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建築的無為：造屋、常民、謝英俊 Inaction of Architecture

序言

也是旅程

謝英俊

　　這幾天沉浸在阮慶岳製作的李承寬紀錄片《旅程》（吳耀東導演），不只是因為李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旅程，有足足一個多月住在我們邵族部落；雖然當時他年事已高，言語交流有困難，但在朝夕相處間，還是有相當程度的心領神會。在只有一床一桌、不足五十平米的簡陋竹屋內，仍不停轉動小三角尺，用畫筆在草圖紙上遊走，窸簇著述說編織了一輩子的夢境。這是有多麼寬宏的視野，經歷過時代巨變，終身浸潤在建築領域的大師。

　　紀錄片尾，汪文琦訴說他的感觸，在李先生骨灰埋入小土洞，草皮蓋平後才真正了解到，李先生常說「我們都不是文藝復興人」。「文藝復興」是強調個人價值、崇尚英雄主義的時代，文藝復興大師幾乎無所不能，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李先生應該深刻地體會到了人無法單獨工作，必須通過與他人合作甚至得機緣巧合才能成事；但是不用懷疑，相信在李先生內心深處曾經有過「文藝復興人」的自信。

　　回顧自己過往的經歷，也有類似的感觸。美濃客家文物館是我設計生涯的轉捩點，正當觸摸到設計的竅門並且感受到如黑洞般的吸力時，反而作出本能性的抗拒。那個當下也正投入在921災後重建中，推動協力造屋，體認到必須弱化「自我」角色才行，也開始強烈的拷問「自我」為何物；這是客觀現實，強力的將自己從自詡的「文藝復興人」推到「不是文藝復興人」，這是極大的轉折，定調了往後在建築領域的路子，也是這四堂演講與對談的主要內容。

　　哈拉瑞在《人類大歷史》中提到，人類文明來自於講故事的能力，拆解開來是「虛構」和「語言」，這敘述的另一個面向好像隱約的在敲打建築人，即建築師是否用虛構的故事和謊言蠱惑人們去蓋巴別塔，導致被上帝懲罰？紀錄片中趙力行強調李先生對建築始終堅持「誠實」的態度，看似歪七扭八的有機形體，任何轉折都是有所本，不是信手為之；但建築要「不虛構」，要「誠實」有多難？「語言不通」是上帝的懲罰，讓人們講不同的話而無法溝通，導致分崩離析無法協力將巴別塔蓋起來。因此「建立能彼此溝通的建築語言」是我們在推動居民參與以及不同專業工種橫向協作時首要克服的難題，先別說這是動到上帝的奶酪也會受懲罰，起碼可以知道難度有多大，這涉及看似簡單但實則難啃的「語言學」、「模式語言」、「物件導向設計」等，這些在演講時可以說得平順無礙，但形諸文字，就味同嚼蠟，希望別嚇到讀者，過程中阮慶岳不斷的努力想要軟化它，讓它可以入口，在此予以感謝和鼓勵。

　　演講中談到的一些內容，似乎「後設」痕跡明顯，也就是先射箭後畫靶，尤其是敘述（不敢講論述）美學時。對我而言，那些是在工作中誠實以對、實事求是、身體的直覺感受，根本沒必要辯解。我對「後設」並沒有那麼排斥，這時找湯顯祖、千利休來背書，更沒有罪惡感；當無法掌握時，「失控」、「殘缺」、「匱乏」竟然也可以是美學的基底。

　　感謝友人的催促和阮慶岳的一路相挺，才有文心藝所的四堂演講與對談，以及典藏的出版。這算是我從事建築工作一輩子的階段性回顧和總結，不過對我自己來講，很難說是總結，更多的是懷疑和驚懼，路是愈走愈荒蕪，天際線愈來愈遠，也愈孤寂。

序言

行者，無懼也無疆

阮慶岳

　　多年前在成都極具藝文風格的「小酒館」，和謝英俊、劉家琨及幾個兩岸建築人喝酒聊天，喝得極多談得也多。那酒館音樂與氣息皆佳，來往的人也年輕好看，我們先喝啤酒再喝威士忌，話語交錯熱烈。

　　話題環繞謝英俊參與川震災後重建的議題，因為之前幾日才在謝英俊陪同下，我們進到四川西北多是藏羌等少數民族住居的茂縣山區，住宿了兩天一夜，看了謝英俊主導的羌族楊柳村家屋重建工程。

　　這工程並不大，總共大約五十來戶，都是兩層樓加一個暫作儲藏室的閣樓，連棟雙斜頂的家屋，一戶總共約莫150平方米。原本落在更高處的傳統羌寨，地震時破壞嚴重，不得不遷村重建，新村的邊上種著羌族的重要經濟作物花椒，這時花椒已經冒長滿樹，等著翻紅收成。同時間，整村屋子的主體結構都大致完成，家戶各自在築牆或搭屋頂，男女老少穿梭吆喝，熙熙攘攘恍若慶典。

