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被出征的世界：炎上、正義魔人、群眾狂熱、取消文化，看「社會正義」如何顛覆我們的世界！

前言

從自由化衍生出來的問題，自由化本身無力解決

　　社會的價值觀，會隨著時代潮流轉變；然而我們本身的價值觀，卻未必能順應潮流，靈活轉換。

傑尼斯事務所創辦人強尼喜多川，此前培育出了一批批走紅的日本男性偶像明星。他有孌童之癖的事情，自一九六○年代起，在演藝圈圈內人士之間已是公開的祕密。不過一直到一九八○年代末期，某前偶像出版的爆料書竄上暢銷排行榜後，這件事才廣為人知。一九九○年代末期，《週刊文春》刊載了一系列有關強尼喜多川孌童性騷的報導，傑尼斯事務所因此而提告。雖然《週刊文春》在一審時敗訴，不過東京高等法院認定：「關於性騷擾文章內容的重要部分，已有證據證明其屬實。」二○○四年，這場官司的判決在最高法院拍板定讞。

　　然而，日本幾乎沒有一家媒體報導這項判決，普遍的看法是：因為害怕來自傑尼斯事務所的壓力。雖然施壓一事確實也是有的吧，但在這種現象的背後，應該還有「反正都是一些藝人八卦」的群眾認知。

　　二○二三年三月，英國BBC播放了一部紀錄片「獵食者：日本流行音樂的祕密醜聞」（Predator The Secret Scandal of J-Pop）之後，整個事態才開始出現變化。同年四月，一名隸屬過傑尼斯事務所的前藝人，在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召開記者會，證實自己從二○一二年開始的四年間，曾遭受到強尼喜多川約十五次的性侵害。迫於「圈外壓力」，陷入窘境的事務所現任社長，才不得不以影片向公眾道歉。

　　喜多川事件的一連串發展經過，與撼動好萊塢的「#MeToo運動」十分相似。好萊塢有多位女星聯合起來，具名控訴大牌導演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騷。此後，曾遭受過性騷、性侵的女性們，便接二連三地透過社群媒體發聲，#MeToo從而演變為世界性的運動。

　　電影圈中的新人女星，與導演等握有權力之人發生性方面的關係，已是時有所聞的尋常事。人們之所以默認這項慣例，或許是因為把好萊塢視為一個特殊的世界吧。

　　既然當事人出於自願而踏入那個異世界，就無法期待那裡會照著一般社會的常識行事，也因此必須被迫遵從那個異世界的規則。

　　倘若這只是權力與性的交換（亦即所謂的陪睡），此一潛規則或許還是會成立。然而，溫斯坦不僅逼迫女星提供性服務以換取角色分配，還有人爆料他甚至性侵女員工。受到大眾激烈撻伐的電影人溫斯坦，其社會性存在自然就此被取消（Cancel）──爾後，他因強姦等十一項罪行遭到逮捕起訴，並且被判處十六年監禁。

　　強尼喜多川無疑是個具有某種才華的人，不過令人困惑的是，他的才華似乎來自於孌童之癖。倘若這是發生在七○或八○年代的過去式，人們說不定只會把它當成「那種時代的事情」看待。但是，從上述前藝人開記者會的證詞中明白顯示，他在最高法院的判決定讞之後，仍然繼續性侵少年。

　　如果對方是個成年人，勉強還能用基於你情我願的情況來說明雙方的性關係；不過對方若是未成年，無論怎麼辯駁都不可能獲得諒解。現今這個時代，沒得到對方明確同意的性行為都是不被允許的，更何況是性侵無力拒絕的兒童或少年少女。在道德上，這已經足以視作匹敵殺人的重罪。縱使如此，對一個在日本演藝圈握有莫大權力的八十多歲老人而言，要他去察覺這種價值觀上的轉變，應該很困難吧！

　　社會發展若是愈自由化，異世界便會逐漸回歸至一般社會。「那個人是特別的」、「該圈子有別於一般」等藉口將不再適用。從這個意義來看的話，也許強尼喜多川活得太長了，結果導致留下來的人們，受困於名聲與既得權利的咒縛而動彈不得。

