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1856：糾結的大清、天國與列強（新裝版）

序

　　對於中國而言，一八五六年真是糾結的一年。

　　自有確切歷史記載起，「正朔」就成為帝王時代中國必須計較；必須認真的大是大非問題。《春秋》的第一句便是「元年春王正月」，身為蜀漢降官的陳壽，入晉後編纂《三國志》，凡寫蜀漢；東吳紀年，必鄭重加注曹魏紀年，以示「只承認曹魏正朔」；唐將劉仁軌出海遠征，臨行前特意去領了許多曆書，表示此行的意義和目的，在於「頒正朔於海表」。年號之鄭重，可見一斑。「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一個「天下」，照理只能有一個「存活」的年號，才能凸顯國家之體統，君王之威儀。

　　然而在這一年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坐在北京紫禁城裡的中國最高統治者、清朝文宗皇帝愛新覺羅．奕，攤開嘉慶二十二年（西元一八一七年）製成的《大清一統天下全圖》，會很不愉快地在這片理應「莫非王土」的「天下」，尋得至少四個並行的年號：在北京和大半個中國，一八五六年是大清咸豐六年；在長江流域的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地許多府縣，這一年是太平天國丙辰六年；在廣西潯州府，這一年是天地會大成國的洪德二年；而在遙遠的滇西，這一年是杜文秀的丙辰年。

　　太平天國是被清廷稱作「發逆」的「亂臣賊子」，他們不但改了年號，還順帶改掉了整個曆法，不再用大清用慣了的陰陽曆，而是用一種「均勻圓滿」，一年十二個月，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三十天的「天曆」。無巧不巧，這兩套「勢不兩立」的曆法如今非但無可奈何地「兩立」著，而且它們的「春王正月」的第一天—也就是時人之新正；今天我們所言之春節，也恰巧是同一天。「爆竹聲中一歲除」，在這一天裡，北京和南京（那時已被太平天國改叫天京了）倒是可以暫且放下廝殺，同時過一個好年了。公私記載都顯示，這一天，「清妖」（太平天國對清朝官兵的蔑稱）與對手間，保持了難得的休戰狀態。也難怪，一八五六年的新正，也是「咸豐」和「太平天國」兩個「正朔」間，唯一一次從同一天開始新的一年。不過這兩個「正朔」的重疊也僅限於此，因為到了二月它們之間就會相差一天，三月差兩天，四月差三天……到十二月，就將整整相差十一天之多了。兩朔並行，國有二主，是「天崩地裂」的不祥之兆，這一點，當年正月，連湖南安化農村一個叫李汝昭的落魄老文人都能感悟到，從小受過嚴格教育和訓練的奕自然不會無動於衷，當然，有一點他可聊以自慰：太平天國的曆法編得實在粗糙，他們的中秋節，月亮不過是掛在天邊的一把梳子。

　　「大成洪德」是大清的老對手了，這些裹著紅頭巾、舉著大紅旗幟的天地會眾，前仆後繼、「陰魂不散」地已和清廷纏鬥了一兩百年。時代在進步，「反清復明」的天地會也不例外，以往的「紅兵」，除非姓朱或自稱姓朱，通常是不會稱王稱帝的，可從廣州被趕到潯州的這些起事者，卻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稱起王、改起國號年號來—當然，「正統皇帝」奕大可以嘲笑這些人居然有陳、李、梁三姓「並肩王」，簡直比太平天國還不成體統。

　　至於遠在滇西的杜文秀，此時不過一個蒙化縣境一小隊打著白旗抗命的頭目，至於他占據大理府，自稱「總統兵馬大元帥」，則還要等到這一年的八月十八。不過以清廷耳目之細密，帝王批閱奏摺之勤勉，理事之事必躬親、瑣屑畢至，奕應該也早已知道了這個小小「僭偽」政權的存在。

　　如果說，已被驅離廣州的「大成洪德」不過癬疥之患，山遙水遠的杜文秀更不值一提，那麼太平天國的洪天王便是心腹大害了。

　　儘管此前一年，北犯京畿的數萬太平軍已被僧格林沁的大軍圍剿殆盡，暫時無力向北京發動新的「掃北」，但鎮江和瓜洲久攻不下，維繫京城糧食、財賦生命線的運河航道也因此無法打通，僅此一點，就足以讓整個朝廷寢食難安。

　　在過去一年裡，奕的「老班底」—圍困天京的江南、江北兩大營師勞而無功，巨大的軍費開支，正日甚一日地考驗著這位體虛皇帝的耐心；在過去一年裡，曾國藩、胡林翼的湘軍雖然一度給奕帶來「新希望」，卻在一連串「勝利」後慘敗於湖口，強大的水陸勁旅被切作兩支，武漢三鎮也重新落到太平軍手裡。

　　不過，新春之際，對忙碌操勞的皇帝而言，也並非只有糾結，沒有希望：長江上游，湘軍的主力並無太大損失，江西的曾國藩正與石達開部苦戰，湖北的胡林翼則一點點扳回優勢；長江下游，江南、江北兩大營緩慢但有效地縮小對南京、鎮江的包圍，據說曾經以「每天三頓飯」招徠新兵的天王洪秀全，已不得不下令全城男女老少一律喝粥了。

