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相互承認的倫理學
「唯有經由相互承認我們的自由，權利始被實現。」─黑格爾，《法哲學》（1821）
當代政治論述所謂的「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一詞，一般指涉一個國家在民主轉型過程中，嘗試去糾正獨裁政權時代政府以國家權力侵害人民權利的不正義作為的政治工程。在這個意義下，轉型正義計畫處理的主要是發生在單一國家邊界內部的國家暴力問題。然而我們不能忘記，現代國家暴力往往發生在跨國脈絡之中，具有國際性的起源，因此轉型正義問題必然包含了經常被忽略的國際面向。源於跨國脈絡的國家暴力情境不勝枚舉，例如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造成的征服、領土移轉與殖民統治（例如二戰時的納粹與日本帝國主義 ）、國家形成（如台灣的二二八事件、韓國的四三事件 ）、以及地緣政治對抗（如冷戰期美國保護下的台灣、韓國與智利，以及蘇聯霸權下的中、東歐社會主義政權）等。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問題的討論中最大的盲點，就是戰後國家暴力問題的國際脈絡。作為一個在歷史上反覆被不同強權支配，國家認同不穩定的地緣政治邊陲，戰後台灣所發生的國家暴力從一開始就具有清楚的國際面向。具體而言，二戰後盟國主導的領土移轉導致台灣被捲進了三重的跨國性國家暴力之中：（一）中國在新領土建構國家權威所導致的暴力 （二二八事件）；（二）中國本土國共內戰向台灣的延伸（五?年代初期白色恐怖）；（三）冷戰 （韓戰爆發後國府在美國默許或支持下的恐怖統治）。在這整個過程中，台灣人民在美蘇兩強所界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之下，處在來自中國的兩個敵對政權的夾縫之間，被他們需索忠誠，非紅即白，動輒得咎。這就是戰後台灣轉型正義問題的起源。
比較少為人知的是，當時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與台灣以外的國際人士也被捲入這場「爭奪人民」的認同戰爭，意外成為台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例如國民黨海軍在一九五三、五四年之間曾扣留行經台海的兩艘中波海運公司的貨輪與一艘蘇聯籍貨輪，拘捕了多名波蘭、蘇聯籍船員，以及一九六?年代以後發生的多件來台的東南亞籍華人（多數為留學生）為主的政治案件等。前者可以理解為全球冷戰交戰雙方在第一線的衝突事件，看似不可思議，其實構圖單純明快，然而東南亞華人則被捲入了冷戰結構下相互影響的多重區域性衝突──台海兩岸的國共衝突、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與東南亞華人移民國家的新興民族主義的衝突，乃至移民國內部的對立（左右�族群）等，涉及了多重而變動的敵我關係，性質極為複雜。
杜晉軒這本《血統的原罪》是第一本系統性講述這群生不逢時，在東亞民族國家邊界重劃的歷史巨變之中誤觸認同雷區而受難的海外華人故事的著作。作者不僅深入、細緻地重建了許多不同個案的受難歷程，同時也對悲劇發生的原因提出了有力的解釋。透過這本書所提供的個案，我們或許可以初步整理出這群在台灣土地上受難，卻被台灣人被遺忘的受難者的輪廓。
首先，本書所討論的二十餘名東南亞華人受難者，絕大多數來自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此外也有來自泰國、英屬模里西斯與菲律賓的個案。除了泰國這個老牌獨立國家之外，其餘皆是戰後殖民地解放浪潮中先後獲得獨立的新興國家，民族主義高漲，對於住民的認同與忠誠特別敏感。而除了菲律賓華人尚未獲准歸化之外，所有其他受難者在遇難之時均擁有居留國（或殖民地）身分。換句話說，他們都是不折不扣的「外國人」。明明是外國人，國民黨卻從血緣主義的角度，主張他們「都是中國人」，因此對他們具有管轄權。一個流亡海島的政權不只依然抱持大陸帝國的「海外民族主義」（作者語），甚至還加以實踐，將這些鄰近新興獨立國家的公民予以「國民化」。血緣式中國海外民族主義對新興國家公民民族主義的挑釁──這是一切悲劇的根源。