　　筆者把「自由」定義為一種「想活出自我」的價值觀。也許現代人已經把這種價值觀視為理所當然，然而在大部分的人類歷史中，諸如「自由生存」等觀念，根本是難以想像的。早期人們於出生之際，身分、職業、甚至是連結婚對象都能馬上確定下來的這種情況，在當時實屬普遍。人們得以追求「做自己」，是進入現代之後。但這也是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亦即「極度富裕和平時代」來臨的一九六○年代末期才開始的。

　　這種（在人類歷史上）可謂奇異又不尋常的思想，與美國西海岸興起的嬉皮運動一起出現，並且連同「性、毒品、搖滾樂」，在眨眼間就席捲了全世界的年輕人。嬉皮運動的影響不僅持續到現代，還愈來愈茁壯，目前大概早已沒有人能夠否定「活出自我」了吧（甚至連右派與保守派也是）。「想活出自我」的這種價值觀，為何會把社會推向自由化，其原因可從自由的相互性說明。

　　「我」若要活出自我，就必須得保障「你」也具有相同的權利。否則作為一個人，我和你將不會是平等的。而會主張不在乎這一點的人，大概就只有奴隸制或身分制的擁護者。

　　如此一來，基於某些人別無選擇的「烙印」，例如：人種、民族、性取向等，而將某些人歧視為非我族類（少數族群）的作法，已變得令人們十分厭惡。同樣的自由要是我有你卻沒有，你便有索求自由的正當權利。早先已獲得自由的人（多數族群）亦負有道德責任，必須去支援少數族群爭取自由的運動。

　　倘若僅用一句話表述「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筆者認為它會是一種社會運動，旨在「共同建構每個人都能活出自我的社會」。這毫無疑問的是一件美事，畢竟，沒有人會想生活在一個不允許活出自我的社會吧（例如北韓）。

　　至此，極為顯而易見的是，排除掉公開宣稱自己是「歧視主義者」的極少數人之後，應該幾乎沒有人會對想活出自我有異議。無論世界或日本，均處於這股自由化的洪流中。身處一個希望每個人都能夠「活出自我」的社會裡，要是有「無法活出自我」的族群存在，這將會是其他人心中的疙瘩。

　　光線愈強，陰影就愈深沉。雖然社會逐漸走向自由化是一件美事，但所有問題並不會因此獲得解決。廢除帶有歧視性的制度、保障人權、消滅許多不幸和不合理的事情等，自由化說不定可以做得到這些，然而從中卻也衍生出了新的問題。縱使這些問題，被大多數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知識分子視若無睹（或說他們原本就沒意識到有問題），不過筆者認為，這些問題大致上能歸納成以下四個面向：

　　（1）自由化擴大不平等

　　多數行為遺傳學研究向來都顯示，隨著社會愈趨於自由，遺傳的影響就會愈強，男女的性別差距亦因而擴大。

　　只要稍微思考一下，便能理解這種情況實屬理所當然。在一個「能活出自我的社會」裡，任誰都能讓與生俱來的才能開花結果。可是在適應知識社會的能力上，個人差異卻相當大。其結果是，社會愈富裕公平，環境（例如育兒方面）帶來的影響就愈小，但來自於遺傳的影響卻也愈大。

　　自由化帶來的男女性別差距擴大，起因於男女性在先天上，對於喜歡與擅長的事物有（一定程度的）差異。雖然男女性的平均智力旗鼓相當，不過男性在邏輯與數學方面的智力較高，而女性則是在語言方面的智力較高。其結果是，在經濟已開發國家中的男女性，除了大學入學共同測驗的平均分數較高之外，從中還可看出男性在數學成績、女性在國語成績上各有擅長的傾向，亦即男女的性別差距呈現擴大狀態。

　　我們與生俱來就擁有不可勝數的遺傳多樣性，不僅性別差距，連個人層面的智商、個性、才能等，這些差異均會因為環境的自由富裕而放大。正因為自由社會中的每個人都能運用自己的才能，所以經濟不平等才會擴大。反之，如果置身於國民職業由獨裁者決定的專制國家，經濟不平等（部分特權階級除外）大概就會縮小吧。

