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

自序

吾輩愛自由，願奴隸根除

　　俄羅斯民主人權活動家、普丁及其獨裁政權的批評者納瓦尼在獄中被害身亡後，俄羅斯資深媒體人塔伊西婭．別克布拉托娃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納瓦尼的死是一場政治暗殺，這一點我們都清楚。專制政權幾乎奪走了俄羅斯人的一切：奪走了繁榮的未來，奪走了每個人應有且不可剝奪的權利的信念。它剝奪了我們抗議和反抗的權利，奪走了我們的投票權。納瓦尼被殺，表明專制政權試圖奪走俄羅斯社會最後一絲希望。

　　納瓦尼是自由俄羅斯的活生生象徵，表明一個繁榮、和平的俄羅斯是有可能的。變革是必然的，只是需要付出一點努力。納瓦尼將獨裁和腐敗視為一種不幸的誤解，可以通過使國家恢復正常發展的道路來迅速糾正。他自己相信著，也讓別人相信了。

　　這種堅不可摧的信念—對自己、對俄羅斯及其人民的信念—是他的超級力量。正是這種信念促使他回到俄羅斯，儘管知道自己可能會被監禁甚至殺害。這種信念激勵了他的支援者，並讓當權者感到恐懼。因為你無法打敗一個會笑的人—即便他憔悴不堪，即便身處囚籠，即便被囚禁在北極圈的一個監獄裡。你只能選擇殺了他。

　　納瓦尼的遇害不僅是他家人和朋友的悲劇，也是整個俄羅斯的悲劇。這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但無論俄羅斯的現狀和未來看起來有多麼艱難和無望，有一點必須明確—我們的希望依然存在，沒人能夠扼殺它。因為「這是我們的國家，我們別無選擇」。

　　俄語世界最重要的獨立媒體「美杜莎」在寫給納瓦尼的悼詞中指出：

　　納瓦尼死了。這是一件讓人悲慟的事情。

　　但我們不會因此癱瘓。我們怒不可遏。我們將會記得這一天和它最瑣碎的細節—為了不讓這怒火離開我們。

　　為納瓦尼的死承擔個人責任的，就是那個宣稱自己是俄羅斯總統的人。普丁殺害了納瓦尼。

　　納瓦尼幫助我們獲得了信念，有了這種信念，我們才能活過那些篡奪了俄羅斯政權的人—並摧毀這個政權的殘留物。

　　納瓦尼的信念是未來。我們的信念是未來。它只取決於我們自己。取決於我們過去、現在、未來的行動。

　　納瓦尼像一個英雄那樣活著。又像一個英雄那樣死去。他的例子告訴我們，就算一個沒有任何權力的人，也可以翻轉整個世界。

　　納瓦尼嘲笑惡，他從未曾感到絕望。若是能讀到這篇悼詞，他定會哈哈大笑。

　　謝謝你，阿列克謝。

　　善與中立的戰鬥仍將持續。

　　這兩段悼詞，也是寫給本書中的五十位主人公的。中國與俄羅斯一直是深陷獨裁暴政的難兄難弟，而兩國的反抗者和受難者同樣是不屈不撓，其事跡驚天地、泣鬼神。

　　2023年，當我著手撰寫《當代英雄：黑暗時代的抗爭者（第一卷）》時，我也在構思另一個與之平行的「民主英烈傳」系列—前者書寫仍健在、仍在抗爭的英雄，後者書寫已去世、勇敢抗爭過的英烈，此兩個系列薪火相傳、交相輝映。一年之後，終於完成了這本《美好的仗，已經打過：民主英烈傳（第一卷）》。

　　本書所記述的民主英烈，主要為西元2000年之後去世的人物，以出生日期為序排列，將過去一百年劃分為十個世代（每十年為一個世代），大致又可分為三組。

　　第一組，從1910年代至1930年代，即民國出生、在民國完成相當部分教育的人物。一方面，他們在青少年時代即被捲入二十世紀上半葉席捲全球的左翼思潮，特別是在中日戰爭的硝煙和離亂中，不能不受到「救亡壓倒啟蒙」之影響，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是拯救中國的靈丹妙藥抱有一廂情願的幻想。於是，他們積極參加形形色色的「進步學生運動」，乃至投奔延安或共產黨控制的「革命根據地」，因而後來在中共黨內擁有相當的地位—戈揚、王若望、許良英、李慎之、何家棟、李洪林等人無不如此。當然，在1949年之後的歷次政治運動和政治迫害中、特別是在1989年的大屠殺中，他們曾經的幻想如色彩斑斕的肥皂泡般破滅了。另一方面，他們在半威權的民國時代接受過較為西化、較多民主自由成分的教育，這為他們此後的一生打下了某種精神底色，促使他們擁有反思共產極權主義弊端的思想資源，並進而提出堅定而尖銳的質疑和批判。

