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自序
托克維爾半路殺出
一
二十世紀六○至七○年代，美國漢學界在處理中國文化議題上，是聚焦在儒家上面，它有個前提假設：就是儒家即令不足代表中國文化全體，但起碼是中國文化的核心。先是在芮沃壽（Arthor Wright）領軍下編出了好幾本論文集。這是以思想史思維在做中國上層文化史。同時，又有以社會史思維在做中國下層社會，或至少是地方菁英政治�文化史。這方面的成就代表有蕭公權和張仲禮師徒，分別推出了《中國鄉村》和《中國紳士》這兩本先驅之作。以上各書在台灣皆以盜版方式出現在書市，多少彌補了當時高教接軌國際的需求。
我在六○年代末和七○年代中，即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七年的大學本科生和碩士生階段，同時受這兩股學風之影響。當時因性近思想史關係，比較傾向芮沃壽及其繼任者主編儒家研究各集。彼時，我致力於魏晉和明清思想的探究。迨離開母校──台灣師範大學──我讀到低我五班的黃克武碩論，作的是清代經世思想的研究，這讓我對美國近二十年儒家研究業績，一種比較傾向教化倫理範疇的物事，有了強烈的對照。原來晚明和清中葉編輯的兩套《經世文編》，展示了儒家人物中有人警覺地把其短板的技術範疇物事，做了適時調整和強調。黃克武所為，與先前美國漢學界的儒家研究，有了強烈反差的對照。一九八一年我入職中研院史語所，研究重心從思想史調到社會史，我就把以上思想史界的兩派研究路徑予以擱置。沒想到這一耽擱一晃眼便三十多年！
二
二○一七年至二○一八年，我指導一位博士生作明代地方官的居官和宦遊生活這一議題。因為黃克武是主考官之一，我有幸與他共聚一堂討論明代地方政治。我因曾讀翁文灝先生著書談到中國古代衙署內部陳設，故爾特別指示博士生關注衙署圖材料。由圖樣知，衙署住宅內部結構中，主要有知縣、丞、主簿宅舍，還有雜吏如典史、胥吏等的房舍，這不稀奇，比較引我注意的，是知縣獨立書房的退思堂或思政堂這一建物。我因做宋．曾鞏從政、試圖走第三條路的研究 ，知曉曾氏寫有〈退思堂記〉，從此由宋至明清，莫不有〈退思堂記〉這一文類（genre）大量存在。這一文類所蘊藏訊息，究與地方政情有何關涉？是我要博士生特別關注所在。我閱讀大量〈退思堂記〉文本後，比較傾向這些是官樣文章，講的是冠冕堂皇，但衡諸地方政治實情，恐怕猶有一間。博士答辯會場合中，連兩年我都與在座明清專家，包括黃克武在內，有所爭鋒相對。他們比較傾向〈退思堂記〉是明代地方政治的若干面向的反映。在兩次博士論文答辯會中，我的看法並未充分說明。畢竟學生和考官才是此會的主角，我身為指導教授只能多聆聽專家意見。儘管該博士生最後順利取得學位，但在我，這個中國地方政治�文化的問題，仍未結束，這引領我從此多關注這一議題。
三
事實上，這議題在二○一一年早就因故有所發酵，二○一二年我收到中國人民大學楊念群教授寄給我他所主編《新史學》第五卷（北京：中華，2011年11月），內有他及其學生胡垣所寫，關於清代地方治理問題兩文。楊寫的是乾隆與疆吏之間通訊搜討吏治之道。胡寫的是雍正時縣佐雜官別出縣廷，與知縣分轄地方，因而主張皇權下縣始於雍正，而非杜贊奇所說，要到清末新政始然。在此，胡強調了從中唐始設的巡檢司之功能。為此，我去信楊教授有所討論。我記得主要講兩點；其一，皇帝的諭旨和疆吏的奏書是規範性史料，不能據以充分體現地方實情，其二，巡檢司從設置以來，對治盜即不彰，在此，制度性史料及效益如何，理應予以檢核，不能說只要有所設置，便證明效益良好。
針對胡原文，我於二○一六年有所回應。我發表〈治盜思維二文化模式之起伏：唐宋的盜匪〉《社會�文化史集刊》第18期（2016年5月）頁83-126。在文中，我指出，由唐入宋，巡檢司其功能多不彰。亦即，我輩研究者不能只拘泥於單方面的制度面，要能一併反思制度的對治面，即盜匪，以及雙方互動這個面向來。針對楊念群研究依傍諭旨和奏書這種規範性史料，我還要多思索幾年，才提出對策。
四
針對楊念群文意見的更落實方案，我要到二○二○年七月想到，使用祠�廟記文、德政�遺愛碑文，以及史官《循吏列傳》，以及館臣大套書中的牧守正面行動書寫文等，來加以解答中國地方治理文化基因設置，與地方實際政情之間錯縱複雜的關係。