　　有個住在英國倫敦名叫卡爾．馬克思的德國人，根據輾轉得來的報紙消息點評這場遙遠而陌生的「革命」，這時他斷言，北京城裡的咸豐皇帝與南京城裡的洪秀全，暫時都無法危及對方的安全。此時的奕當然早已知道了英國，卻大概還不知道什麼是德國（事實上這時也的確還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德國」），當然更不會聽到這樣一個人的這樣一句話，不過此時此刻，在他心裡，對未來一年的所謂「剿逆」戰局，照現在的說法，應該抱著份「謹慎樂觀」的態度吧。

　　此時此刻他未必會相信，再過半年，自己會因戰局的驟然惡化而驚慌失措，甚至開始擔心自己與「江山社稷」的命運；此時此刻他更未必會相信，驚慌失措後再熬上幾天，自己就會因情勢的戲劇性逆轉而欣喜若狂，以至於相信曾國藩所謂的洪楊所部，「不患今歲不平」的浪漫主義斷語。

　　此時此刻，他應該會想到遙遠的廣州—西洋人口中的「廣東府」、當地百姓眼裡的「省城」吧？畢竟，運河生命線斷絕後，廣州海關的財賦收入，已成為國家預算尤其是軍費的重要來源。不僅如此，那裡還聚集著很多英國人，這些早已知曉「船堅炮利」、很是厲害的洋人，在得到通商權、傳教權後意猶未盡，此刻正糾纏著要入城呢。

　　奕一點也不喜歡洋人，不錯，他履約、開埠、允許傳教，甚至在上海、廣州告急時對地方大員「借師助剿」網開一面，但這些對他而言都是不得已、被迫的，只要有可能，他就要努力把這些舶來的人、事和思想，限制在盡可能狹小、安全的範圍內，他當然不能允許這些洋人進入廣東的省會，自己更不想和他們直接打什麼交道，只是把和西洋人交涉的一應事務全部踢給自己最信賴的大臣之一—兩江總督葉名琛。此前他已諄諄告誡這位能吏，一不能啟釁開戰，二不能允許入城，三不能同意洋人和其他中國官員、部門交涉接觸，其他的，「該大臣」就瞧著辦吧。

　　好在，於此時此刻以及接下來的日子裡，「令人放心」的葉名琛陸陸續續帶給他許多安慰和信心：嶺南民心穩固得很，廣州城裡城外的紳商團練、士子庶民，正眾志成城地將英國人拒之廣州門外；英國人也「恭順」得很，正是他們的戰船，幫著官兵擊退了圍困省城近兩年的天地會，而他們所貪圖的，不過是一些貿易上的蠅頭小利，且對自己這位天子的得力幹臣敬佩有加。「我辦事，您放心」，廣州也好，英國人也罷，都不會出什麼亂子。

　　當然，按照「祖宗規矩」，一個皇帝是不能偏聽偏信的，他必定會依靠肇始於康熙、大成於雍正的密折制度，從諸如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以及廣東省、廣州府有「專折奏事」權的大小文武官吏的「單線密報」，來核實葉名琛的「獨家消息」是否靠譜。可想而知，他會因此看到多如牛毛、莫衷一是甚至自相矛盾的各種資訊，從未去過廣州、更未見過洋人的他，自然也很難建立起一個足以分辨真偽的思維體系，並從中獲取真實資訊。不過他或許能聽到「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的順口溜，並因此更加增添一些信心—官怕洋人？朕卻是不怕的。

　　此時此刻，相較於「海晏河清」的廣東省和廣州府，西鄰廣西恐怕更令他牽腸掛肚，這並不僅僅因為那個剛剛把潯州府改作「秀京」的「大成洪德」—越來越多情報顯示，已有一些法蘭西人跑到廣西腹地傳教，而根據道光廿六年（西元一八四六年）正月（西曆一月二十五日）弛禁天主教詔書，西洋人原本只能在通商五口合法傳教。這一年即便大多數歐美傳教士，也還弄不明白太平天國和自己所信奉的，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上帝」，奕和清廷自然更弄不清楚，此刻他所想的，恐怕只能是「決不能讓廣西再鬧教亂」。

　　此時的他當然不會想到，大半年後，「恭順」的英國人會突然在廣州翻臉，而此前沒怎麼打過交道的法國人會站在英國一邊，闖禍的則正是廣西發生的教案—事實上即便大半年後他也一樣會糊裡糊塗，因為葉名琛屆時給他遞上的，將是一紙「痛剿英夷」的捷報。

　　再過幾個月，英國治下香港的首任總督；曾在鴉片戰爭中帶兵北犯的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就要去世於任上，這標誌著香港在英國治下，已悄然逾越了最初的過渡期。英國人以及後來的法國人、美國人，此刻已不滿足於五口通商，更不滿足於在幾個通商口岸和葉名琛之類的老滑頭打交道，他們野心勃勃，渴望澈底打開中國門戶和市場，並與中國中央政府建立直接聯繫。

　　不過，至少在年初，他們仍在小心翼翼地觀望：此前對太平天國的外交試探讓他們頗感失望，而與腐朽不堪的清廷交往也因奕的鴕鳥政策和葉名琛的欺上瞞下，而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如今他們要等待的，是清廷和太平天國間的內戰能產生一個明顯的勝利者，或更方便打交道的一方。當然，種種跡象表明，他們的耐心已經越來越小了。

　　一元復始，萬象更新，此時此刻，每一個中國人乃至每一個對中國感興趣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去想：這一年，究竟將會發生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