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銀行及銀行信貸在宏觀審慎政策中的作用研究：以中國銀行體系為例

序

　　《銀行及銀行信貸在宏觀審慎政策中的作用研究》通過探討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銀行信貸、績效和風險的影響機制，考察宏觀審慎政策在宏觀經濟衝擊傳導、政策的宏觀效應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作用，探討了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在應對金融體系順週期波動、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方面的作用機理；對宏觀審慎政策相關問題進行定量研究，評估了宏觀審慎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防範系統性風險、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以及增進社會福利方面的潛在意義；為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撐。

　　1.金融危機凸顯了銀行部門在信貸市場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完善和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已成為全球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與核心內容。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新一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是強化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前司長李波也撰文提出，下一步推動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同時圍繞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構建起新的現代金融監管體制（李波，2016）。

　　2011年起，中國人民銀行開始實施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2015年以來，中國人民銀行強化了針對跨境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

　　2016年年初，中國人民銀行開展擴大本外幣一體化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政策試點。為適應資產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中國人民銀行從2016年起將原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

　　不斷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為結構性改革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中國人民銀行的下一個工作重點。但是，中國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仍面臨諸多挑戰。在實踐層面，中央銀行缺乏有效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創新和發展也相對滯後（李波，2016）。同時，學術界對宏觀審慎政策在政策工具、傳導機制、宏觀經濟效應、社會福利方面的觀點還存在著爭論（Galati & Moessner，2013）。

　　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中國目前使用的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主要包括6類：

　　貸款價值比上限、負債收入比上限、信貸增長上限、準備金要求、逆週期資本要求與動態撥備（Lim，et al.，2011；Claessens，Ghosh ＆ Mihet，2013）。具體實踐中，這類工具包括住房貸款價值比要求、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動態撥備要求、逆週期資本監管、槓桿率要求、特定資產組合資本要求調整、跨週期的風險加權資產計量方法等12種（廖岷，林學冠，寇宏， 2014）。目前，國內學者對這些工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貸款價值比上限、逆週期資本要求、準備

　　金要求方面（梁璐璐，2014；王愛儉、王璟怡，2014；王志強、李青川，2014；梁琪、李政、卜林，2015），研究充分顯示了宏觀審慎政策工具與銀行信貸之間的緊密聯繫。銀行信貸、銀行及其借款人的行為在宏觀審慎政策的傳導機制、政策效應和政策評估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宏觀審慎政策旨在減緩由金融體系順週期波動和跨市場的風險傳播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造成的衝擊，其目的是防範系統性風險，維護貨幣和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銀行業金融機構是中國金融體系的一大主體。截至2015年12月底，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19414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5.5%；總負債179.0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14.8%。其中，商業銀行總資產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例為77.7%，總負債占比為77.9%。隨著後金融危機時代的到來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銀行業保持穩健運行對於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

　　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快速推進了學界將銀行部門擴展植入理論模型的嘗試。一條重要的研究線索是考察銀行權益資本及財務結構在宏觀經濟衝擊傳導中的作用，以及銀行體系信貸和利差對經濟波動的影響。Van den Heuvel（2008）、Meh和Moran（2010）建立了包含金融仲介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了銀行權益資本在宏觀經濟衝擊中的作用。Gertler和Kiyotaki（2009）、Gertler和Karadi（2011）引入激勵相容約束模型來處理銀行和投資者之間的資訊不對稱問題，這一模型使得外部融資溢價和銀行資本之間產生了聯繫。

　　金融危機也凸顯了銀行間市場在危機深化和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近期文獻開始對銀行的異質性及銀行間市場進行詳細建模。

　　De Walque、Pierrard和Rouabah（2010）在DSGE模型中引入異質性的銀行部門，以考察在銀行間市場中進行的銀行監管和流動性注入。Gerali等（2010）基於一個使用歐元區數據估計的抵押品約束模型，使用「批發－零售銀行」框架刻畫銀行權益資本累積和存貸款利率設定行為，描述政策利率向存貸利率的不完全傳遞，結合銀行資本的影響研究銀行部門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作用。