我從二○二○年七月，託請卜元鼎兄寄來黃永年寫唐．狄仁傑取締淫祠一文，等如正式進入詳細與楊念群教授對話的階段。這番對話基本上花費兩個夏天（即2020至2021），大體完成本書的寫作。比較兩個不同研究路徑，在我集中在唐宋地方治理所累積的文化資源，在楊念群、胡垣，以及黃克武等，他們是集中在清代的地方治理實務研究。幸而在學術資源上，我有黃宗智和杜贊奇兩教授清末民國的地方治理實務研究業績，可以當作參考座標。就這樣，我做的是唐宋中央集權制下的地方控制，所呈現的似乎只到縣這一層級，縣以下幾乎是地方勢力的天下。這一唐宋模式降及清季之前，理應不出此模式。相形之下，黃宗智和杜贊奇無獨有偶，均發現此一模式到清末新政（按：約從1907至1911年）才有了突破口，中央政治權力首度滲透到縣以下的鄉村社會。這就呼應了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蕭公權和張仲禮師徒所研究的鄉村社會實情了。然而，黃、杜的觀點，到了二○一一年十一月，遭到楊念群和胡垣師徒的修正，說皇權下到縣，早在雍正時期，即已開始。中國中央集權制與地方自治是以縣以下作為疆界線，究竟從何時起才開始被中央政府所突破？是由清季新政發韌、再降及北洋、國民政府呢？抑提前在雍正時從事吏治改革之時？目前遺下爭議，有待更多的地方治理史研究個案，才能更準確地說分明。
五
同時，漫長的從秦漢至清季（即西元前三世紀初至十九世紀結束），長達二千一百餘年，光只有盧建榮所究中唐至北宋末（從西元760-1200年）這四百四十年個案，仍是太單薄，還要更多人投入，才能更具體知曉這二千一百年皇權不下縣這一模式的實質。當然，地方治理文化基因早在西元一世紀班固所寫《漢書．循吏列傳》時，即已設定此文化程式，繼而五世紀范曄寫《後漢書．循吏列傳》更加碼予以鞏固。這部分，有余英時於一九八六年發表〈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一文於《聯合報．副刊》，有所疏解其中關於教化的文化意涵。這其實部分地與經世思想側重技術部位文化意涵，有所針鋒相對，可惜雙方並未形成文化交鋒。黃宗智和杜贊奇的地方治理研究，是孤立於這場學術語境之外，並未產生學術對話意義的自成體系的研究。有所針對黃杜的學術對話，要到二○一一年的楊念群及其學生胡垣出現，才有了有意義的結果。
六
二○二一年十月的此刻，我完成本書，在付梓前夕，回首前塵往事，從一位大學生，沾染儒家思想這一上層建築物，同時被澆灌以經世思想者與官僚另一下層建築物，在這上下震盪之下，思維獲得展開，但還談不上有自己想法。直到九○年代讀黃宗智和杜贊奇的書，內心經歷一場類如啟蒙運動式的文化風暴，這是大開眼界。再往下二○一二年讀到楊念群和胡垣針對黃杜的修正看法。我多年醞釀的想法，在二○一七─二○一八年上述兩場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有了黃克武等明清史專家的刺激，以及此前二○一五年發表曾鞏政治生涯（老於擔任地方官），與二○一六年發表唐宋盜匪等兩文，整個想法愈發清晰。此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二○二○年至二○二一年，時值全世界肺炎病毒疫情肆虐期間，激發了我提筆寫本書的強烈慾望！
七
以上講來，本書是我職涯四、五十年期間，與我終極關懷關係密切，即民主盟友是地方自治，民主敵人是中央集體制，這一教示是托克維爾於其《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中的精華所在，從一九八七年我閱讀該書以來拳拳服膺至今，不敢一日或忘。在我於台北大學歷史系兼課三年承乏「法國史」教席，以及文化大學專任十年擔任「法國史」課程，不斷向學生重複以上托克維爾關於民主政治的真諦。如今寫到唐宋地方自治的情形，正可以與托克維爾說法國地方自治的千年傳統相互對照，這個法國地方自治傳統因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以及大革命的持續摧折而告終，法國政治朝向中央集權制之途大邁其步，以至於遲滯法國現代民主到托克維爾死於十九世紀中葉，法國人仍得不到政治自由。實際上，法國民主政治受到一九八七年左派上台完成首度政黨輪替，才開新紀元。如此說來，從大革命發生，法國花費近二百年才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在此，欠缺地方自治的基礎文化工程下，民主政治的建立，何其比登天還難。
回到本書的唐宋時期，中央集權制是時興當紅的體制，即令它滲透不入縣以下，而縣以下實際是仕紳、世吏在共管，也與二十世紀法國民主式政治無關。迨一九一二年中國行共和，但彼時地方自治已被中央政治權力所消滅，倘若參照托克維爾的民主理論，這似乎解釋了清末新政既走不上君主立憲制，也使北洋和國民政府想走共和立憲制也潰不成軍！這段清末民國史（1907-1949）仍有待更精緻的研究，好為中國人解惑。但無論如何，托克維爾的民主政治說是可以據以加以檢測中國個案的。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一年十月二十日
台北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