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Michel Foucault(傅科)出版《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1978),普通人會以為傅科對人類的性很有興趣,想去瞭解歷代研究人類的性之各種學者如何說,藉此以瞭解性的奧祕。但其實,傅科興趣的方向剛好相反,他其實對人類的性興趣不大,也不想瞭解性的奧祕,反而他對歷代研究人類的性之各種學者、人物、機構、論述很有興趣,也就是要研究:究竟過去歷史是靠著什麼論述與權力的力道,構成了近代歐洲權力的四種性部署(sexual deployment),進而聯合建構了我們今天對人類的性知識、論述與真理。當然,我在2018年完成《STS的緣起與多重建構》的定稿,所討論的主題與內容,及其歷史時空,與傅科的很不一樣,但是此書的主要興趣,也不在於瞭解近代科學的核心意義為何,或說科學真理的奧祕是什麼,反而我對英美70年代以來STS學門的興起感到興趣,並對許多第一、二代的學者、人物、機構如何辛勤建構自己「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c Knowledge,後簡稱SSK),積極與一些哲學家、社會人類學家還有科學史家頻繁的互動甚至共同建構——我是被這個歷史過程所吸引。也正是這整個過程,它的社會緣起、它的歷史建構,它如何形塑了我們今天在STS影響下的科技認識、科技論述、與科技的政治,才是我的大興趣。就是這個類似傅科的「反方向」興趣,讓我在寫本書的導言時,想起了傅科的《性史》,並請我的良師傅科作為導言的起手式。
但是,朋友也許會問,我為什麼要對SSK當年第一、二代學者、人物、機構、還有如何辛勤建構SSK這個議題有興趣呢?固然,這些第一、二代的學者,在今天臺灣甚至東亞的脈絡中,仍然被認定是STS學界的大老或資深研究者,他們當年的緣起與多重建構,本來就很值得去理解。不過對我來說,這個主題,還有另外幾層的意義,我簡單描述一下。首先,因為當年我開始做教學研究時,就對Thomas Kuhn(孔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Revolutions,後簡稱《結構》或SSR)一書相當欣賞與重視,而後來我逐漸從科哲與科學史轉向STS時,這個過程對我而言很順利,不曾有過什麼要跨越鴻溝的困難。但後來我才逐漸理解,孔恩其實與STS並不親近,甚至有時不合,所以,雖然我同時喜歡孔恩與喜歡STS,但孔恩與STS其實彼此問題很多,那麼為什麼我的轉向過程會很順利?這是我困惑的來源。而我越深入到孔恩與STS關係的議題上,就發現越多有趣的問題。所以,要解決我的困惑還有回應那些問題,除了研究孔恩外,也需要從第一、二代的STS人的文獻與想法著手。
首先,本書所涵蓋的時空範圍是STS在英國興起的第一個二十年左右。從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中期左右,英美、甚至歐洲的STS主流就是SSK,雖然有其他較小的、或剛興起的流派甚至特立獨行的個人,則非本書所能仔細涵蓋或甚至有興趣者,何況,只有早年的SSK才會與STS史前史中的孔恩《結構》產生密切的互動與折衝。所以STS興起的第一個二十年,本書均以SSK為代表,當年STS的少數其他,本書只有在和SSK產生重要互動時才會提起,如1987年Bruno Latour(拉圖)出版了可說代表行動者網絡理論(ANT)興起的Science in Action一書。到了90年代,ANT發展迅速,STS裡的一些其他流派,如俗民方法論、如社會世界理論等,都開始往前衝刺,STS逐漸進入一個多元競逐的新局面,各種問題也更形複雜,而非本書當初的規劃所能涵蓋,只能俟諸後來的能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