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族立場到世界主義／劉俊

　　在白先勇的小說世界中，有幾個城市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們是桂林、上海、南京、臺北、芝加哥和紐約。從這些城市的位置分布不難看出，白先勇小說所覆蓋的地理空間涵蓋了太平洋兩岸的中國和美國，而作品中的人物也在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遷徙中，漸行漸遠，從中國大陸經由臺灣遠走北美。於是，分屬於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的這些城市，不但成為白先勇小說人物活動的場景，而且在這些城市的轉換間，也隱含著一條這些人物「行走」的歷史軌跡。

　　在已經成為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經典的《臺北人》中，白先勇塑造了眾多從大陸來到臺灣的「臺北人」形象，在從桂林、上海、南京到臺北的空間轉換中，這些身在臺北的「臺北人」揮之不去的卻是桂林記憶、上海記憶和南京記憶，某種意義上講，正是這種「身移」而「心不轉」的錯位，身在臺北卻對桂林、上海和南京難以忘懷，導致這些「臺北人」的心靈痛苦和精神悲劇。

　　《臺北人》中的城市更迭，源自國共兩黨此消彼長所引發的中國社會的乾坤旋轉，不管小說中的人物怎麼「行走」，這些城市畢竟還在中國的版圖之內，人物雖然在大陸的「前世」和臺北的「今生」之間擺盪撕扯，到底也還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到了《紐約客》，情形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不但人物從中國跨到了美國，而且城市也從臺北轉到了紐約，人和城都出了中國的疆界。假使說《臺北人》重在寫臺北的大陸人的故事，那麼《紐約客》則以紐約的「世界人」為描寫物件—這裡所謂的「世界人」既指中國人到了國外成了「世界」公民，同時也是指包含了非中國人的外國人。

　　《紐約客》是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就已著手創作的小說系列，《紐約客》之名或許借自美國著名文學雜誌New Yorker，卻與《臺北人》正好成為一個渾成的佳對。從收錄在《紐約客》爾雅版這個集子中的六篇小說來看，〈謫仙記〉和〈謫仙怨〉寫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夜曲〉和〈骨灰〉發表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Danny Boy〉和〈Tea for Two〉則是最近幾年創作的作品。仔細對照這些分屬不同時期的小說，或許可以發現，體現在白先勇《紐約客》中的創作立場，經歷了一個從上個世紀的國族（中國）立場，到近年來的世界主義的變化過程。

　　《紐約客》中的六篇小說，活動場景雖然都集中在紐約，但人物的歷史不是和上海有瓜葛，就是和臺北有牽連，仍然割不斷和中國的聯繫。〈謫仙記〉和〈謫仙怨〉兩篇作品中的主人公李彤和黃鳳儀在上海時都是官宦人家的小姐，可是離開上海（臺北）到了紐約，卻不約而同地成了「謫仙」，由天上的仙境（上海）到了落魄的人間（紐約），是她們共同的人生軌跡，在紐約她們或在自毀自棄中走向死亡，或在自甘墮落中沉淪掙扎。李彤和黃鳳儀的身世巨變，固然由國內政治形勢的天旋地轉而來，可是在上海（臺北）和紐約的城市對比中，作者似乎也隱隱然給我們一種暗示：對李彤和黃鳳儀而言，上海的繁華是她們的，而紐約的熱鬧卻與她們無關；她們在上海時是中國（蒙古）的「公主」，到了紐約卻變成了風塵女郎註。從上海到紐約，她們跨越的不僅是太平洋，更是天上人間的界限—在天上她們是主人，到了人間她們卻成為消費品。〈謫仙記〉、〈謫仙怨〉中的李彤和黃鳳儀，在上海（代表中國、東方）和紐約（代表美國、西方）這兩個大都市中不同的人生和命運，或許並不是偶然，如果聯繫同時代的吳漢魂在芝加哥（《芝加哥之死》）和依萍在紐約近郊安樂鄉（《安樂鄉的一日》）的人生境遇，不難看看出白先勇筆下的那個時代的中國人到了國外成為「世界人」的時候，他們的困境基本是一致的。