　　（2）由化導致社會更加複雜

　　在昔日近代社會裡，由於個人隸屬於家庭、村莊、同業公會等共同體，因此在社會的統治管理上，只要與幾位有力人士議定即可。然而在「能夠活出自我」的現代社會中，個人從這些中間共同體的束縛裡解放出來，每個人都可以掌握自身原有的利害關係。然而其結果將有可能是：難以援用舊有機制調整彼此之間的利害關係，導致政治方面產生運作成效不彰。

　　（3）自由化使我們變得孤獨

　　自由並非絕對的好，共同體的約束亦非絕對的不好。如果我們憑自由意志選擇了某項事物，自然得負起該選擇結果帶來的責任。反之，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事物，就沒有必要承擔責任。共同體可以保護我們免於承受自我負責的重擔，可是在一個「能活出自我」的社會裡，這份「溫暖」大概已消失殆盡。

「我若是自由的話，你也同樣該是自由的。」其結果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稍縱即逝，難以建立起長期關係。這種現象反映於結婚率和出生率的下降，無論在日本或在已開發國家皆是如此。

　　（4）自由化使「自我本質」（身分認同）產生衝突

　　為了「活出自我」，就必須找出「自我本質」，這是「身分認同」（Identity）亦即所謂「我是誰？」的定義。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族群因而能夠在個人事物上（工作或興趣等）「做自己」；少數族群則會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所屬的群體（例如人種、宗教、性別、性取向等），並將其作為身分認同。

　　發起運動謀求社會接納我們的身分認同，即是一種「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然而，從運動中產生的排擠、摩擦和衝突，不僅會發生在多數與少數族群之間，也會發生在各個少數族群彼此當中。

　　那些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們，在很多基本認知上都有誤解。其中最大的誤解，也許是「可以透過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消除不平等與生存困境」。這種認知之所以有誤，那正是因為自由化的關係，才造成不平等的擴大，導致社會更複雜，進而讓生存面臨困境。

　　儘管自由化正在擴大不平等，但如果那些人仍然抱持著一種牢不可破的信念：「應該可以透過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消除不平等……」最後就只剩陰謀論一途，才能弭平這種現實與信念上的不一致（認知上的不協調）。部分基進自由主義者（一般稱為「The Left＝左派」或「（Progressive＝改革派」）的主張，與所謂匿名者Q（QAnon）的陰謀論：「世界有一個深層政府在暗中操控。」會如此詭異地相似，肇始於他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從根本上就已經有誤。

　　縱然我們正身處於「知識社會化」、「全球化」、「自由化」等人類歷史性的變遷中，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能適應這種史無前例的狀況。其結果是，在以歐美為主的已開發國家裡掀起了嚴重的反彈。這些反彈是「反智主義」、「排外主義」、「右傾化」，亦即俗稱的民粹主義（Populism）。不過，民粹主義與自由主義並非為一敵對狀態，它是自由化的必然後果，是該後果的一部分—因此，無論自由主義勢力再怎麼與民粹主義（右傾化）爭戰，都無法戰勝它。

　　社會愈是自由化，愈是無法避免脫落者（Dropout）的與日俱增。最活生生、典型的例子，就是被自由戀愛市場剔除的年輕男性。日本方面，把這視為「受歡迎�不受歡迎」的問題；英語系國家方面，則自虐式地自稱作「INCEL」（Involuntary Celibate�非自願單身者）。當中的部分人士（極少數）還對社會懷有強烈恨意，甚至因此發生了類似隨機殺人的慘劇。諸如此類震驚社會的重大事件，近年來在日本也日益明顯。之所以會如此，可能是因為「被社會與性愛排除者」的參數變大之故吧。

　　以上部分內容，筆者先前曾在《上級國民�下級國民》、《無理??社?（暫譯：破不了關的社會遊戲）》兩書中敘述過。本書是為兩本前作之續篇，內容探討的現象是：社會正義運動原本旨在實現「建構每個人都能活出自我的社會」，後來卻為何變態成取消文化這隻異形。究其原因，同樣是基於自由化的必然後果。

　　筆者將從昭告取消文化已降臨日本的象徵性事例，逐一展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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