　　Dib（2010a）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中引入「儲蓄－借貸銀行」設定，假定銀行在銀行間市場上提供銀行服務和交易服務，在存貸市場上設定存貸利率，同時選擇其槓桿率和資產組合。Dib（2010b）在類似的模型中考慮銀行間市場和銀行資本市場中的金融摩擦，考察這些摩擦在經濟波動中的重要性，判斷監管的資本要求對宏觀衝擊傳導的影響。這些研究驗證了銀行資本要求等監管工具將通過銀行間市場影響銀行行為，進而在貨幣政策宏觀效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對於不太關注銀行間市場的大部分文獻而言是一個重要補充。

　　國內學者對金融摩擦如何影響宏觀經濟波動的研究較為豐富（許志偉，薛鶴翔，羅大慶，2011；張偉進，方振瑞，2013；康立，龔六堂，陳永偉，2013；王國靜，田國強，2014），但明確考察銀行部門作用的文獻並不多。許偉、陳斌開（2009）在DSGE模型中加入銀行信貸決策，發現引入銀行信貸渠道的經濟波動模型對中國經濟波動有很好的解釋作用。劉鵬、鄢莉莉（2012）將銀行部門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過程引入模型，發現銀行信貸體系效率越高，技術衝擊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越小。余雪飛（2013）從信貸供給角度分析銀行資本約束下的金融加速器效應，發現《巴塞爾協議》的升級、銀行資本約束的加強增大了各項衝擊對經濟波動的影響。康立、龔六堂（2014）考察了國際經濟危機如何影響一個國家的貿易部門的出口需求，進而造成該國銀行淨資產的損失，並最終加速傳導給該國非貿易部門。

　　由梳理的文獻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凸顯了銀行部門在信貸市場供給側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大部分宏觀審慎政策工具都與銀行直接相關。但是，現有的關於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的研究中，絕大多數文獻忽視了對銀行部門和銀行信貸進行建模。鑒於此，有必要結合金融危機催生的有關研究成果，構建納入銀行部門和銀行信貸的宏觀審慎政策研究理論模型，探討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銀行信貸、績效和風險的影響，這有助於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及其有效性領域研究的不足。

　　2.銀行部門在宏觀審慎政策的傳導機制、宏觀效應及福利績效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一些研究分析了金融監管對貨幣政策效應和福利績效的影響。Hilberg和Hollmayr（2011）研究中央銀行流動性注入對銀行間市場的影響，探討貨幣當局在銀行間市場中實施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可行性。Hafstead和Smith（2012）研究發現，當受金融衝擊的銀行所占市場份額較大時，金融衝擊對於經濟波動的形成將至關重要，而試圖控制利差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改善社會福利。Carrera和Vega（2012）在金融加速器模型上使用「盈餘－赤字銀行」設定，將其引入銀行間市場，發現銀行間市場會抑制金融加速器機制發揮作用。Boissay、Collard和Smets（2013）對類似的模型進一步擴展，使其可以考察諸如銀行系統性風險、銀行間市場凍結、信貸緊縮等金融危機特徵。Angelini、Neri和Panetta（2014）研究發現將資本要求作為政策工具會顯著增強宏觀經濟穩定性。

　　對有關宏觀審慎政策的宏觀效應、傳導機制、政策評價與設計的研究，目前總體上仍處於起步階段，而且爭論頗多。Curdia和Woodford（2010）探討了在泰勒規則中引入對信貸利差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中的變量做出反應的可能性。Suh（2012）認為最優貨幣政策應以穩定通貨膨脹為目標，最優宏觀審慎政策則是針對穩定信貸的目標，後者將在經濟受到金融衝擊時顯著增進考察了福利。De Fiore和Tristani（2013）考察了政策規則對存款利率和存貸利差的反應。Unsal（2013）發現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存在引起資本流入的衝擊時，宏觀審慎監管舉措會明顯改善社會福利，因此能作為貨幣政策的有效補充。Medina和Roldos （2014）擴展考察金融部門提供信用和流動性服務的職能，證實了反週期宏觀審慎工具的引入對貨幣政策的福利績效具有重要影響。Rubio、Carrasco和Gallego（2014）針對貸款價值比對信貸增長進行反應的宏觀審慎規

