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文
畜權神授說∼沼正三《家畜人鴉俘》與日本神話的解構（節錄）
?
隱姓埋名，筆耕不輟的作家們。
為什麼要隱遁、又為什麼不現身，這並沒有一定的答案；這些匿名作家的意識形態隨著時代而不同，可想而知，自我認同和匿蹤的理由也千差萬別。例如十九世紀中葉，美國便有一位隱遁詩人埃米莉?狄更生，而在現代，則有例如Ｊ•Ｄ•沙林傑與湯瑪斯•品瓊。而在這當中，也有諸如後品瓊的代表性作家—約翰•加爾文•巴切拉（John calvin Batchelor）之類，曾經高聲主張「品瓊就是沙林傑的別名」般，這種身分隱匿，往往會直接導致身分的混亂。
不過，也並不是所有的匿名作家都樂於見到這種混亂。
例如小詹姆斯•提普奇這個筆名，便是一名女性匿名作家藉由男性筆名的這個「身分」來得到寫作的自由；匿名作家正是因為「不存在」這個修辭，才能寫出品質極高且極富想像力與批判性的作品，並將它們呈現在大眾眼前。
而當考慮到這裡時，我不由得想起兩段內容，而這似乎顯示了身為匿名作家總有一種文化上的暗合。第一個是一九九○年，美國後設小說的巨匠品瓊所發表的第四個長篇《葡萄園》：在該故事中，美國有一個以白人女性為主要成員的女性主義部隊「九之一集團」，使用像是在《北斗神拳》中的必殺技，先讓一名日本男性陷入了假死狀態，之後再將藉由她們的東洋針灸機械「判灸機」，把這名叫做Takeshi Fumimota的日本人洗腦成女性主義者。借品瓊自己的說法來看，這是對他之前所寫作的、有關陰莖象徵的人造人小說《萬有引力之虹》以現在的視點進行補完，也是一種具備去勢主義的女性主義生化實驗。不過這種劇情上的構圖，或者該說其文脈非常地日本，給人一種相當濃厚的既視感。這段劇情的主要成分，看起來只像是在描寫六○年代後期被女性虐待的男性，但是只要稍微把角度偏移，我們就會看到被美國人所欺侮的日本人—換個說法，這段劇情直接反映了一九八○年代的美國的人種政治學。
是的，這個橋段確實可以看做是「重擊日本」（Japan Bashing）的一環。而當我想到這裡時，我腦海中浮現了另外一與之跨海互相默默呼應的作品—那是一部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並不出現在盎格魯美洲，而是出現在我國的作品，其內容同樣徹徹底底地描寫了白人女性對於日本男性的洗腦、飼育、家畜化—那就是另外一位隱匿作家•沼正三的長篇小說，《家畜人鴉俘》（於《奇譚俱樂部》1956年12月號開始連載，1970年由都市出版社出版，1972年收入角川文庫版。）
《家畜人》筆下的世界是位於四十世紀的未來世界。在那裡，白人女性握有霸權，黑人被當作奴隸，至於日本人，則是家畜和家具的活體材料。這篇小說自出現以來，各界便以「ＳＭ小說」或「變態性欲小說」的身分來加以評斷。此一看法並不一定失準，但從現代的視角來看，相反地，它是一部實驗性質的小說，一方面解構《古事記》為首的日本神話，另一方面也同時以其文本的前提，反轉人種、性別與階級，是篇足以提出新的歷史觀的文本。而此文本出現當時，以三島由紀夫和澀澤龍彥為首的少數讀書家便已經對其本質有相當深刻的了解，這點也不容忽視。
例如在一九七○年代《家畜人》初版出版的時候，石川喬司便已對其壓倒性的衝擊做出了以下的敘述：「當要選出ＳＦ的前十名作時，這本夢幻的名作總會被提起，總是被說『你們沒有忘了更厲害的作品嗎？』……（中略）……作為一本SF、也是黑色幽默的傑作，它可以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在這之前，有任何人的SF作品描繪出更加獵奇且又具有魅力的未來社會嗎？」（《SF的時代》，三三七∼三三八頁）。
而奧野健男於初版的解說以外，又在自由國民社的《世界科幻文學總解說》初版，《家畜人鴉俘》的項目中給出了以下的評語：「作者將他真正的目標用科幻小說這個框架隱藏起來，在以那自由自在的訊息來給予一個毫無方法預測的逸脫和放浪。作者將那人性中不可解的倒錯如萬花筒般散射，並將其內心那翻騰不止的反現實主義、反烏托邦的焰火噴吐而出……這本書確實值得稱為『奇書』、『怪作』。」（一二?頁）
在那之後，過了三十多年。
《家畜人鴉俘》做為文本，看起來已經被埋入了非主流文學史的深淵。但，無巧不成書地，恰似在反映八零年代的「重擊日本」潮流般，品瓊發表了《葡萄園》；同時，沼正三也正在振筆疾書《家畜人鴉俘》的最終篇，而它同樣也是一篇浸淫於八○年代的意識形態的作品。
也因此，再次讀完了《家畜人鴉俘》的我，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跟《家畜人鴉俘》的完結篇撞上了。
?