　　這也就是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白先勇，在展示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時候，是持了一種強烈的國族（中國）立場的，站在中國的角度看，那時候來到紐約（芝加哥）這樣的美國大都會的中國人，遭遇的是一種放逐，一種謫仙和一種人生的巨大落差。《臺北人》中的錢夫人們從桂林、上海和南京來到臺北，是國內政治鬥爭的結果，我們從中看到的是同一個國度中的不同人群（跟隨國民黨來台的一群）的命運；到了《紐約客》中的李彤們，她們從上海（臺北）來到紐約，原因可能還是國內政治鬥爭的結果，可反映的卻是同一種人群（中國人）在不同文化中的命運。因此，如果把白先勇在《臺北人》中的立場，概括為站在失敗者的一邊，同情那些來台的大陸人的話，那麼在〈謫仙記〉和〈謫仙怨〉中，他則站在中國人的立場，對在中西文化夾縫中失魂落魄、沉淪墮落的「謫仙」們，寄予了深深的悲憫。值得注意的是，當〈謫仙記〉中的李彤輾轉在一個又一個外國男人之間，〈謫仙怨〉中的黃鳳儀成為外國男人的性消費品的時候，其中的男女關係，已然隱含了「東方／女人／弱勢出賣者對西方／男人／強勢購買者」的二元對立框架，這使〈謫仙記〉和〈謫仙怨〉在某種意義上講，成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華文文學中（暗合）文化殖民論述的兩篇作品（李彤和黃鳳儀象徵了東方弱勢文化，而西方男性則象徵了西方強勢文化，男性對女性的佔有，也就帶有了文化征服的意味），而白先勇對李彤和黃鳳儀的深切悲憫，正體現出他的國族（中國）立場和東方意識。

　　發表於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夜曲〉和〈骨灰〉，是兩篇政治意識強烈的作品。這兩篇小說在反思中國人政治選擇是否具有「正當性」的基礎上，寫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鬥爭所引發的人生的荒誕。〈夜曲〉寫的是一群留學海外的中國人與祖國的關係和由此導致的不同命運，當初沒來得及回國的吳振鐸在國外事業有成，但愛情不幸（和美國猶太人最終分手），學成回國的呂芳、高宗漢、劉偉卻在國內遭遇歷次政治運動，最後高宗漢在「文革」中自殺，劉偉變得學會在險惡的政治環境下自我保護，呂芳則在「文革」後重返紐約。當吳振鐸和呂芳這對戀人二十五年後在紐約重逢時，滄海桑田，物是人非，一切都已不同，吳振鐸的異國婚姻，以失敗告終，而當初呂芳等人「正確」的人生選擇，二十五年後卻因政治的動亂而顯出了它的荒誕性—這種人生的荒誕性到了〈骨灰〉中變得更加令人觸目驚心，當年一對表兄弟，一個是對國民黨忠心耿耿的特工，一個是站在共產黨一邊的民主鬥士，為了政治理想，鬥得水火不容，可是多少年後，他們卻在紐約重新聚首，此時的特工，已遭國民黨排擠，民主鬥士，也在大陸成了右派，過去的政治對頭，如今到了國外，才又恢復了溫暖的親情。對這些歷劫之後還能倖存的，最深的感觸是當初的政治鬥爭其實是白費了—在波譎難測的政治鬥爭中，他們都不是贏家，最後都沒有好結果，最終只能流落異邦，在紐約以度殘年，乃至終老他鄉。對於〈夜曲〉和〈骨灰〉中的呂芳、大伯和鼎立表伯來說，他們的人生磨難都跟政治相關，而對政治的醒悟卻是以自己的一生為代價換來的。從上海到紐約的路，對他們來說雖然不象李彤和黃鳳儀那樣是從天上落到人間，可是經歷了政治鬥爭的煉獄，這段路無論如何走得實在不輕鬆，且代價慘重。

