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教授，史學著作量甚豐，超過三十冊。包括:《西方文明史》(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人類社群史》(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回教世界》(The Islamic World)《古典中國》(Classical China)、《文明的起源》(Origins of Civilization)、《瘟疫與人》(Plagues and People)等，《西方的興起》於一九六四年榮獲美國國家圖書館獎。
說到有關威尼斯的作品，你會想到什麼，一般人會想到的是莎士比亞筆下的《威尼斯商人》，我則聯想到英國作家珍．莫里斯(Jan Morris)那本當代書寫威尼斯的經典之作《威尼斯》。但這不是一本歷史書，也不是一本旅遊指南，更不算是報導文學。它更偏向主觀、浪漫、印象派及作者的經歷；而不是以都市為主體的寫作。少有人會想到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
對於臺灣的讀者而言，麥克尼爾的大名，既熟悉又陌生，原因即在於他的著作豐碩，至今已經有三十幾部書。其中譯成中文的不超過五部，大家耳熟能詳的還是他的《西方的興起》和《瘟疫與人》，以及近來和他那研究環境史的兒子小麥克尼爾(J. R. McNeill)合著的《文明之網》。然而，我們對於他的瞭解其實相當有限。在中文學界裡，知道他曾經寫過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樣主題的一本書的人應當不多。更何況，《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這本書出版在一九七四年，距今已經將近快四十年了。
全球史的出版在這十年間有逐漸增多的趨勢，相關的研究討論與論文也正不斷地關注這段時間的史學變化。伊格爾斯和王晴佳在《全球史學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一書中，認為冷戰之後的歷史書寫有以下幾點變化：第一、文化轉向及語言學轉向導致了所謂的「新文化史」的興起；第二、婦女史與性別史的持續擴大；第三、在後現代主義批判的基礎上，歷史研究和社會科學建立起新的聯盟；第四、對國別史研究的挑戰；第五、世界史與全球史的興起。這五個研究方向的轉變，其中，又以新文化史及全球史的影響最為顯著。他們認為冷戰結束後，史學界出現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那就是對世界史與全球史的關注的不斷加強。
這十年來，歐美史學界有關全球史的理論、方法與實踐的研究有增多的趨勢。這方面的著作有：索格納(Solvi Sogner)編的《理解全球史》( Making Sense of Global History)；霍普金斯(A. G. Hopkins)編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本德(Thomas Bender)編的《全球時代中的美國史的再思考》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曼寧(Patrick Manning)的《航向世界史：史家建立的全球過往》(Navigating World History: Historicans Create a Global Past)；馬茲利什(Bruce Mazlish) 及艾律耶(Akira Iriye)合編的《全球史讀本》(The Global History Reader)，除了史家作品外，也納入人類學及發展研究的文章；霍普金斯編的《全球史：世界與地方間的交流》(Global History: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Universial and the Local,)； 吉爾斯(Barry K. Gills)和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合編的《全球化與全球史》(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History) ；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的《書寫大歷史：閱讀全球的第一堂課》(譯本見廣場出版，2012)。馬茲利什的《新全球史》( The New Global History)；史登斯(Peter N. Stearns)的《世界史中的全球化》 (Globa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2010)；最新一本剛出版的是薩克森麥爾(Dominic Sachsenmaier)的《全球視野下的全球史》(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ro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倫敦政經學院經濟系教授歐布萊恩(Patrick O’Brien)則認為全球史符合我們當代的需求。他於二零零六年曾幫新發行的期刊《全球史期刊》(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寫過一篇長序〈歷史學的傳統與全球史回歸的當代必要性〉。這篇文章首先描述全球史研究的兩個取向：連結(connexion)與比較(comparisons)。而後觀察當歐洲的地緣政治超越了世界所有地區成為霸權時，早期歐洲與其他歷史傳統的中心書寫的特色。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所有的歷史學傳統對於西方的興起大多採取歌功頌德或回應的態度。全球史的回歸所影響的歷史敘事使得學界能夠有普世性的世界觀，並符合我們全球化世界的需求。
陳慧宏提出兩個分析方向，一是關於「他者」（the other）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強調歐洲對他者的建構，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針對歐洲人的自我建構所形塑。因此，我們會發現，中歐文化接觸的研究中，並非單純地由歐洲中心轉向地區文化而已。需要思考的是，在獲致平衡觀點的結果，強勢的地區文化該如何處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論。陳慧宏提出了近年來蓬勃發展的中歐文化相遇的研究，在過去與未來如何讓跨文化的研究豐富歷史學的方法論，不可避免地要從西方歷史學方法論的轉向文化史之取徑來做理解。例如二○○七年柏克(Peter Burke)與夏伯嘉合編的近代早期歐洲文化史著作Cultural Transl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便是將焦點集中在「轉譯」（translation）的課題上。在交往互動與溝通妥協的概念下，「交流」（exchange）一詞退居到較不顯著的位置。
威尼斯是地中海海權國家的翹楚。因為威尼斯位於亞得里亞海旁，所以它有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和拜占庭帝國及伊斯蘭國家進行廣泛的貿易活動。在一四五零年時，總共有超過三零零零艘威尼斯的商船處於營運的狀態中，其中大部分在必要時可以變成戰艦或運輸船。威尼斯政府要求每艘商船必須搭載特定數量的武器（大部分是十字弓與槍）及盔甲，商船的乘客也被預期在必要時可以武裝起來並進行戰鬥。船上的划手不是奴隸，而是從這個城市或是它的領地（特別是達爾馬提亞）中產生的。在每個教區中，當這些槳手離開之後，他們的家庭會受到教區中其他人的支持。另外債務人一般是在戰船上划船來償還他們的債務。在十三世紀末時，威尼斯已經變成全歐洲最繁榮的都市。在勢力與財富最顛峰的時期，威尼斯擁有三萬六零零零名水手來駕駛三三零零艘船，並且主宰了中古時代的商業活動。埃佛利德.馬漢(A. T. Mahan) 認為英國之成就為空前海洋強權，在於六項海權發展原則的優勢—地理位置、自然地理型態、領土比例、海洋人口、民族性—威尼斯幾乎滿足了全部六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