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樓書店 > 臺灣史論集一：山、海、平原的歷史

序

　　一九九四年我從加拿大返回臺灣，開始研究和教學的生涯，明年（二○二四）十一月剛好滿三十年。我因為取得博士學位比較晚，其後有兩年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書，比起許多「早慧」的學者，從事研究的時間不是很長，加上我在二○○六年離開中央研究院到臺灣大學全職教書，雖然從來沒放棄研究工作，但既然選擇到大學教書，教學就是第一要務，優先於其他，於是乎變成「暑假學者」—只有暑假才能做研究。此外，我花很多心力撰寫臺灣史的普及書和文章，而我也不是象牙塔中的學者，我關心時局，以民間身分參與當代公共事務，因此，無法像我的許多同仁可以全力「經營學術」。有時看到學長、學弟妹們的著作目錄動輒以百篇、二百篇計，說羨慕嗎，也不是，自己的路是自己的選擇，只不過當然也會覺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就量而言，實在很不突出。

　　這次因緣際會，有機會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我的論文集，深感榮幸。在規劃上，這是一套二本的論文集，分為兩大主題，也是標題，第一本是「山、海、平原的歷史」，第二本是「海行兮的年代」。後者是允晨文化二○○三年出版我的第一本論文集的書名，聯經出版公司在二○一二年出版我的第二本論文集《海洋與殖民地臺灣論集》，由於允晨文化的《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已經絕版，因此起了整合過去的研究重新出版的念頭。這套書收入上述兩本論文集的文章，加上五篇新寫的論文，以及一篇今年四月剛刊在日本集英社大套書「亞洲人物史」（???人物史）第十一卷的文章，經改寫增補為中文版。

　　原本聯經編輯部門預定這套二本的論文集同時出版，但由於我個人事情實在太多（今年是我記憶以來最忙的），在校對上跟不上時程，最後決定先出第一本，也就是《臺灣史論集一：山、海、平原的歷史》，第二本之後再出版。在此先說明，《臺灣史論集二：海行兮的年代》不是允晨文化論文集的重刊，而是迻錄了聯經論文集中四篇相關的論文，就主題而言，比較齊全。理想上，應該兩本一起出，只能向編輯和讀者道歉了。

　　最後想談一下我對歷史的看法，以及我和臺灣歷史的關係。我剛回臺灣時，確實認為也想望可以做個「純學者」，但我關心的議題，如臺籍日本兵，就讓我無法把自己關在象牙塔中，外於臺灣社會。我的很多看法是在過去約三十年間逐漸成形，逐漸清晰起來。「山、海、平原」作為臺灣史三大元素，是掌握臺灣歷史大圖景不可或缺的元素，這樣的概念也是摸索出來的，提出後很高興看到它的擴散和影響。

　　我以民間身分參與公共事務，雖然影響了作為學院學者的「產能」，但這樣的參與，對我了解何謂歷史，以及臺灣歷史本身，起了重大的作用。我曾和一位研究臺灣史卓然有成的日本學者說（大意如此）：我們最艱難的工作（task）是，要證明作為一個臺灣國民國家主義者，也能是一位好學者。這是早在明治維新就完成建國工程的日本人的後代學者，所無從想像的處境吧？

　　我觀察到「歷史」對一些臺大歷史系的新生而言，不是閱讀大量的論文，他們期待的是「故事」。這我可以了解，我少年時代也是因為喜歡歷史故事而選擇讀歷史。我雖然可以講很多故事，但我更關心人和結構的關係。研究歷史很難直接講結構（不然就成為社會學者或政治學者了），但如何呈現人所面對的結構很重要。我從十八歲參與臺大校園的黨外運動，深深體認到結構的巨大和牢不可破，但也見證到「人」的努力和能量（通常很小就是）。最近看了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教授二○二二年九月一日在耶魯大學上烏克蘭歷史的第一堂課錄影，深有同感。他用「structure(s) vs. human agency」的概念，提醒同學要能看到歷史過程中客觀的結構與主觀的人的能動性的交互作用。史奈德教授是歷史研究者，涉入了他所研究的歷史。這讓我們看到學術研究者和公共知識人（public intellectuals）的身分並非互斥。

　　研究歷史是我自己選擇的路，我無法想像不是研究歷史的我；在每天每天都在認識臺灣的過程中，臺灣歷史形成了今天的我。最後的最後，很感謝聯經出版公司讓這樣一個歷史人能夠出版一套兩本的論文集，也期待這套書能增進讀者對臺灣歷史的掌握與了解。

總論（節錄）

山、海、平原：臺灣島史的成立與展望

　　戰後臺灣史的研究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有些議題是禁忌。不只研究，即使在大學開課，臺灣史也是禁忌。王世慶先生指出：臺灣大學是全臺灣最早設立臺灣史課程的大學，一九四七年秋起由楊雲萍教授（一九○六—二○○○）講授，後來成功大學同樣開設臺灣史的課，卻不敢以「臺灣史」為課名，而稱為「臺灣省志」。根據成功大學歷史學系資料，「臺灣省志」（上下）課程由黃典權先生於一九七三年秋之上學期開始開設，一九七九年改「志」為「誌」，至一九八九年秋（七八上）為止，其後由其他老師接手，至一九九三年春之下學期為止，一九九三年秋之上學期改稱「臺灣史」（上下）。這種小心翼翼，戒慎恐懼的心理，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很難想像了。楊雲萍教授之所以能在臺大開設臺灣史的課程，不是臺大學風特別「自由」，可能楊雲萍教授個人的因素高於其他。

