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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喜邊緣的旅館

悲喜邊緣的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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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9867247940
張琰
馬可孛羅
2009年8月07日
100.00  元
HK$ 85  







* 叢書系列:Eureka文庫版2009
* 規格:平裝 / 320頁 / 15*21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Eureka文庫版2009


文學小說 > 華文創作















愛,遺失了,卻永遠沒被遺忘!
當年,兩小無猜的純愛真情,是父親心底深處永遠的聖杯
在即將成為終生的遺憾前,兒子給了他實現承諾的勇氣......

一部關於「體諒」、「勇氣」與「真愛」的故事

  紐約時報、獨立書商協會、出版者週刊、洛杉磯時報排行榜

  亨利遇到那群圍在巴拿馬飯店外的人,這間旅館曾經是西雅圖「日本街」的大門口,在塵封幾十年之後,新業主卻有驚人的發現:二次大戰期間被集結送往拘留營的日本家庭,他們當年來不及帶走的東西全在這兒。亨利在一旁觀看,看到業主打開一把日本傘,想起當年的那個女孩是否也曾留下一些什麼......

  這麼一個簡單的動作,把亨利帶回往昔的時光,以及他對父親的回憶,當時他的父親沉迷在中國的抗日情緒和希望亨利成為美國人的想法裡,他讓亨利在昂貴的白人學校就讀,卻不知亨利受盡白人同學的欺侮。那時,亨利認識了日裔美國女孩惠子。在不平靜的戰爭時期,亨利和惠子編織出一段友誼與純純的愛,他們相信,戰爭終會結束,他們對彼此的承諾也將實現。

  四十年後,深信這把傘屬於惠子的亨利,終於有機會進入滿布灰塵的旅館地下室,試著搜尋惠子當年來不及帶走的東西,以及一件失落已久的黑膠唱片。

  因為,當年縈繞他們一生的旋律,從未停止在內心裡吟唱曾經酸甜痛楚的年少戀情......

作者簡介

傑米.福特(Jamie Ford)

  是內華達州早期礦工鄭明的曾孫。鄭明在一八六五年從中國廣東移民舊金山,任意選用了一個西方的姓「福特」,成為作者的姓氏由來。傑米本名是「詹姆斯」,在祖母的口中,詹姆斯成了廣東話的「家美」(Ja-Mei),傑米(Jamie)於是成了作者的小名。由於這段特殊的身世,促成了他寫下這部作品。傑米在大學讀的是藝術,一直在廣告界工作,曾以短篇小說獲獎。個人網頁:www.jamieford.com

譯者簡介

張琰

  台大哲學系畢業,輔大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譯有《歐蘭朵》、《哈!小不列顛》、《朝聖》、《愛情的盡頭》、《蜂鳥的女兒》、《時間軸》、《12號公路女孩》等書,現為專職譯者。



作者中文版序

我知道我是誰/傑米.福特

  我是中國人呢。大學一年級的有一天,我這麼覺得,當時我正在填寫助學貸款申請表。申請表上有一欄,必須指出我的種族為何,欄裡有「亞洲人」和「白種人」兩個格子可選。我父親是中國人,我母親是白人,所以我是各一半。哪裡有半中國人半白人的格子?就是在那時候,我才明白,大半的生命中,我自認是中國人的時候並不夠多——因為我幾乎要在「白種人」的格子上打勾了。

  為什麼我會這樣覺得?因為和我父親與祖父不同,我不會說廣東話——也因為我的姓是「福特」,這個姓會讓人混淆,它是我曾祖父鄭明(Min Chung)在一八六五年來到美國闖天下時幾近隨意挑選的姓。會有這種感覺,也因為我從沒有去過中國。我和中國最接近的就是此刻你手上拿的這本書了。而我希望能改善這個情況——而且很快。

  但是在成長過程中,這卻絕對錯不了。在我所有的全班相片裡,那個外來種族長相的小孩就是我。我永遠是有些微的不一樣。小學時候,我記得白人同學會問我像這樣的問題:「你們過不過聖誕節?」當然過,不過我們也會在中國新年去我祖父母家,吃年糕。你們不是嗎?我以為每個人都是這樣哩。