　　謝英俊為他們規劃的新村子，單戶住宅的內部配置與模樣，基本上依循傳統空間形式，最大的改變是把結構系統，從木柱木梁改成輕鋼架，這原因半是工業化的時代必然浪潮，另外也是考慮抗地震效能。建屋原則以經濟及環保、永續為主要目標，並儘量運用在地現有的自然材料，甚至使用災區震後留存的廢料，也讓農村的現有勞動力大量參與蓋屋，鼓勵傳統施工與現代技術結合使用，以減少對工業化材料、大型機具與專業工人的過度依賴，同時強調居住者的自主參與動能。

　　裡面透露著謝英俊一貫的建築信仰：注重建材的環保與在地化、工法必須輕便簡易、造價力求便宜，以及在地物理環境（採光、通風、隔熱等）；同時也會觸及社會弱勢者（邊緣族群、貧病殘障、低所得者等）的居住權，思索建築專業可能被菁英壟斷化等現代社會議題。

　　這樣的思考裡，有著對全球化過程中，弱勢者如何應對被資金與技術傾軋、因此面臨被人類居住生態圈淘汰的嚴肅思索。因此，看似簡單的協力建造家屋，其實有著對人類現在所面臨共同處境（綠色、永續、商業資本掌控、甚至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更是在現代主義橫行百年後，對現代建築發展與走向的沈重反省與質疑。

　　謝英俊並不反對建築的工業化方向，但在遵從的同時，也提出他獨特的修正意見。其中，首要的就是「簡化構法」，這是考量現代構築技術的不斷難度化，與對特殊專門工具的持續依賴化，會剝奪掉弱勢者參與構築的權力，整個思維的目的，在於意圖使構築的參與權，能真正下放到更普羅的非專業階層去。其次的重點是「開放建築」，則是在施工的合理性以及與在地技術的對話上，維持有機的可調整性，也就是在全球化與標準化的時代大趨勢下，顧及單一家戶參與施做及自主微調的權力與能力。

　　謝英俊二十多年前在臺灣的921大地震後，與日月潭邵族部落一起自力重建家屋，受到海內外建築界廣泛矚目。邵族家屋施做過程裡，最引人的是在於面對快速機械化的世界，仍然堅持對個體勞動力寄予尊重，並且相信所有單一個體與家庭，在自力自助與適度鄰里換工的狀態下，確實是可以動手造出自己的家園來。

　　另外一部分，則是對人居與村落的背後，更為龐大也複雜的社會與文化議題的關注。這可以從他在邵族部落規劃出各樣的宗教與儀典空間，以及在楊柳村放手讓居民自主決定家屋最後風貌，見出思索如何能回復或延續原有信仰、儀式與居民自體性，作為其建築作為的主要目標與態度。

　　楊柳村羌族居民所面對的問題，與日月潭的邵族有些類似，二者同樣被主流社會傾軋，均不得不邊緣與弱勢化，但若是拿二者來相較，羌族的處境也許更要邊緣化與嚴峻些。譬如，在楊柳村經營簡陋旅店的白大哥，說整個村子能上高中的小孩不到兩成，他也希望自己正要上高中的女兒，以後：「可以遠走高飛，不要再回到這村子裡。」

　　他不相信女兒在這裡會有未來，這說法令我心驚，卻又同時覺得熟悉無比。因為，在這世界上因擔心子女競爭邊緣化，不得不忍痛說出這同樣話語的父母，海角天涯皆可聽聞。是的，不管情願或不情願，讓自己的小孩朝向那所謂現代、都會與文明的世界走去，即令必須背離自己的父母與家園，似乎是不可免也無從選擇的某些共同宿命。

　　所謂現代、都會、文明的世界，彷彿已是人類唯一的救贖所在，而謝英俊卻恰恰是往著這逆途的方向走去，似乎相信彼端另有桃花源，令人不能不感覺特別驚訝難解。

　　謝英俊入川一年半，艱苦、挑戰與辛酸兼有，絕對不是外表所見的光彩如意，其中面對的阻攔，產官學界人物均不缺席。但是，顯然理想並不是謝英俊匱乏的東西，他的主要敵人還是殘酷的現實，尤其是權力與資本擁有者的干預。謝英俊並不拒絕與他們合作，但堅持維持自己的個體獨立性格，有時甚至視他們為擋路的九仞大山，只是他並不迂迴繞過，只是一剷一剷想從中闢出蹊徑。當然，這樣的行徑，若無愚公的魯鈍與樂觀，是難以為繼的。

