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一個人的聖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經典之作，出版20週年紀念版）

序言一（節錄）

《一個人的聖經》出版二十週年紀念版序言

　　接到聯經出版公司總編輯胡金倫先生的電郵，囑託我為《一個人的聖經》二十週年紀念版寫篇序言。這期間我正忙個不停，先是法國中部盧瓦爾河畔的朔蒙城堡舉辦我的題為「呼喚新一輪文藝復興」展，主要展出我的畫作，也包括三部電影、書籍和攝影，有許多採訪與報告會。隨後我又去義大利米蘭藝術節，當晚演講，第二天趕到羅馬，接受羅馬獎的授獎，來來回回的路途上一直在想怎樣寫這篇序言。這書初版的序言和跋都是我的兩位朋友寫的，該書的法文譯者杜特萊教授和劉再復教授都寫了很好的導讀，我卻難以做出這樣精煉的歸納。

　　這本書極其龐雜，從中國到西方，從現實的地獄到人世間，涉及現時代東西方世界人生存的種種困境，難以概述。我的另一位老朋友克羅德•馬騰曾任法國駐華和駐德大使，三十二年前親自從德國與法國的邊境把我接到巴黎，我才有了新的一生。這本書也是我在巴黎寫完《靈山》之後的又一部新作，所以題為《一個人的聖經》，講述的是脆弱的個人怎樣從困境中得以解救。

　　我的一位新朋友珊達爾•柯勒─杜蒙女士，曾任法國駐義大利和駐德國文化參贊，現任索蒙城堡領地主任，正是她在這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文藝復興的寶地，達•文西逝世五百週年紀念之際，策展了我這呼喚新文藝復興的展覽。這裡不妨引用展覽的畫冊序言中我和她對談的一段話：「不必重建烏托邦，需要的是清醒面對現實，從而喚醒人這種覺悟。藝術與文學有助於喚醒人的覺悟。重要的是清醒，我稱之為第三隻眼睛。這第三隻眼凌駕於我們之上，並非上帝，而是喚醒的覺悟。」

　　然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共產主義烏托邦的陰影猶在，二十世紀這意識形態的迷霧也還未消散。這本書寫的雖然大都已成了歷史，卻並未過時。新近，我無論在法國還是義大利都有讀者和觀眾提及這本書，幾天前居然還收到一位法國學者的來信，說他書架上有我的七本書，這本書他一讀再讀。文學與歷史都可以說是人類生存的見證。不同的是，歷史隨政治權力的更替與需要不斷改寫，而文學作品一旦發表，便不再更改。經得起再讀的作品也就經得起時間的檢驗，這才是文學的價值。

　　剛剛授予我的羅馬獎的頌詞寫道：「高行健，法籍華人，是我們現時代一位傑出人士，他豐富的創作多方位，作家又是畫家，還是劇作家和戲劇與電影導演。他獲得有象徵意味的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以其複雜的經驗將中國與亞洲數千年的智慧同歐洲偉大的經典奇妙地融合在一起，這東方與西方罕見而珍貴的交融，以至於人們稱之為『高氏世界』。他新近在義大利出版的《呼喚新一輪文藝復興》一書，又以其獨特而不容忽視的聲音，確認跨國界、超越政治與意識形態真正的文學的理由，期待新一輪的文藝復興。」這既是對我這一生創作的總結，也確實是我的期待。

序言二（節錄）

諾埃爾•杜特萊

　　這二十世紀暴力與殘酷蔓延，觸及的國家之廣，受害者之多，前所未有，如今人都承認。從阿爾明尼亞的種族滅絕和消滅猶太人，到南京大屠殺，乃至前不久南斯拉夫的種族清洗和盧汪達的屠殺，種種慘劇，都說明了儘管科學技術一個世紀來取得了難以想像的進步，人卻仍在想方設法消滅行為與想法不同的同類，而不是去謀求對話與討論。傳播通訊雖然已如此發達，這些悲劇的真相要揭露出來卻依然困難重重。死亡營的囚徒們一再說過，正是想要做見證才使得他們能苟活下來，可一旦到了能說話的時候，轉述竟往往也如此艱難。義大利小說家普利莫•勒委留下他那本無情的見證《要還是個人的話》，選擇了自殺。喬治•散普蘭在《書寫與人生》一書中表明，只有通過文學才能接近經歷過的現實而表述得令人滿意。