　　這些人物，通常在晚年大徹大悟，與中共及其意識形態分道揚鑣，用最後的力量為民主自由奔走呼號，如江嬰、江平、聶敏之、蔣彥永、李怡等人，無不如此。他們當中，也有因六四屠殺導致人生軌跡與此前迥異：如「天安門母親」成員蔣培坤、蘇冰嫻，拒絕執行屠殺令的原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六四後下獄的趙紫陽的秘書和中共中央委員鮑彤，以及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也因六四下獄的包遵信。他們拒絕遺忘，拒絕向殺人兇手低頭。

　　有人說這些老人是「兩頭真」，但他們中的許多人並不認同這種文過飾非的概括。當年被左派思想洗腦、選擇追隨共產黨，不是「真」，而是「蠢」—「蠢」當然不是一種美德，「蠢」是必須為之付出沉重代價的思想和精神缺陷，他們中的很多人確實為之付出了可怕的代價。唯有晚年的「返璞歸真」才是「真」，痛苦地自我否定才是「真」。不可能生命的兩端都是正確的（唯有共產黨才宣稱它自己永遠偉大、光榮、正確）—早年，因愚蠢犯下幾乎致命的錯誤；晚年，正本清源、迷途知返，如梁啟超那樣，不惜「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才能迎來「撥亂反正」的榮光。

　　在這群人中，有幾位是更早覺醒的先知或先行者。1947年，夏志清決絕地離開即將赤化的中國、赴美求學，與無數欣喜若狂地回去「建設新中國」的「愛國者」背道而馳，他一生反共，其學術事業與反共立場密不可分；1983年，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同樣深惡痛絕的飛行員孫天勤，毅然駕機逃離中國，沖天一飛為自由；一1980年代末，海外台獨運動的重要參與者洪哲勝，看到台灣民主化開花結果，沒有回台灣去享受勝利果實，而是留在美國投入另一場更艱巨的戰鬥—推動中國的民主化。

　　第二組，1940年代至1960年代出生的人物。少數出生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但因太過年幼，對民國文化幾無記憶，民國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也幾近為零；絕大多數都出生及成長在毛澤東時代，追求真理的人，在那個時代當然受盡暴政的迫害與摧殘。

　　他們當中，有後毛時代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組黨在共產中國是「反革命」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大罪，一定會被中共置之死地。但他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甚至為之付出生命代價，很多人至今仍不為外界所知，如本書中所記述的王榮清、王東海、力虹、楊天水等人。

　　他們當中，也有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領導者和參與者，此後一生烙上六四的「紅字」，卻為六四正名和中國民主奮鬥到生命最後一息，如李旺陽、陳子明、劉曉波、齊志勇、余志堅、蒲勇、羅茜等人。他們以不同的方式，成為自由之路上夸父逐日、精衛填海般的殉道者。他們當中，也有為新一階段維權運動和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包括楊春光、孫林、李悔之、曹順利、鞏磊、陳子亮、李柏光等人。有的死於獄中，有的死於絕症，有的憤而自殺，其生命如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另外，維吾爾作家努爾穆罕默德．土赫提與圖博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在帝國的邊陲和殖民地，向死而生、雖死猶生，是各自民族的民主英烈。而身在香港的袁天佑牧師，行公義、好憐憫，反暴政，舉傘前行；體制內的歷史學者高華，韋編三絕，發憤著書，以《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將惡魔毛澤東釘在歷史恥辱柱上。

