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

自序

　　自民國48年，十四輩達賴喇嘛出亡印度達蘭沙拉以後，西藏逐漸成為世人關注的焦點。究竟在歷史上，西藏與中原政權的關係為何？西藏究竟是獨立自主，抑或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各方爭論不休。因此西藏歷史的型塑，成為各方為尋求各自立場的有力論證而角力。吾人可依治藏史立場與觀察角度的不同，區分有四，其一，視西藏自古以來即屬獨立自主的國家，具獨特歷史文化，與中國毫無關涉的海外藏人；其二，普遍對達賴有好感，同情並美化西藏，以執學術牛耳的姿態治藏族史的西方學界；其三，稱西藏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馬列主義史觀為綱治藏族史的中國大陸學界；其四，持西藏屬中國之特別行政區，並以中華文化道統立場治藏族史的台灣學者。上述四類又可大致歸納成兩大陣營：海外藏人與西方學界；以及海峽兩岸的學者專家。兩大陣營觀點的最大差異，在於歷史長河中，西藏與歷代中原政權的互動內涵與模式，各持己見，並透過學術會議、期刊雜誌與論著，互相批駁、詰難與撻伐。

　　如是發展，形成海外藏人與西方學界對於海峽兩岸的藏學研究，不論有心或下意識排斥，抑或有意無意地忽視，在彼等論著之中，甚少或根本不使用海峽兩岸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成因在於彼等以為中文的論著，充滿了「民族偏見」。彼等甚至以為古代的漢史料，也是屬於自讚?他，天朝觀念作祟下，誇大不實的載記，不值一哂。此種情況使得大陸藏學學者沈衛榮教授，發出不平之鳴以為：「曾經是侵略殖民者的西方人，脫胎換骨成了西藏文化的大救星。而千餘年來和藏族百姓緊鄰相伴，文脈相通的漢人，卻無厘頭地成了摧殘藏族文化的災星。真是豈有此理！」（氏著：《尋找香格里拉》頁203）

　　這種詭異情況的變化，其中很大的因素，是由於國人把中原漢族以外的歷史都拋棄掉了。以唐代吐蕃史為例，是為國史之中，國人最陌生的一段歷史。治中國中古史者避之唯恐不及，此造因於語言文化的隔閡，所以弄不清楚來龍去脈，容易犯錯，徒留話柄。是以不是點到為止，就是引用國外學者的論著，一來亦可彰顯自己治學廣博，能夠引用國外學者的論著，使自己的論著增加權威性；而讀者也因之認為作者既引用了國外論著，則此論著應具可讀性，繼而對其增進了信賴感。職是之故，國內縱然有出色的中國邊疆史論著，也遭受到冷漠的對待，甚至棄之如敝屣，既不提及，更不用說援引了。這真是令人慨嘆的現象。

　　但事實上，也不能完全嗔怪國內學界的大小眼。因為在中國邊疆史的研究領域，國內確實要落後國外甚多。其中原因為國史學界偏重於長城以內的歷史，至於長城以外的歷史，則歸之於「虜學」，屬「域外史」，甚少正視。有志於治「虜學」的學子，唯一的途徑，就是到國外求學，受教於國外名師。學成後歸國，卻覓不到一處容身，因為國內學界甚少將「虜學」作為研究重點，頂多就是應應卯，點綴點綴。在如此情況下，要國內虜學研究趕上國外水平，不啻天方夜譚。

　　然而，一部中國史，沒有了「虜學」，就好像失去了半壁江山，也好似泛黑著半邊臉的美人。因為一部中國史原本就是由華夷交參混融所成，缺一不可。例如唐朝為平唐境內之安史叛眾，引進迴紇援軍，唐迴雙方議定酬勞為收復長安、洛陽後，迴紇可獲二都地面上的所有財物。事成，迴紇欲履約引兵入長安，李唐王儲廣平王為避免因長安遭洗?而激起洛陽的頑抗，遂不顧李唐太子身份，親拜於迴紇王儲葉護馬前，不但阻止了可預見的悲劇，也為自己博得了「廣平王真華、夷主也」之美譽。此段史事意味著必須涵括華、夷，否則無法整體呈現古代中國之「天下」，更無法展現完整的中國史。不幸的是，東漢班固撰寫了《漢書．匈奴列傳》，內中借用出使匈奴之漢使者所云，諸如「匈奴俗賤老」、「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等語，批判匈奴之文化，並結論以為：「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上述見解影響所及，往後華夏族群均持「夷狄禽獸也」之概念，鄙視與華夏殊異的人群，直至20世紀初葉，凡非華夏族群之族稱用字，一律加上「?」、「豸」、「虫」等偏旁，例如青海果洛族原用字為「猓?」，抑或選用污名化的詞彙，如雲南傣族原用字為「歹族」等，由此道盡中原華夏族群的心態。連帶地，也波及了研究中國邊疆史的學者，一併遭到排斥、鄙視，而予以邊緣化。

