致造成理論上的乖謬。
這個譯本的修訂是與孫名之先生合作的。駱大森、宋月麗、張權五、項宗萍四位協助編邊碼，特於此敬致謝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