其次，涉案者大致可區分為四個主要類型─被綁架或誘騙來台的大陸歸僑、留學生（亦即所謂「僑生」）、媒體人，以及尚未完全確認案情的其他類型，不過四類中絕大多數為新馬留學生，佔了三分之二以上。毫無疑問，這是以來自新馬地區的東南亞華人留學生為主體的受難者群體。為什麼當時會有那麼多新馬地區華人留學生來台就學？主要原因是，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採行種族主義政策，限制華文高等教育，而新加坡剛成立的華文南洋大學門檻甚高，於是迫使大批當地華人青年向外尋求深造機會，但當時中國大陸又處於文革的混亂期，於是「自由中國」台灣成為最合理的選項。當然，冷戰期美國的政策性誘導，也是促使這批華人知識青年來台求學的重要推力。
在這裡，我們碰觸到這群受難者被捲入的第二層次衝突，也就是移民國家的內部矛盾：英國殖民者創造了一個多族群並存，但尚未整合的英屬馬來亞，而馬來人建國精英則將它改造成馬來人霸權下的種族隔離制國家（apartheid state），使當地華人在尚未完全土著化前就成為新國家種族歧視的受害者，因此創造了他們出走（exit）的動機。然而出走並未引導他們抵達迦南地，反而把他們不由分說地帶進了台灣的火燒島。
第三，主要涉案理由可歸納為以下五種─與中共關係（歸僑）、在居留國的左翼背景（僑生──左翼思想、馬共、砂盟）、言論獲罪（媒體人）、受台灣本地案件株連者 （哲學系事件 ），以及反共機會主義者。這五類罪名都與反共有關，但又可分為與中共的直接關係，以及在移民國家的左翼背景，也就是與中共的間接關係。這是這群年輕人捲入的第三層衝突─台海兩岸的國共對立。
最後，有部分個案更涉及了跨國合作，如台灣與馬來西亞警察政治部的反共情報合作，以及菲律賓政府在國府要求下強制遣送于氏兄弟來台受審 （「送台」 ） 的案例。在這裡，我們看到移民國內部矛盾不僅是種族的，同時也涉及了左右的意識形態對立。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們理解到這整個跨海追捕共產黨戲碼背後，存在著一個冷戰下美國主導的東南亞反共同盟的國家暴力協作計畫。冷戰與其跨國性國家暴力，就是這群受難者所捲入的終極衝突。
讓我們reload這幅圖像吧：那是一個民族國家重劃邊界，政治共同體區隔敵我、排除他者，個人的命運受到巨大結構性力量所任意擺佈的亂世。這群青年困在兩大陣營，三個祖國之間，被需索忠誠，左右為難，動輒得咎，稍有不慎，立即化為齏粉。儘管如此，他們依然熱烈渴望生命，他們離鄉背井，追求知識，堅持一種傷痕累累，但卻有尊嚴的存在姿勢。
晉軒這本著作，是目前關於這段冷戰期的複雜悲劇唯一一本系統性研究，筆者閱讀之後獲益良多。本書不僅釐清了戰後台灣白色恐怖史上一個重要而被忽視的跨國脈絡，也為現代東南亞民族國家形成史補白，讓我們得以經由一個個跨界的生命史，清楚捕捉到國家邊界形成過程的暴力性。不只如此，晉軒也在書中痛切陳詞，反覆致意，指出這場跨國暴力悲劇的根源存在於戰後中華民國荒謬、反動的血緣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由此衍生的國籍、「華僑」與「僑生」等政策。就此意義而言，這本書可謂馬來西亞留台學生杜晉軒進行的一場個人的轉型正義鬥爭─或者用黑格爾的話說，一場個人的「承認的鬥爭」（struggle for recognition）。經過三十年的民主化與民主鞏固實踐，如今台灣已經是一個尊重人權法治的民主國家，而過時的國籍法也早在兩千年代初期修訂，本書所訴說的悲劇應該已經不會再重演了。然而如同晉軒所提醒的，制度已改，物理性暴力不再，但「華僑」「僑生」的荒謬觀念依然根深蒂固，民主化的台灣至今依然在對東南亞獨立主權國家的華人公民行使「祖國」的象徵暴力。他的提醒讓我們理解到，原來台灣距離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還很遙遠，因為不管我們如何努力「脫華」，如何拼命「建國」，我們的心中依然潛藏著一個中華帝國的黑暗幽靈。只有當我們完全擺脫帝國的幽靈，只有當我們終於懂得為我們加諸於他人的象徵暴力致歉，只有當我們終於學會如同渴望他人承認 （recognize）一般地承認他人──只有在那個時候，我們台灣人才有資格宣稱，我們是一個獨立民主國家的公民，我們成為了真正的自由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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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叡人
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完稿於瘟疫來襲陰影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