  回想起來,我是在相當傳統的華裔美國家庭長大。我們米飯吃得比馬鈴薯多,在銀餐具旁邊擺放筷子。東方雕像裝飾我們的客廳——彌勒佛、蓮花佛、接引佛,我們全都有,雖然我們不算是真正的佛教徒。許許多多的中國圖片、月曆、亞洲地圖和櫻桃木雕家具,形成我父母家中七○年代的裝飾風味。

  彷彿要符合每個美國人對於華裔美國人謀生方式的刻板印象似的,我父親開了一家中國餐廳,副業是教人國術。如果你曾經去過一間「道地的」美國的中國餐館,也就是廚師和洗碗工全是香港人、唯一會說洋涇濱式英語的人是櫃台收銀員、而小孩子在裡面跑來跑去,像是住在那裡一樣——那就是我,而那就是我的童年。

  年紀還小的時候,當大多數美國小孩對球芽甘藍皺眉頭的時候,我已經在吃鳳爪、海蜇皮、海參和我最喜歡的零食——魷魚乾。周末我會和家人到西雅圖的中國城飲茶,而不是一輩子就那麼一次隨著學校戶外教學去到那裡。

  但是這樣就夠了嗎?我仍然不確定。當我看著那些助學貸款申請表時,我仍然思索是不是要在那個寫著「其他」的格子上打勾。

  身為作家,許多年來我都用非亞洲人的角色編撰故事——這些故事沒有一個出版過。我想要寫受人歡迎的東西,而不是和我個人關係密切的。而我失敗得很慘。但是我仍然故意迴避中國人的故事——部分原因是我不認為會有任何人想要看,但是主要原因是,我對於自己夠不夠中國到可以述說這些故事並沒有把握。我尚未找到我的聲音。我尚未找到我的認同身分,我不知道我是誰。

後來我父親過世了。每件事情都變了。我也變了。

  父親幼時家境貧困,生長在一個嚴格的中國家庭,他是獨子,所以我的成長階段並沒有中國的姑姑、伯叔和堂兄弟姊妹在旁邊。當他辭世之後(在我祖父母相繼過世之後),我感覺自己遠離了中國傳承——只剩下文化的空洞,和我的姓,福特。

於是我開始探索我父親的童年故事。

  這些故事當中,有一個是關於他曾被迫配戴一個上面寫著「我是中國人」的胸章。胸章是在珍珠港轟炸事件後不久家人給他的。他告訴我白人小孩會拿石頭丟他,罵他是「日本鬼子」;還告訴我說他跟別人打了數不清的架。而胸章是一種自衛的形式。

  他還說過他就讀一所人種複雜的學校,有白人小孩、菲律賓小孩、韓國小孩、日本小孩和黑人小孩。然後有一天他到學校上課,卻有半數的桌子都空了。那些日本小孩都被送到拘留營裡。他再也沒有看過他們任何一個人。

  父親的這個故事就是這本書的靈感來源。他成長的時代,日裔美國小孩和華裔美國小孩一起上學一起玩耍,而他們那些舊世界的父母親充其量是困惑的旁觀,最糟的則嚴加禁止。他的成長過程伴隨著中國和日本在舊世界戰爭的迴響,而他的城市裡大多數的白人卻認為「反正他們也長得很像」。

  他的經驗,加上我自己對於種族認同的不安全感以及迷惑——也就是一隻腳穩穩立於兩個不同的世界中,有時候別人還要你去選邊站的種種感覺——是促使我寫出《悲喜邊緣的旅館》的原因。這是一個根據事實寫出的杜撰故事。這是一個處於個人衝突間的家庭故事。是一個中國男孩長成「美國人」的故事。

  寫這本小說的過程讓我更加了解我父親、他的童年、他的錯誤和奮鬥,以及他的歡喜。我多麼希望他仍然在世——我想他會很喜愛這本書的。*

  和我父親不同,我沒有胸章可以提醒自己和別人「我是中國人」。沒關係,現在我不需要了,我知道我是誰。

傑米.福特
二○○九年六月一日

  * 他也會喜歡我的婚禮。和他一樣,我娶了一個白種女孩,不過我們是在○八年八月八日下午八點○八分結婚。我猜我終究還是中國人吧。

推薦序一

藏在時空膠囊裡的悲喜記憶
譚光磊(本書中文版權代理人)

  二○○八年十一月,美國總統大選結束,歐巴馬成為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總統,為族群融合寫下新頁。美國雖以族群熔爐自居,可是各族裔之間的紛爭,兩個世紀以來始終難以消弭。如今黑白對立稍有趨緩之勢,然而自九一一後便被徹底妖魔化的中東移民,難道不是新的種族迫害對象?