　　第三組，1970年代至2000年代出生的人物。他們或生活在毛時代末期，對文革及整個毛時代幾無記憶；或生活在後毛時代，卻發現毛並未離開，毛、鄧（包括江、胡、習）與毛一脈相承，也發現，不單單是鄧小平在六四那一天殺人如麻，小型的六四屠殺每天都在這片土地上發生。他們或因自身權益受損而走上維權道路，或因同情和悲憫他人受害而仗義執言。他們如此年輕，卻為民主自由獻出如鮮花般寶貴的生命，正如秋瑾的詠歎：「金甌已缺總須補，為國犧牲敢惜身！」

　　他們的故事可歌可泣：張健飲彈高歌、求仁得仁，六四那夜留在身上的子彈十九年後才取出，他是第一個在海外因病驟逝的六四學生；工程師葉鐘是房屋強拆的受害者和維權者，被警察毆打致死；沈陽以聖經真理為未來中國建構正義之維，以血肉開拓中國文明的新境界；王美余舉牌高呼「習帝下台，全面選舉」，為之付出生命代價；法輪功修煉者龐勛因散發法輪功傳單被判重刑，在獄中被折磨致死，遺體慘不忍睹；年僅十五歲的「香港女兒」陳彥霖神秘死在大海的波濤中，昔日的香港皇家警察如今變身為中共蓋世太保，拼命遮掩真相，「東方之珠」已淪為「殺戮現場」。

　　在本書所記載的民主英烈中，有行動者，有思想者，也有言說和書寫者，更有三者兼而有之者—劉曉波就是如此。劉曉波去世後，日本神田外語大學專攻現代中國研究的興梠一郎教授評論說：「長期來看，劉曉波作為一黨獨裁下犧牲的悲劇英雄，他的死會被銘刻在歷史上，成為追求民主化的象徵並成為共產黨的禍根。」納瓦尼去世後，蒙古國前總統查希亞金．額勒貝格道爾吉在社群媒體上指出：「納瓦尼被謀殺了。這多麼嚴酷地提醒著我們殘酷的盜賊會做出什麼事來。這發生在納瓦尼身上，發生在俄羅斯身上，發生在自由身上。普丁政權懼怕自己的人民，他發動戰爭以分散注意力。幼稚病該就此為止了。」從劉曉波到納瓦尼，從戈揚到陳彥霖，這些民主英烈的獻身和殉道，絕非毫無意義。他們不是無根的飛絮或浮萍，而是回歸大地的麥子，如聖經所說：「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去，它仍然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結出很多子粒來。」

　

　　本書記述民主英烈的故事，不僅是向他們本人致敬，更是要通過對善的表彰來改變善與惡的力量對比。納瓦尼生前部落格的簽名是「善與中立的最後戰鬥」—他沒有說這是一場「善與惡的最後戰鬥」，而是說這是一場「善與中立的最後戰鬥」。他的意思很明顯：所謂的「中立」，就是惡的幫兇、幫忙和幫閒。中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但丁在《神曲》中描述了一群身處地獄邊緣受苦的人，他們不值得憐憫，不值得審判，連求死也不得。他們就是在上帝與撒旦的鬥爭中保持中立的人。但丁本人極看重道德立場，他的一生就在不斷的善惡爭鬥、是非抉擇中度過。他極度鄙夷那些在重大道德危機和政治危機出現時，仍然企圖保持中立從而讓自己「好死不如賴活著」的人。納瓦尼和劉曉波們用他們的受難和死亡來召喚同胞覺醒，改變冷漠、怯懦和「中立」的行屍走肉的狀態。一旦這種改變發生，暴君和暴政的末日就降臨了。我也期待，本書中所記載的民主英烈們的故事，能夠如同卡夫卡所說的那把「砍破堅冰的巨斧」，喚醒數以億計、在「歲月靜好」中「躺平」的「中立者」。當愈來愈多的「中立者」轉移到善的這邊，這場戰鬥必將有一個截然不同的、光明的結局。

　　本書與《勇者無懼：黑暗中國的抗爭者（第二卷）》一樣，由我與獨立作家程波共同完成。程波執筆了許良英、王榮清、王東海、陳子明、孫林、鄭貽春、曹順利、楊天水等八篇，我亦對這部分篇章作出一定的修訂和潤色。

　　挺身反抗中共暴政的民主英烈，前赴後繼、數不勝數。所以，這個系列將長期繼續下去，儘管我們至多只能記述下其中滄海一粟的人物與故事，但我們期盼這樣的工作是拋磚引玉，以後有更多、更優秀的記錄者加入到這項事業當中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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