　　究竟上述所提及之匈奴婚俗「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所謂的「烝報婚」，真是如漢人所以為有如禽獸般的亂倫？非也！其實施如此婚制的原因在於：游牧民族的生活資源來自於所豢養的牲口，為避免牲口近親繁殖，以致降低了牲口品質，影響毛、奶、肉及小仔的產量與品質，因此在實施族外婚之同時，利用由外部落娶來的婦女所攜帶而來之嫁粧，包括屬於婦女所擁有的牲口，用來與本部落的牲口配種，從而有新血緣的加入，避免了近親繁殖。但當家族中有成家的男性亡故，其配偶勢必因改嫁而帶走她所擁有的牲口，造成家族財產的損失，與生存上的危機。因此其亡故男性的兄弟子侄之一，必須負起責任，接納亡故男性之配偶，以避免牲口流失而危及家族集體的利益與生存的安全。對於彼等而言，這是應盡的義務，也是維護整體家族持續發展的美德；但對於持儒家道德標準的華夏族群而言，卻目之為亂倫，有如「禽獸」，繼而口誅筆伐，歷代相承而形成視夷狄為下等人的傳統。是故，研究「漢學」屬高級學術工作，研究「虜學」，也就是研究夷狄之學，被貶為「偏之又偏」的末流之學。國人因之棄如雞肋，任其腐敗。結果，國外將雞肋視如珍饈，深挖窮治，滋味無窮。接著以所謂「突厥學」、「藏學」、「蒙學」、「滿學」等挑戰「漢學」，沛然大勢，衝擊了許多中國史的成說。「虜學」成了外國人的專利，長城以外的歷史，他們說的算。

　　曾幾何時，西方的船堅?利，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也帶來了如下的說法：中國是漢族的中國，說蒙古人、西藏人、新疆維吾爾人是中國人是很虛偽奇怪的事，認為凡與漢人異質的民族都不屬於中國，是中國征服來的，中國是帝國主義加殖民主義者。面對如此洶洶情勢，海峽?岸學界匆促應戰，左支右絀。因為所有涉及長城以外歷史的發言權，早已落入外國人的手裡。

　　筆者有鑑於上述情勢的發展，以為國內不能再如埋首沙中的鴕鳥，任由外國人對歷代中原政權與週邊諸族關係的歷史，以及所謂的「虜學」，說三道四，任意以其成見肆虐。吾人應秉執歷史事實，以吾國之治學方法與觀點，推出具學術水平，而又能平心而論的論著，爭取發言權。

　　筆者不才，曾於民國100年8月出版《唐代吐蕃史研究》一書，獲得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張廣達院士的推薦，角逐教育部第56屆學術獎。

　　治西域史成名之張廣達院士推薦以為：

　　林冠群教授數十年來如一日，鍥而不捨，精耕細作，全面、深入研究吐蕃史。天道酬勤，今天，林教授在數十年間完成了數十篇專題論文的基礎上，集腋成裘，　刊出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部煌煌巨著。近二十年來，國際學術界對吐蕃史的研究明顯不如先前活躍，有如佐藤長、山口瑞鳳、Ch. Beckwith等人那樣的較高水平的吐蕃史著作已較少問世。我們慶賀林冠群教授的《唐代吐蕃史研究》在此時此刻的出版，它的出版改變了吐蕃史學界一時間的蕭條面貌。

　　林教授的《唐代吐蕃史研究》這部大作是研究吐蕃史的重大貢獻。作者多年堅守這一領域，一點一滴地積累，一步一個?印地深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繼續前進，發前人之未發，糾前人的紕漏。作者深入探討吐蕃氏族制以來的政治制度史、文化史、吐蕃与周邊族群互動史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闡發吐蕃人物生平及其歷史地位和作用。對於大事紀年、史實考核、漢藏文史料的比較，辨析精到，凸顯作者作?一位歷史學家的審慎和細緻。書中對唐蕃關係的考據、對吐蕃制度的考述和對吐蕃末代贊普朗達瑪毀佛事實的撥亂反正等，均有見地和新意。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對相關漢藏文文獻資料的利用和準確理解，使之不再是日本學者?擅的特權，糾正了山口瑞鳳等權威人物理解和詮釋漢藏文文獻的諸多誤差，顯示出作者扎實的學術功力和嚴肅的學術批判精神。