  回溯美國歷史,除了黑人問題、近年來的拉丁裔問題、早期義大利與愛爾蘭移民的對立,亞裔族群所承受的不公平待遇和斑斑血淚,恐怕是最慘烈、卻也最受忽視的一片記憶。新人作家傑米.福特的長篇小說《悲喜邊緣的旅館》,講述的正是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對日裔居民的不人道迫害。這是美國至今依然罕為人知、政府也羞於提起的不光彩歷史。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美國旋即對日宣戰。在一片高漲的愛國聲中,日裔居民頓時成了種族仇恨的箭靶,日本間諜滲透美國本土的謠言紛起,大規模的仇日行動在美國西岸各州爆發。隔年,羅斯福總統更簽署行政命令,將美國西岸劃為戰區,開始執行強制遷移日本僑民的計畫,共有超過十萬名日裔居民被迫遷往內陸拘留營,日僑因此損失的財物不計其數,更有許多西岸城市的日本區在行動中被毀。

  誠然,日本計畫性對外移民行之有年,軍方在其中安插間諜收集情資也真有其事,但在這次大遷徙中的日裔美籍居民,很多是在美國土生土長的第二代,他們就算對日本還有幾分原鄉想像和文化認同,也絕對談不上國家忠誠。可是在白種人眼裡,他們就是「日本鬼子」,與效忠天皇的日軍沒有兩樣,而那些美其名為「拘留營」(internment camps)的安置所,其實和希特勒的猶太集中營也沒有差別。當美國號召自由國家在海外戰場對抗法西斯暴政的同時,這樁不人道的迫害行動卻在本土上演。

  大衛.古特森(David Guterson)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小說《愛在冰雪紛飛時》(Snow Falling on Cedars)算是探討該事件的代表作,當時大為轟動,還被拍成同名電影。不過那究竟是白種人立場的同情式理解,主角伊希梅爾仍扮演了最終的救贖角色,以無私的大我胸襟提供關鍵線索,幫助兒時戀人的日裔丈夫無罪開釋。要談族群融合,這書的立場根本保守得很。

  相較之下,福特的寫作策略就顯得匠心別具而讓人眼亮:他從華裔移民的角度切入,寫一個西雅圖中國城的十二歲男孩愛上日裔女孩,結果被命運拆散,闊別近半個世紀後追索記憶中酸甜苦辣的故事。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選擇由華人視點切入?或者應該說,這場差一點就成了種族屠殺的迫害行動,與華人何干?

  這當然得談到福特的身世背景:他的曾祖父鄭明(Min Chung,音譯)於十九世紀末來到美國,以開採硼砂為生,後來當上工頭,入境隨俗取了美國名字威廉.福特(William Ford)。傑米的父親是百分之百的中國移民後代,母親則是白種人。他本名詹姆斯,這名字到了奶奶口中就成了廣東話的「家美」(Ja-Mei),傑米(Jamie)於是成了他的小名。特殊的身世和父祖兩代在二戰時期的親身經驗,啟發他寫了這個故事。

  一八八○年代,美國通過排華法案,導致大批中國移民流離失所。日本移民趁機進駐,搶走華人的工作機會,從此埋下日華僑民間的仇恨。西雅圖的中國城和日本城(Nihonmachi)只有幾街之遙,卻有如壁壘分明的兩個國家。及至日軍侵華,二次大戰爆發,雙方更是水火不容。

  《悲喜邊緣的旅館》主角李亨利的父親,就是個對日本人深惡痛絕的華僑。他年紀輕輕就離開廣東,飄洋過海來到新大陸;他支持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到處為國民黨奔走募款。他一方面希望兒子能像其他廣東華僑一樣回家鄉念書,卻又希望他能融入美國社會。他動用關係把亨利送進全白人的學校讀書,結果亨利每天早上都要忍受中國城的同齡男孩笑他是「白鬼」,與他們背道而馳孤身走路上學。在學校裡,他遭受無止盡的霸凌和歧視;因為拿的是工讀獎學金,中午還得在食堂裡為白人同學打飯送菜。