　　〈夜曲〉和〈骨灰〉在某種意義上講是白先勇站在國族（中國）的立場，對中國現代歷史中政黨鬥爭的實質所做的反思。在這兩篇小說中，白先勇深懷憂患意識：唯其對中國愛得深，才會對現代史上的中國慘遭政治的撥弄深感痛心；也唯其對中國人愛得深，他才會對呂芳及「我」的大伯、表伯他們最後都離開祖國，以紐約為自己最後的人生歸屬地滿懷無言之痛。這兩篇作品連同前面的〈謫仙記〉和〈謫仙怨〉，看上去是在寫紐約客（紐約人），其實倒是在寫中國人—此時的「紐約客」只在「紐約的過客」或「紐約的客人」的意義上才能成立。

　　白先勇筆下真正的「紐約客」（紐約人）是最近幾年創作的兩篇小說〈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的人物—這不僅是指這兩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不再以「過客」或「客人」的身分長居紐約，而是真正地對紐約有一種歸屬感，並且，作品中的人物也不再限於中國的「紐約客」，而有了外國紐約客（紐約人）的身影。〈Danny Boy〉中的主人公雲哥是個同性戀者，因為愛上了自己的學生，不容於社會，只好遠走美國，來到紐約，在紐約放縱的結果是染上了愛滋病。就在雲哥對人生徹底絕望之際，他卻在照顧另一位因受強暴而染上愛滋病的患者丹尼的過程中，感受到了「一種奇異的感動」—這使他終於從慾的掙扎中升騰而出，生命重新充實，心靈得以淨化。真正的「同病相憐」使雲哥衝破了種族的界限，在一種宗教性的大愛中，尋找到了自己心靈的歸屬，在「救人—自救」中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在〈Tea for Two〉中，「我」是華人而「我」的戀人安弟是中美混血兒，東尼是中國人而他的愛人大偉是猶太人，珍珠是臺山妹而她的伴侶百合是德州人，費南度是菲律賓人而他的「配偶」金諾是義大利裔美國人，這個集聚在「Tea for Two歡樂吧」中由同性戀者組成的小社群，由於來自世界各地幾乎可以構成一個小型聯合國，就戀人間的真情和社群中的友誼而言，他們與異性戀社會其實沒有什麼差別。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出現的愛滋病「瘟疫」，使這些同性戀者深受其害，當大偉也染上愛滋病，決心和東尼同赴天國之際，這些同性戀者一起到他們的住處為他們送行，小說最後在倖存者們高唱〈Tea for Two〉的狂歡中結束。

　　〈Danny Boy〉和〈Tea for Two〉這兩篇小說有一個很明顯的特徵，就是小說所描寫的內容已不再是單純的中國世界，而具有了世界化的色彩，這不僅體現為小說名稱的英文化，小說人物的聯合國化，而且也是指這兩篇作品所涉及的題材，同性戀和愛滋病，也是一個超越種族、國家和文化的世界性現象。〈Danny Boy〉中雲哥和丹尼的「相互扶持」，以及〈Tea for Two〉中東尼和大偉等人的相濡以沫，同生共死，無疑突顯了人類的一種共相：愛是不分性別和種族的，而愛滋病的蔓延，也不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民族的問題，而是我們人類今天必須面對的共同現實。小說向人們展示的是，在愛滋病面前，人類已經打破了性別、種族、國家和文化的心靈隔閡和區域界限，在一起共同承擔和面對這一世界性的災難。

　　如果說在〈謫仙記〉和〈謫仙怨〉中，我們能從作品中感受到隱含的「中」、「西」（文化）不平等的事實，〈夜曲〉中吳振鐸失敗的婚姻，體現的是「中」、「西」（文化）的不和諧，那麼在〈Danny Boy〉和〈Tea for Two〉中，小說展示的則是「中」、「西」（族群和文化）的融合（雲哥對丹尼的照顧、眾多同性戀「配偶」的構成，以及大偉和東尼家裡中西合璧的家具布置，都說明了這一點），不論「中」、「西」（民族、國家）都承擔了同樣命運，「中」、「西」（整個世界）實際上已成為難以區隔的命運共同體。很顯然，白先勇在這兩篇作品中，一改他過去以國族（中國）立場來表現中國（人）社會、歷史和政治的做法，而以一種世界性的眼光，將世界放在不分「中」「西」的狀態下，描寫世界範圍內的共同問題。這樣的一種轉變，對於白先勇來說，無疑是一次創作上的突破和質變。