　　了解恐怖的人雖然做了這許多努力，可是那些「否認主義者」卻仍在對真相散布懷疑，阿爾明尼亞的種族屠殺哪怕早已過去，有關的國家卻從未公開承認。歐洲至今有人還否認納粹死亡營的真相，日本某些人士也把南京屠殺的人數盡量減少。因此，明白真相的人們的見證就十分必要。中國從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當政以來發生的那些事件，歐洲的新聞報導卻令人吃驚，無論是「大躍進」、「反右派」，還是所謂的「文化革命」，對中國人生活的真相毫不了解。更糟糕的是，法國某些知識分子，法共一些老的「同路人」，受到毛批判蘇聯的誘惑，竟也唱起對當時的共產制度的頌歌。他們從中看到對史達林官僚體制的質疑，便想當然以為人民能自由言論，想像一種直接的民主的新形式在北京誕生了。他們拒絕了解真相，而香港很早就有文革的消息，一些西方的漢學家運動伊始便試圖介紹，他們相反卻繼續吹噓不已。

　　毛澤東死後，熱潮消退，幻覺很快破除，令人目瞪口呆，來自中國的報導越來越多。然而，中國並未出現像作家索忍尼辛激發的那一類的現象：對蘇聯勞動營的見證有力推動了這種制度的崩潰。張賢亮揭露了中國「勞改」的若干面貌，但他對馬克思主義不動搖的信仰減弱了他揭發的意義。百花齊放運動中北京人民大學的女英雄林希翎新近在法國出了本從各方面來說都引人入勝的回憶錄，但同文學亳無關係。相比之下，楊絳的文字尤為珍貴，對知識分子只因為是知識分子便有步驟加以鎮壓做了很有意思的描述。有其重要歷史意義的著名「傷痕文學」就不談了，它停留在歷史的摩尼教的視野裡，並不敢揭露悲劇的那些深刻原因。之後的新一代作家，不願意直接觸及悲劇，也由於他們年齡的關係，往往不甚了解。

　　高行健的努力是獨特的。他面臨文革的悲劇之前已深深掌握了中外文化。他多次說過他如何得力於會法文才接觸到外國現代文學，而他從兒時起對藝術與文學的感觸又如何得力於他家庭環境的精神開放。文革期間，他不得不銷毀大量的手稿。這之後，他首先致力於對形式的思考。（他那些短文集《現代小說技巧初探》在中國介紹西方現代文學，起到了先驅的作用。）他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對戲劇的試驗，其實是為了更好地說出真實，他找到了表述荒誕與非現實的一種方式。

　　八○年代初，毛之後的中國，他仍然有所顛覆，在官僚體制不斷的煩擾下，還得逃。因此，在高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種理論，其實也是一種生存的藝術。唯有藝術與文學才值得人活，也才能讓人活下去，唯一的出路便是逃亡。逃亡也是《靈山》這部小說的根由。在這部小說中，高行健把他收集在短篇小說集《給我老爺買魚竿》中已試驗過的文學觀念，諸如我、你、他不同人稱的變換，無情節，相對於「意識流」的「語言流」等等，都加以運用，同時開始呈現中國的現實，而又把夢境與現實，令人驚駭與色情的景象，歷史知識與神話和民間故事交織在一起。高行健重新接上中國白話小說傳統的同時，創造了一部全然具有現代性的作品。《靈山》在瑞典和法語國家取得極大的成功之後，還繼續從事繪畫與劇作的高行健，又在他新的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中回到同真實的聯繫。這部小說竟然是對中國的極權制度一番無情的揭露，作者認為，其暴力與犬儒主義同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法西斯主義及其後繼相比，毫不遜色。這書名就已含意甚多，這部書，這部聖經，並非是一本旨在教育全人類的樣本，它僅僅訴諸一個人，或者，悉聽尊便，它只反映孤單單的一個人的情感。它也從不屬於任何主義（這些赫赫昭著的「主義」本世紀之初，曾是陳獨秀與胡適爭論的焦點），高行健恰如在他的〈沒有主義〉一文中那樣，一概拒絕。自然，所有這些並不一定就構成一部好小說。然而，文學創作的魔力就以他那作家與戲劇家的才能在此全力展開。通過一個以「你」或「他」指稱的人物同一位年輕女人的對話（而這位德國的猶太女子並非來得偶然），這真實竟變得如此貼近。兒時的溫馨，對人事的醒覺，然後接觸到殘暴，痛苦與創傷都一無掩飾，有些段落十分嚴酷，引導出既是對人自身也對這半個世紀來中國經歷過的悲劇的深刻思考。

　　高行健幸虧出逃，先從中國，隨後浪跡全世界，他幸虧深深置身於藝術與文學的實踐，同時又對行將結束的這一個世紀導致人類瀕臨深淵的那些偌大的原則和偉大的意識形態一概拒絕，才創造了這樣一部令人如此困惑又如此著迷的作品。人們終於得到了這世紀末中國小說的偉大之作，敢於揭露他那國家由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極權制度而又始終不放棄最大膽的文學手段，給世界上這片土地帶來一束強光的這部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