  在家裡,父親不准亨利講廣東話,要他「說你的美國話」(speak your American)。偏偏父母都聽不大懂英文,於是就演變成一種雞同鴨講的單向溝通:父親用廣東話,亨利用英文,而他英文究竟講些什麼,父親也只能略知一二。

  就在如此「背腹受敵」的情形下,亨利認識了新的轉學生岡部惠子。她同樣拿獎學金進白人學校工讀,同樣因為父母希望她能融入美國主流社會。差別在於惠子的雙親都是日裔移民第二代,生活起居已經非常西化。惠子的母親甚至鼓勵喜歡畫畫的女兒去申請藝術學院。亨利一聽便說「他們不會收你。」惠子反問:「為什麼?因為我是女生嗎?」亨利沉默半晌回答:「因為你是日本人。」惠子說:「所以我媽才要我去申請。要做開路先鋒。」

  有趣的是,亨利第一次和惠子在學校廚房見面時,根本沒認出她是日僑,還把惠子錯聽成中國名字「凱可」(Keiko),問說「凱可是什麼名字呀?」可想而知,當他明白對方的真正身世,從小父親教導的警戒心油然而生:那是一道永遠不能跨越的鴻溝。但身為學校裡唯二的非白人學生,又同是拿獎學金的半工半讀學生和霸凌對象,他們很快便建立起同舟一命的情感。亨利赫然發現:在白人眼中,所有亞洲人都長得一樣,誰管你是「清客」(Chink)還是日本鬼(Jap)?

  身份和族群認同的問題,於是精彩好看了起來。面對父親,亨利不能忘記中國的本,卻又被迫上美國學校、說美國話;面對惠子,他要背負的是父親耳提面命的中日仇恨;面對白人,他被一視同仁當成日本鬼,還得不斷指著衣服上的胸章「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這已經是極為複雜的架構,可是福特的企圖不止於此,他還加入了街頭黑人爵士樂手薛爾頓(Sheldon),用他和中國小男孩的跨種族友情,帶出西雅圖在爵士樂史上曾經扮演過的重要角色,以及黑人面對白人主流社會的無奈和無力。

  《悲喜邊緣的旅館》的故事從一九八六年說起,亨利已經五十六歲,妻子半年前因癌症去世,身心俱疲的他走過封閉半個世紀的巴拿馬旅館,正巧遇上新任經營者的記者會。旅館業主拿出一把日本陽傘,說他們在旅館地下室發現大批日僑遺留下來的東西。當年日裔人士被迫遷徙,倉皇中便把許多衣物、照片和文件寄放於此。誰知世事難料,戰後多數日僑再也沒有回到這個傷心地,位於日本城和外界交口的巴拿馬旅館於是塵封多年,變成一個保存歷史記憶的時空膠囊。

  講了這麼多,都是關於歷史記憶、戰火傷痕、身份認同和族群衝突,看似沉重無比,然而這正是《悲喜邊緣的旅館》最高明之處:我們完全可以拋去歷史包袱和文化議題,單純享受故事的本質。這是一個男孩的成長故事,一個兩小無猜的純愛故事,一個相隔三代的父子故事,一個勇於追尋夢想的故事。

  福特的筆觸輕盈而優雅,沒有絲毫矯作,也不是憤怒的吶喊。小說中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皆是普世共感的人類經驗,無論種族和國籍,都能心領神會。或許因為福特生長在美國,又有白人母親,少了幾分僑民的直接苦痛,對惠子的日本家庭和那消失在大遷徙中的日本城,又多了幾分浪漫想像。可是誰說談族群問題必得頭破血流?講種族和解為什麼不可以溫婉?

