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在地中海文化中重拾聖經的詩性之美
貝里出生於一個牧師家庭,祖父在美國中西部牧養超過四十年,父親則是埃及的宣教士。幼年的貝里隨父親一起在宣教工場成長,並在當地就學。之後,他回到美國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大學畢業後,他結婚並進入神學院深造。
或許是耳濡目染的影響,貝里對宣教有深厚的負擔。畢業後,他決定追隨父親的腳步,成為駐埃及的宣教士。1955年,年僅二十五歲的貝里起程前往埃及,展開長達四十年的宣教生涯。
最初十年,貝里在上埃及的傳統村落擔任宣教士,致力於學習當地語言,並進行宣教和教導工作。有一次,他聽到一位當地牧師講道,分享約翰福音第四章中井邊婦人的故事。牧師與在座的婦女們互動,詢問她們何時打水。婦女們回答說會選擇早上或傍晚,但絕不會在中午或單獨前往。牧師進一步問道:「那麼,為什麼這位婦人在中午單獨去打水?」婦女們一致認為,這是因為她是「壞女人」。
這次經歷讓貝里頓悟,聖經故事背後有許多隱藏的文化信息,對當時的讀者來說或許是顯而易見,但現代讀者往往會忽略。他意識到,透過理解地中海和近東文化,可以更深入地解讀聖經的真義。這次啟發成為他一生研究的基石,並引領他致力於研究和解釋聖經的文化背景。
之後,貝里在埃及、黎巴嫩、巴勒斯坦、以色列和賽普勒斯等地宣教,並持續寫作。他親身體驗了傳統中東村落的生活,並得出結論:二十世紀的村落文化與第一世紀相比幾乎沒有改變。他認為,理解聖經作者和原始讀者所處的地中海文化背景(如親屬結構、榮辱觀念、待客之道和農業習俗),對現代讀者準確解釋經文意義,是至關重要的。
貝里對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浪子回頭」的比喻情有獨鍾,並撰寫了多部相關著作,包括:The Cross and the Prodigal (1973):以近東文化背景解讀耶穌的比喻,並強調比喻中的十字架救恩;Poet & Peasant and Through Peasant Eyes: A Literary-Cultural Approach to the Parables of Luke(中譯本:《詩人與農夫:從文學與文化進路再思耶穌的比喻》):這是他的博士論文改編而成,深入討論比喻詮釋的理論與方法,並強調耶穌比喻的詩性結構;Finding the Lost: Cultural Keys to Luke 15 (1992):強調故事比論述更全面,因為故事不僅涉及理性,還觸動情感,體現了耶穌作為「比喻神學家」的特色;Jacob and the Prodigal (2002):本書嘗試在舊約中尋找「浪子回頭」故事的原型。
在他反覆鑽研耶穌比喻的同時,貝里觀察到哥林多前書的寫作風格與耶穌的比喻十分相似,同樣具有高度的「詩性」,並深受以賽亞書和詩篇的影響,信中充滿了交叉結構(chiastic structure,即本書的「環形結構」)。故此,貝里挑戰學界主流共識,認為哥林多前書並非臨時起意、匆促完成的書信。相反地,他認為這是一封保羅經過深思熟慮、反覆推敲、精心雕琢而成的信件,不僅是寫給哥林多教會的,也是針對眾教會的一封帶有廣度和深度的書信。
貝里主張,哥林多前書是一部結構嚴謹、層次分明的作品。保羅在信中精心安排了句法和段落:子句構成片段(cameo),片段組成講詞(homily),講詞常以「A-B-C-D-C-B-A」的七段對稱結構呈現;講詞再進一步構成分節(section),最後由分節組成整體小論文(essay)。貝里認為,哥林多前書由五篇小論文組成,這五篇同樣以交叉結構(A-B-C-B-A)排列。
貝里認為,理解哥林多前書的修辭結構,不僅能讓我們欣賞其詩性之美,還能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書信的主旨和內容。他進一步指出,講詞的主旨通常隱含在結構的中心或邊緣位置。此外,對稱性結構也有助釐清校勘學上的難題,減少詞義的不確定性,並確定段落的邊界和劃分。
貝里認為,地中海文化不僅有助於我們辨識哥林多前書的修辭結構,還能豐富我們對書信內容的理解。來自地中海和近東世界的眾多註釋書籍,為經文詮釋提供了豐厚的背景支持。此外,貝里也將個人的宣教經歷融入詮釋之中,讓我們更能體會這封書信對原初收信者所產生的震撼。例如,針對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三章16節所言「聖徒是神的殿」,貝里解釋道,這句話的衝擊力,猶如我們對穆斯林信徒說:「你們就是麥加的黑石(Ka’ba),你們再也無須前往麥加朝聖。」
貝里的這本著作宛如他所鍾愛的「浪子回頭」故事,將漂泊於西方世界的經文帶回其原初的地中海文化背景。然而,這並非單純的回歸,而是如同浪子帶著不同文化、視野與經歷重返家園一般,使我們能以更全面、更深刻、更清晰的方式欣賞並理解經文中的真理。
?
謝樂知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