　　則進行了研究。Angelini、Neri和Panetta（2014）考察了銀行資本要求對貨幣政策績效的潛在影響。這些研究預示了在貨幣政策規則中考慮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於增進金融穩定、宏觀經濟穩定和社會福利具有的潛在意義。

　　在宏觀審慎政策研究方面，國內文獻早期從多種角度出發考察是否應該在傳統的貨幣政策規則中納入對資產價格的反應。唐齊鳴、熊潔敏（2009）認為資產價格應該被納入貨幣政策規則之中。趙進文、高輝（2009）發現房價是中國貨幣政策利率反應函數的重要內生影響變量。張亦春、胡曉（2010）認為中國應該對實現價格和金融穩定雙重目標的貨幣政策規則保持謹慎態度。李成、王彬和馬文濤（2010）的研究認為中央銀行需要將資產價格納入貨幣政策框架予以關注。

　　近期研究開始考察其他宏觀審慎政策工具，並分析它們在政策績效方面的作用。康立、龔六堂和陳永偉（2013）假定政府除貨幣政策之外，還可以通過向企業直接提供額外信貸的方式來調節經濟。結果顯示，當存在金融摩擦時，來自房地產部門的經濟衝擊會對製造業產生更加顯著的影響，而政府宏觀信貸政策對這一過程有緩解作用。康立、龔六堂（2014）進一步在開放經濟環境下驗證了當政府採取一個對風險溢價進行反應的信貸政策時，發生在貿易部門的出口需求衝擊對於非貿易部門的衝擊會得到減輕，結論同樣說明了合理的政府信貸政策能起到平抑波動傳導和補償消費者福利損失的作用。

　　除考察額外的宏觀審慎政策外，另一條研究線索是將宏觀審慎政策工具直接引入貨幣政策規則。馬勇（2013）將資產價格、槓桿率水準和市場融資溢價等變量直接納入貨幣政策反應函數，結論是基於宏觀審慎的貨幣政策規則並不需要直接納入資產價格、融資溢價和銀行槓桿等變量，緊盯產出和通貨膨帳的規則依然可以作為穩健貨幣政策的基石。梁璐璐等（2014）為模型引入動態化的貸款價值比工具，並對家庭和企業進行區別調控，對各種擴展型的貨幣政策規則及其穩定效應、福利效果進行評估，結論是宏觀審慎政策對於貨幣政策的效力並無副作用，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在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風險的同時並不會對經濟穩定產生劇烈影響。

　　總體來說，在宏觀審慎政策的傳導機制、宏觀效應及福利績效方面，學術界尚缺乏深入和系統的定量研究，現有研究還遠未得出一致的結論，考慮銀行部門在其中所發生作用的文獻更是匱乏。現有文獻因其研究目的和研究對象各異，未系統地針對一個特定的經濟體建立系統性的定量框架，這就使得政策研究的結論存在較大分歧。國外現有文獻多以美國、歐元區或一些小型新興市場經濟體為研究對象，國內研究則通常借鑑國外研究的參數賦值進行校準研究，對模型數據擬合程度和定量表現的評價尚顯不足。為此，有必要以中國為研究對象，利用DSGE框架下的宏觀結構計量方法和貨幣政策評價與設計方法，對宏觀審慎政策的傳導機制、宏觀效應、福利績效以及銀行部門在其中的影響進行定量研究。