　　於是，我們在《紐約客》中看到，白先勇的筆觸，從表現中國人天上人間的「謫仙」，到中國人對政治的「覺悟」，再到中國人和外國人共同面對「瘟疫」，其間的變化轉型，其實是在逐步深化和拓展自己的創作空間，而在這個過程中，他也從面對「中國人」時所持的國族（中國）立場（思考中國人的海外命運和中國人的政治歷史），轉而為面對「中國人＋外國人」時採取不限於特定民族、國家和文化的世界主義眼光（思考人類不分種族性別文化的宗教大愛和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從中體現出的，是白先勇對人類的觀察視野和包容心，愈見廣闊。

　　《紐約客》的出版昭示出，白先勇筆下的人物，從桂林出發，經過上海、南京、香港、臺北、芝加哥，終於停在了有大蘋果之稱的世界性都市紐約。與此同時，《紐約客》的出版也意味著白先勇的小說世界，已不只是展現中國（人）的人情歷史、文化處境、政治動盪、精神世界，而有了眾多外國人形象的融入，並且，〈Danny Boy〉和〈Tea for Two〉這兩篇小說對愛的涉及，也提升為一種超越種族、性別和文化的大愛，揭示的問題，也是整個人類共同面臨的人間災難。隨著白先勇小說題材、人物和主題的「走向世界」，他觀察世界的角度，也不只是站在國族（中國）的立場，而是具有了世界主義的高度—這對白先勇來說，應當是他創作上的一大豐富和擴張。

　　註：李彤在讀書時被美國同學視為「中國的皇帝公主」，黃鳳儀淪落風塵後「蒙古公主」成了她的招牌—這或許可以說明她有「公主」的氣質，而她的過去也當得起公主的稱號。李彤雖然沒有成為風塵女郎，但她最後的行為和處境，事實上已成為高級的風塵女郎。

後記／白先勇

　　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初到美國第一個落腳的大城便是紐約，因為幾位哥哥姐姐都住在紐約附近。六三、六四年的夏天，我在紐約渡過兩個暑假。我一個人在曼哈頓的六十九街上租了一間公寓，除了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上暑期班外，也在雙日出版公司Double Day做點校對工作，校對《醒世姻緣》的英譯稿，其餘的時間，便在曼哈頓上四處遊蕩，踏遍大街小巷，第五大道從頭走到尾。

　　紐約曼哈頓像棋盤似的街道，最有意思的是，每條街道個性分明，文化各殊，跨一條街，有時連居民的人種也變掉了，倏地由白轉黑，由黃轉棕。紐約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移民大都會，全世界各色人等都匯集於此，羼雜在這個人種大熔爐內，很容易便消失了自我，因為紐約是一個無限大、無限深，是一個太上無情的大千世界，個人的悲歡離合，飄浮其中，如滄海一粟，翻轉便被淹沒了。

　　六三、六四那兩年夏天，我心中收集了許多幅紐約風情畫，這些畫片又慢慢轉成了一系列的「紐約故事」，開頭的幾篇如〈上摩天樓去〉等並沒有一個中心主題，直到六五年的一個春天，我在愛荷華河畔公園裡一張桌子上，開始撰寫〈謫仙記〉，其時春意乍暖，愛荷華河中的冰塊消融，凘凘而下，枝頭芽葉初露新綠，萬物欣欣復甦之際，而我寫的卻是一則女主角從紐約飄流到威尼斯投水自盡的悲愴故事。

　　當時我把這篇小說定為《紐約客》系列的首篇，並引了陳子昂〈登幽州台歌〉作為題跋，大概我覺得李彤最後的孤絕之感，有「天地之悠悠」那樣深遠吧。接著又寫〈謫仙怨〉，其實同時我也在進行《台北人》系列，把時間及注意力都轉到那個集子去了，於是《紐約客》一拖便是數十年，中間偶爾冒出一兩篇，可是悠悠忽忽已跨過了一個世紀，「紐約」在我心中漸漸退隱成一個遙遠的「魔都」，城門仍舊敞開，在接納許多魚貫而入的飄蕩靈魂。

　　我的出版人為等待出版這個集子恐怕頭髮都快等白了，目下只有六篇，也只好先行結集。

二○○七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