Ⅰ 匿名作家的行為表述（performative）
?
如果要討論《家畜人鴉俘》的話，顯然我們不能避開「匿名作家」這個「醜聞」。
論其主因，或許可以從跟美國比起來，日本的「匿名作家」這種「不存之存」，可說極端地往「不存」偏近這個現狀有關。前述的品瓊的「真實身分」是麻省理工的學者啦、或是Ｊ•Ｄ•沙林傑啦這類的「騷動」，說穿了就只是他的作品的狂熱讀者間的笑話—但沼正三的狀況，就與作品的本質差不多無關了。三島由紀夫與伊薩亞•弁德桑（Isaiah Ben-Dasan）探索真相，而最後就成了媒體主導的一曲瘋狂的狂想曲。而就在這差不多等於〈竹林中〉（yabu-nonaka），不，我們可以說，在〈鴉俘中〉（yapoo-nonaka）撲朔迷離的劇情中，大家開始強烈推測東京最高法院的法官Ｋ先生（譯註：即倉田卓次，東京高等裁判所的法官。（1922-2011））。才是沼正三；而與之相對地，沼正三的代理人天野哲夫則出來宣稱「我才是沼正三」，並表示自己跟Ｋ先生間的關係是「大人間的遊戲」。當然，這個聲明並沒有辦法為這個「活動」一錘定音──相反地，正因為沒有人能夠斷言，所以天野哲夫將這件事直接用一句「大人間的遊戲」收場的行動，其本身才是「大人間的遊戲」。說得簡單一點，「我才是沼正三」這個聲明，就跟福樓拜說「我才是包法利夫人」一樣—沒人能夠證明這句話不是一個誇飾法。（引自森下小太郎刊登於《諸君》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月號的短文，還有天野哲夫於《潮》一九八三年一月號的短文）。
當然，筆者對於這件事並沒有比媒體更加熱中於追尋真相；畢竟看到沼正三指出：「後記亦是小說的一部分，也是其延長」（角川書店刊限定愛藏版，一九八四年）的時候，我開始思考，這種「隱遁」是否也是沼正三的修辭的一部分、或是在其延長線上呢？繼續引用《葡萄園》中的例子，裡面提到了「西新宿的希爾頓國際會館」，其實這也是一種只有當作者是匿名作家時才能使用的修辭法—我們雖然已經對各種東方主義式的描寫見怪不怪，但在這個新都廳還在建設的時間點，從外國人筆下出現「西新宿」這個字眼，自然會開始推測，或者該說夢想諸如品瓊是不是其實來過日本，或是其實他搞不好根本就住在日本。而另外一位匿名作家沼正三也是把這種「不存之存、存而不存」的事實構織進他的作品裡；這是個讓作者和讀者的想像力都能無盡翱翔的巨大機關。
?
—巽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