　　3.研究內容與主要結論

　《銀行及銀行信貸在宏觀審慎政策中的作用研究》的總體目標是：探討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銀行信貸、績效和風險的影響機制，考察宏觀審慎政策在宏觀經濟衝擊傳導、政策的宏觀效應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作用，以探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在應對金融體系順週期波動、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方面的作用機理；對宏觀審慎政策相關問題進行定量研究，以評估宏觀審慎政策在宏觀經濟穩定、防範系統性風險、維護貨幣和金融穩定以及增進社會福利方面的潛在意義；為加強金融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加強統籌協調，改革並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證支撐。具體可歸納為以下5個目標：

　　第一，整理、歸納和展示後金融危機時代和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階段後有關銀行業、銀行信貸和中國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經驗數據和重要事實。概括在國內外形勢背景下完善新一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存在哪些挑戰。

　　第二，從微觀角度探討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銀行信貸、績效和風險的影響機制。厘清銀行業及銀行信貸影響中國宏觀審慎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渠道，分析其存在的問題，得出有關結論。

　　第三，從宏觀角度考察宏觀審慎政策在衝擊傳導、宏觀效應和社會福利方面的作用，探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在應對金融體系順週期波動、金融體系的整體穩定方面的相關作用，評估中國現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得出有關結論。

　　第四，通過定量研究，得到有關審慎政策工具在其有效性和作用機制方面以及宏觀審慎政策在衝擊傳導、宏觀效應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實證結論。結合實際情況，提出政策建議。

　　第五，匯總背景研究、宏微觀理論研究、定量的實證研究結論，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態勢和中國新一輪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目標，提出進一步推動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合理策略、具體路徑及步驟安排，提出政策建議。

　　通過模型的構建與分析，我們得出了一些理論性的研究結論。

　　第一，銀行部門在宏觀經濟的衝擊傳導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銀行的信貸行為在經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起到了傳導機制的作用。

　　第二，由抵押品約束反應的金融摩擦對經濟波動以及貨幣政策的傳導有重要影響，抵押品約束變化對信貸和投資的影響相當顯著。

　　第三，在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工具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方面，窗口指導比法定存款準備金更具有潛在價值，可作為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有益補充。

　　第四，如果將金融穩定作為政策當局政策目標的一部分，那麼將信貸總量等金融總量的變化作為政策工具的反應變量是有重要意義的。

　　第五，將宏觀審慎政策作為貨幣政策的補充，有利於平穩經濟波動，增進社會福利。

　　結合理論和實證分析，本書在最後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第一，銀行應提高風險管理意識，通過不斷完善風險組織架構以及培養專業風險管理人才，提高銀行自身的風險應對能力與經營管理水準；第二，靈活搭配使用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通過引入宏觀審慎政策彌補貨幣政策的不足，實現兼顧經濟增長與風險管控的目標；第三，進一步完善抵押品法律制度，積極推進抵押品風險評價體系的構建，同時引入逆週期調控機制；第四，建立健全貸款管理體系，提高對貸款企業的跟蹤管理以及對違約事件的處理能力，保障銀行資產安全與可持續經營；第五，繼續完善逆週期信貸調控機制，實現對順週期性的有效預警和監控，熨平經濟波動；第六，加大對銀行信貸結構的調整力度，從而在防範系統性風險的基礎上，貫徹落實國家經濟政策，服務實體經濟。

　　本書的研究意義在於對現有理論進行補充，並在此基礎上完成理論創新。現有文獻或研究內容不夠充分，或實證方法存在局限，或對政策的研究、考察不充分。在現有研究的啟發下，我們嘗試結合中國國情建立具備銀行行為和銀行間市場擴展的開放經濟中型DSGS模型，以銀行部門和銀行信貸為出發點，探討銀行部門及其行為與宏觀審慎政策之間的聯繫，判斷宏觀審慎政策工具對銀行回報績效、盈利能力和風險的影響，採用政策效應分析、最優政策研究等方法，從政策效應、社會福利角度對貨幣政策規則和宏觀審慎政策工具進行評價。我們的研究不僅為相關研究提供了一個有關模型設定的具體選項，也給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套有參考價值的研究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