  福特大學讀的是藝術,畢業後一直在廣告界工作,作品曾多次獲獎。《悲喜邊緣的旅館》的前身是短篇小說〈我是中國人〉(I Am Chinese),後來他聽從一位編輯的建議,把這個故事發展成長篇,便是《悲喜邊緣的旅館》。這本書在二○○七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前夕由美國藍燈書屋集團簽下,福特更因書寫華裔經驗而被譽為是「男性版的譚恩美」。

  今年一月,《悲喜邊緣的旅館》在美國上市,獲得書店通路和讀者的一致喜愛,登上紐約時報排行榜,精裝版再版不斷,印量堂堂突破十萬大關。這段埋藏在幽暗過往、不為人知的歷史,透過虛構的小說演繹而重見天日,也讓無數美國讀者正視亞裔種族受迫害的不公不義。

  半年後的現在,這個故事翻譯成中文、來到台灣,在這塊中國傳統文化、日本殖民記憶和美國文化霸權糾纏不清的土地上,應該更能與讀者產生共鳴。或許,我們都曾是困惑的李亨利,都曾在族群和文化認同的路途上感到徬徨。在閱讀過程中與主角心心相印的時刻,但願我們也都能記得那些四海皆準的人類情感,也希望族群衝突的悲劇永遠不再上演。

推薦序二

在悲苦中找尋甜蜜/鍾文音

  一九四○年代和一九八六兩個時空來回交錯,一個逝去的青春之愛,一個逝去之妻。拉扯出四十年的三人感情絲縷細線,以及飄零美國的中日後裔生活,悲喜情境交織,有如喜悅若無悲苦為背景就不足以稱之為喜的蒼涼。

  全書感情深邃,悠緩,如慢鏡頭。有如封閉劇場,全書焦點是一座古老的巴拿馬旅館,從旅館的去留衍生了主角亨利的無奈摯愛錯失。或許錯失的愛,將更強大,將更茁壯萌芽在記憶的倉庫裡,散發著誘人的潮濕氣息。書末寫:「他會做他一向在做的事,在悲苦中找尋甜蜜。」此是愛情滋味的絕佳詮釋,看似容易,實則難中之難。

作者後記

  這個故事雖然是虛構的,但是許多事件,尤其是與日裔美國人的拘留相關的,卻如所描述的真正發生過。身為一個作者,我只盡力重建這塊歷史風景,而不評斷當時人物的居心是善是惡。我的目的不是要創作一齣道德劇,讓我的聲音在舞台上發出最大音量,而是讓真相忠實呈現,交由讀者的正義感去決定是非。而雖然我十分努力要忠於這些事實,但是若有任何歷史或地理上的錯誤,責任絕對都在我身上。

  因為許多人問起,我在這裡回答:是的,「巴拿馬飯店」是個真實的地方。是的,三十七個日本家庭的物品確實放在那?,大多數是放在佈滿灰塵而陰暗的地下室裡。如果你要去那?看看,務必到茶館坐坐,許多物品就展示在那?。我強力推薦那裡的荔枝茶——絕不會讓人失望的。

  「巴德爵士唱片行」也在那?。就在街上,在西雅圖的「先鋒廣場」中心。你很容易漏掉它,但是它卻很難忘。我有一次進去拍些宣傳照片,店主只問我,「這是要做好事還是要做壞事?」我說,「好事。」當然。「對我來說就夠好了。」是他的溫和回答。

  不過,如果你到這兩個地方去找一張失傳已久的奧斯卡.荷頓唱片,你可能沒有什麼好運氣。雖然奧斯卡的確是西北岸爵士界大師之一,但據我所知,他並沒有出過一張黑膠唱片。

但是,你永遠也不知道……





* 讀者評鑑等級:

5顆星
* 推薦人數:2,共有2位網友寫書評。
*

我要寫書評

1.
貝莉a.k.a.黑眼圈
/ 台灣台北
2009.08.24看貝莉a.k.a.黑眼圈的所有評論
評鑑等級:

5顆星
本書卻顛覆了我對以往 ABC 自身驕傲的念頭,讓我認識了他們在美國人與中國人的身分徘徊中,所帶來的苦澀跟不安。二次大戰期間,在美國誕生的男主角李亨利在父母的期望下,進入了全是白人的貴族學校,為了讓兒子成為真正的「美國人」,英語程度近乎於零的父母,要求李亨利在家「說他的英文」,在雞同鴨講的狀態下,李亨利跟父母有的隔閡,以前唸中文學校的朋友疏遠他、在貴族學校的白人們嘲笑他,在夾縫中,他認識了跟他有同樣狀況的「日本美國人」惠子。