　　總之，無論是就學術發展史而言，還是就本書的學術高質量而言，《唐代吐蕃史研究》都極具價值，特此極力推薦。

　　上述張廣達院士的推薦與筆者的研究成果，獲得教育部第56屆學術獎遴選評審委員會的肯定，並做出以下的評論：

　　藏學研究在國內一向被視為冷門學術，海外則以大陸、日本為主。在學術研究領域，藏學較其他學門難度更高，除語文之外，尚需熟諳西藏宗教及社會文化歷史，同時也要有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素養；研究資料，除傳統文獻外，尚需精熟敦煌出土文書，尤其藏文資料，所以需要有長期浸潤，始克其功。林冠群教授，向海內外學者專家多方拜師，駕馭語文障礙，而精通土耳其文、藏文、維吾爾文等，經數十年苦研吐蕃史，而今有關藏學著作豐碩，深受國際學界肯定，在國內實是藏學代表之不二人選，不再使外人專美於前。

　　綜觀林教授之學術成就，主要呈現在釐清諸多文獻誤植史實，理性與批判國際學者的學說，進而建構吐蕃史研究的根本且完整的知識基礎，深化省視唐代中國史的視野。尤其是對吐蕃的崛起過程、吐蕃贊普位之繼承，吐蕃王國體制的特質、唐蕃關係等方面，均有深入且有批判性的討論。如證明藏族家喻戶曉「朗達瑪大滅佛法」的史事係偽史，而能發千古未發之覆，為藏史千古疑案作了澄清。再如過去一般都認為墀祖德贊為吐蕃三大明君之一，實則為加速吐蕃王朝衰微崩解的昏君，藏族史家因崇佞佛教而予以曲筆，林教授的研究還原了墀祖德贊贊普的歷史原貌。又如漢藏史籍缺載藏族史上唯一女性執政者墀瑪蕾，林教授就敦煌文獻作了史料的補闕；另外亦對新舊《唐書•吐蕃傳》錯誤記載「女子無敢干政」一節，作了修正。凡此研究成果，都是東西方學界少有觸及者。

　　筆者在張廣達院士與教育部學審會之肯定的激勵下，奮起餘勇，秉持大陸學界對筆者的評論以為：「偏重實證的研究理路」作風，踵繼多年來累積的研究成果，再次獲得國科會專書撰寫計劃的補助，繼續完成《唐代吐蕃宰相制度之研究》一書。此書係《唐代吐蕃史研究》在吐蕃政治體制中的宰相制度方面，再加以深入闡發。由於《唐代吐蕃史研究》屬通史性質，限於篇幅，有關唐代吐蕃的許多領域範疇僅能淺嚐，無法暢所欲言，特別是攸關最能呈現吐蕃制度面的特色、最具變化、以及最能反映唐蕃文化交流成果的宰相制度，筆者以為仍需就相關史料與史實，詳為發掘闡述，遂有本書的問世。

　　筆者以為西方學者強項在於能夠大量使用藏文文獻，不受藏語文的限制與障礙。但其缺點在於忽略了大量的漢文文獻，彼等僅能使用經過翻譯成英文的新舊《唐書．吐蕃傳》、資治通鑑等常見的漢史料，除此外，再無法深入或普遍發掘其他文獻如：《通典》、《冊府元龜》、《唐會要》、《全唐文》以及唐人筆記小說等，甚或除〈吐蕃傳〉以外的新舊《唐書》本紀、列傳等，也一併在其忽視之列。除非兼治漢學的西方學者如法國石泰安氏（R.A.Stein）、戴密微氏（P. Demiville）等，則能兼採漢藏史籍，作出公允持重的論斷，令人感佩。其餘大部份西方學者忽略了漢文史籍的重要性，因為唐蕃互動頻繁，有密切的文化交流，漢文史籍記載有大量吐蕃訊息。在唐代吐蕃傳世史料闕佚，文獻難徵之際，漢文史料益發突顯其重要性。當然，吐蕃文獻無可諱言地仍居關鍵地位。是以，作為唐代吐蕃史的研究者，對各種史料文獻應採不偏不倚的態度，不偏聽，不偏信，就學術論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