　　那麼，楊雲萍教授的臺灣史教學如何？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修過楊雲萍教授大學部一學年的「臺灣史」，研究所也修過他講授的「臺灣史專題研究」的討論課（一九七八年九月—一九七九年六月；當時的課幾乎都是一學年）。楊雲萍教授雖然後來受到臺灣史學界位居高位的學者極力讚揚，究實而言，他的課程內容稀薄，授課方式文人風格相當顯著。他的研究取徑和日本時代引進臺灣（以臺北帝國大學為中心）的近代學術無關。研究戰後初期臺大校史的李東華指出：楊雲萍有傳統中國舊學根基，又具濃厚詩人氣息，與日本史學之傳承關係並不密切，主要以其傳統史學之造詣研究歷史，於歷史系長期擔任臺灣史與南明史之教學。誠是的論。

　　回頭看臺大的臺灣史教學，實有可惜之處。鄭欽仁畢業於東海大學，一九六○年就讀臺大歷史學系碩士班，因研究生不能修大學部的課，特別申請獲准選修楊雲萍教授的臺灣史，他回憶：「上課的時候，楊先生說主要是講書目，卻往往講他自己的詩和故事，上到後來，楊老師講的故事，我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基本上，楊先生的臺灣史，講完書目，講了一部分考古，就算結束了。」這樣的上課情況，和我自己修課的印象差不多。楊雲萍教授在那樣的時代，在那樣的位置上，對臺灣史的推廣並沒發揮大作用，反而因個性不大方，讓原本想研究臺灣史的鄭欽仁卻步，改而研究中國歷史。與鄭欽仁同班的張國興也有類似的批評，他說：「上一年課，抄黑板只抄到鄭成功登陸鹿耳門，太令人失望了。」又說：「楊雲萍教授有台灣意識，但沒有認真教台灣史。」一九六一年臺大歷史系畢業的毛清芬回憶說，楊雲萍的課從開始到結束都沒講到臺灣歷史，都在講志書中哪裡有出現「臺灣」這個名稱。民間學者洪敏麟則曾在霧社事件關於花岡一郎是否抗日的爭議上，受到楊雲萍打壓；楊雲萍站在官方的立場主張花岡一郎抗日說。

　　在臺灣史嚴重被 KMT/ROC 黨國壓抑時，民間的臺灣史知識幾乎是靠黨外運動的口傳，以及一九七五年開始出現的黨外雜誌在傳布。若以研究而言，民間刊物《臺灣風物》貢獻很大，該刊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創刊，到現在仍持續發行，今年（二○二三）十二月就滿七十二年。在戒嚴時期臺灣社會和學校教育以中國史為主、沒有臺灣史，一九八七年臺灣解除戒嚴，一九九二年走向自由民主化，社會的一部分人（臺灣是個高度分裂的社會）對近半世紀被壓抑的臺灣史具有強烈的渴求。以此為背景，一九九三年六月中央研究院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標示臺灣史正式成為臺灣學術界的一個研究領域。若以此為起點，到今年（二○二三）六月滿三十年，在這段期間內臺灣史研究本身有很大的變化，我個人於一九九四年從加拿大回到臺灣工作，見證到它的變化，看到進步，也看到欠缺，但這不是這篇導論要處理的問題。

　　有研究指出，從一九九○年以後「主體」、「主體性」的字詞大量出現在臺灣社會。在我們繼續討論之前，我們必須問：何謂「主體」？何謂「主體性」？這兩個中文詞彙，都來自西文，若以英文來說，主體是「subject」，主體性是「subjectivity」。這原本是哲學用詞，在這裡我無意進入哲學的討論，那也非我所長。歷史研究者很難像學哲學的人一樣，從康德、黑格爾談起，不過，就如同維根斯坦所主張的，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裡的用法。本著這樣的原則，我試著提出「主體」和「主體性」的定義。

　　「主體」主要是指個人或群體具有「自我」（self），這個自我是獨立自主的，相對於他人或其他群體；他�他們能為自己立法並遵守之，且以自身的意識為出發點，對外在事物�世界做出認識、理解，以及判斷，而同時能對自我予以內省。「主體性」指的就是具有這樣的性質或狀態。

　　就歷史而言，主體就是個人及其所屬之群體的自我。「以作為主體的臺灣」來看臺灣的歷史，就是從臺灣這個自我（土地、人群及其過去）出發，也就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來看臺灣的過去。對臺灣來說，「主體」、「主體性」在過去是不曾擁有的，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期臺灣自由民主化之後，才逐漸一點一滴地建立起這樣的觀念，所以「主體」、「主體性」才會成為過去三十年來密集被使用的名詞，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若真的建立了主體，大家就會視為理所當然，不用特地強調，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

　　三十餘年來，臺灣社會已經建立起以臺灣為主體的國家構造嗎？這當然是個大疑問。臺灣歷史的研究，就某個層次來說，也可以說是社會（仍然是「部分社會」）試圖建立主體、強調主體性的一個反映。當然，任何學術領域都有它自我生成與不斷複製的「純研究」，與社會鮮少干係，也不必有關係，這是我們必須蓄於心的。

　　在這裡，我想從「主體性」的觀點，將時間拉到戰後初期，然後拉出一個主軸，這樣，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一個方向，可以看到我們能夠做什麼？能夠將臺灣史研究提升到怎樣的一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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