　　四川的汶川大地震後，因為他早先在921的災後重建經驗與成果，各方的呼喚當下此起彼落，謝英俊也立即投身救災。我斷續會收到他傳來的遠方訊息，譬如他在初入川時的簡訊：「0815進村勘查……出入道路較不穩定隨時會有落石……草坡鄉是最後打通道路的鄉……居民通過電廠水道和『天梯』，艱苦背糧進村維持生存……其中的碼頭村107戶整村重建……如果行政手續配合順利，自建勞動力充分……預計3個月可完成重建……入冬前居民可進住……謝英俊。」

　　我們一行人住在楊柳村旅店的那個夏夜，白大哥只用一口柴爐，燒出三滿桌菜餚，款待我們一行陌生者與謝英俊的工作隊，眾人大口喝他釀的青稞酒，美食佳餚酒酣耳熱，席間白大哥與女兒以羌語分別引亢高歌，滿座皆酩酊神魂陶醉。當夜我其實喝得極醉，半夜醒來出屋小便，望著眼前銀光滿照的巍巍高山，有種神聖感籠罩，忽然覺得這一切都是極度的超現實，真實虛幻難分難明。

　　謝英俊「鄉村建築工作室」的團隊成員，多是來自各地的年輕專業投身者，大半是因嚮往他的理念而加入，理想與實踐性格濃厚，然而現實不僅層層檢驗著謝英俊，對所有參與年輕者的熱情，亦同樣拋出嚴厲考驗，無人可免。

　　是的，謝英俊入汶川災區一年半後，我終於有機會親自到現場看見，並沒有因而興奮或喜悅，反而益發沈重起來。我還記得地震剛發生後，媒體與專業界是多麼急切的各方尋找謝英俊，期盼他可以用邵族家屋重建的經驗，進入到同屬山區與少數族裔的災區，積極介入那些亟待重整的無數家園的催促景況。

　　我更記得謝英俊當時矢志投身的神色，那種幾乎暗示可以餘生皆為此的莊重態度，讓我切切難忘。一年多後我來看他與楊柳村，忽然感覺到某種落寞與孤寂的繚繞，是什麼奇怪我尚且不能明的現實，讓謝英俊的行旅似乎忽然受阻難行。他雖然略略作著說明，我也只能片段地窺視理解，聽來大抵是外者介入的問題，譬如缺乏上層的完整支持、學界有人爭功亂事、部分災戶則在完工後拖延不付款等等。

　　謝英俊在汶川災區的家屋重建，包括楊柳村的自力重建，整體數量大約有五、六百戶在進行，有些是他義務參與協助規劃，譬如楊柳村的羌族部落，有些則是直接承接災戶的委託，由受災戶以補助款與配合自籌款重建新的家屋。或者整個事情的現實複雜度，遠遠超過他先前的想像，使他投身的志向與路徑，似乎都在過程中雙雙受損。 ?

　　那晚在成都「小酒館」的對談，我戲稱謝英俊是「唐三藏」，讓人以為吃他一口肉可以長生不老，才招來這麼多的是是非非。他不改樂觀堅強的本性，說笑回我：「吃我的肉絕對不長壽，保證還要短命的。」其他人也起鬨給他打氣，有人甚至說，不如乾脆：「找人去打斷那些找麻煩傢伙的腿骨，看以後還敢作怪嗎？」謝英俊就只是哈哈大笑。

　　沈靜下來時，謝英俊說他最牽掛的，還是楊柳村的羌族部落，他說已經完成的結構體只能算一半，另外的一半正要開始。我問他那一半是什麼？他說是建築以外，關於人、社會及文化的部分，並且等他把其他事情理個段落後，就該全心一志住回楊柳村，和仍一石一土蓋著自己家屋的羌族居民，一起思考如何把重要也不可見的事情，譬如信仰、文化以及自體性等等，一一安置入這個新家園。

　　謝英俊這番話安了當時我的心，甚至讓我覺得他先前失去的許多蓋屋機會，不僅無所謂，甚至也算是好事情了呢！而此刻臨到歲末冬寒，終於看見這樣五十來戶的羌族部落，能夠依照願望陸續蓋起來自己的家園，展現出一種災後新住居的可能，以及其中所蘊藏對建築理念與社會價值的堅持，這應該比匆匆促促蓋起來千百棟房子都重要吧！

　　接近夜半時，我們微醺離開「小酒館」。隔日我和謝英俊一同飛回到臺北，我立在街角看謝英俊攔車並矯健躍身入內離去，梳著馬尾辮子的身影一閃即逝。我當下想著：「好一個勇敢的行者啊！」並回想自己對他顯然過多的期盼與擔憂，就安慰著自己：「從來，行者只需信念，無處不可至。」

　　因為，無須期盼也沒有擔憂，行者本來就是無懼也無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