如果換個時空,這會是個一同遭逢校園凌霸,因而惺惺相惜的愛情故事,可惜換個時空,事情卻更複雜了,當時,中美兩國與日本,處於敵對的狀態。
華人在抗日時期所遇到的屈辱與不堪,從小到大我們都耳熟能詳,美國珍珠港事件下所造成的悲歡離合,在各類好萊塢電影的催化下,相信大家也絕不陌生,但在《悲喜邊緣的旅館》所有戰亂時期的罪與惡,卻換化成升斗小民的無奈。

我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身、家族,有時候,連國家也是。在那時光中,不管腰桿彎的多低,為了生活捨棄了多少自尊,能緊緊抓住得,卻是信念。
家族的力量,國家的忠誠,對於愛跟希望的美好。

簡單的戀愛故事,卻帶出不簡單的問題,讓你能用冷眼旁觀地去看當時的不公,卻被小小的溫暖感動,被青澀的愛情融化。
2.
顏玲
/ 台灣台北
2009.07.17看顏玲的所有評論
評鑑等級:

5顆星
一直記得前幾年到日本旅遊,領隊說他當年唸大學時,一位日本房東非常善待他這位台灣留學生,後來房東說了一句話:「我日復一日,為當年南京大屠殺的事深感痛苦。」當下我也一度跟著哀傷。雖然事隔久遠,很多人在大時代的環境中,囤積了大量回憶,那是一個沒有選擇的世代,痛苦或殘暴的他們,都知道自己正在寫歷史嗎?這本書最讓我掙扎與矛盾的所在,是國仇敵慨如何界定,大至民族意識,小至個人情感,我們又怎麼在愛國情操的大旗下做出誠實的宣示。

《悲喜邊緣的旅館》故事說是1942年時十二歲的華裔美國人亨利,認識了同學日裔美國人惠子,由開始單純的同窗之誼演變成了真誠的感情。有人說愛情是盲目的,偏偏人類喜歡選邊站,也強迫別人這麼做,曾經在鍾曉陽的《停車暫借問》中也有一段不為人們祝福的異國戀情,然而任何決定其實都是自己的選擇,就像多年後亨利自認是自己放棄了一切,放棄了機會。在「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也證明了亨利無法掩飾的愛戀,他不辭千里辛苦,為了見惠子一面到處尋找日本人的集中營,年輕人狂熱的愛,奔放無以復加,試想,在烽火連天的時空和局勢裡,民族認同也如火如荼燃燒著熾烈的愛情時,亨利的至情至性在戰亂中已沒有一絲浪漫可言。

此外肩負中國傳統以及父權威信的父親,將自己對國家的愛恨情仇投射在孩子身上,渴望亨利也擁有滿腔熱血,他一方面寧可與妻子聽不懂孩子的英語,也不願亨利用母語溝通,一方面卻又要亨利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與所有同盟國家一起仇視日本。正由於父親民族意識高漲,無法認同惠子,於是用自己認可的方式決定亨利的未來,也十足掌握了他的童年,影響所及還包括亨利的婚姻。我想即便在不平凡的時代總有不以為然的作為,但亨利父親自相矛盾的舉止,是身為讀者的我,從任何立場都可以同情,卻又都無法理解的。

友人薛爾頓是亨利愛情的見證、爵士樂奧斯卡荷登(Oscar Holden)唱片,則是亨利與惠子的秘密,好朋友不需太多,交心與諒解、義無反顧的支持和鼓勵,一生能有幾人?

作者傑米.福特 (Jamie Ford)將故事娓娓道來,彷彿一部黑白記錄片,帶出老人內心曾經失落的緬懷,回憶則像是沉重的包袱,此時耳邊彷彿聽到電影《海角七號》的音樂,看到友子用一輩子的時間來追憶她逝去的愛情。而那些許多經歷二戰時期的旅館裡,究竟藏匿了多少個不為人知的亨利秘密,真愛追尋、親子關係、友誼相挺,正是世代更迭中說也說不完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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