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文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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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明一點：
這本書並不是我原來打算寫的那本書。
多年來，有不少朋友勸我把自己的經歷寫成一本比較完整的回憶錄。理由其實不難理解：我個人的一些經歷——例如1970年的四二四事件、之後的海外流亡，以及回國後參與台灣的人權運動——多少與台灣近半個世紀的政治發展有所交集。如果能把這些事情整理成書，也許可以為理解那段歷史提供一些材料。
我自己其實並不反對這樣的想法。多年來也陸續保存了一些手稿、文件與筆記，原來的打算，是等到時間比較充裕時，再把這些材料整理成一部比較完整的回憶錄。
然而2022年的一場書房火災，把多年累積的手稿與資料幾乎全部燒毀，這個計畫也因此難以繼續。
既然如此，又年已90而且多病，也只好換一個方式。
我一向有寫文章的習慣。從年輕時在海外求學與參與政治運動開始，到後來回到台灣從事人權工作，很多想法與經驗都寫成文字。有些是回憶性的文章，有些是對公共議題的評論，也有一些是對台灣政治與社會制度的觀察與分析。這些文章散見於不同刊物與媒體，時間跨度也相當長。
於是四二四基金會的朋友們建議：既然完整的回憶錄一時寫不成，不如先把這些文章整理出來。它們至少仍然保留了某些時代問題的直接記錄。這本文集大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的。
本書所收錄的文章，內容與背景各不相同。例如其中包括我在70年代翻譯的兩篇關於資本主義問題的文章——Edwin Kuh以及Andrew Glyn發表於《紐約時報》的評論。那是我仍在地下生活的時期。當時許多關心台灣政治前途的朋友，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民族與政權問題上，而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結構與矛盾較少討論。我翻譯這些文章，其實是希望提醒身邊的同志：即使在艱困的政治環境中，對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問題的思考也同樣重要。這些文章後來在不同立場的讀者之間，也引起了一些討論。
回國之後，我仍然保持寫作與評論公共議題的習慣。後來在擔任總統府國策顧問期間，也經常就人權與公共政策發表一些文章。當時《中國時報》對這些文字給予相當的刊登空間與禮遇。現在回頭看，那個時代的《中國時報》，與今天大家所熟知的樣子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某種程度上，也讓人不免懷念當年報紙願意為不同聲音保留公共討論空間的年代。
如果讀者翻閱這本文集，大概可以看到一些不同時期留下來的文字。其中有些與四二四事件及其相關的歷史經驗有關，也有一些則集中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制度問題，例如人權保障、轉型正義以及非暴力抗爭等議題。這些文章寫作的時間與背景各不相同，但多少都反映了當時公共討論的一些關切。
如果當年準備的回憶錄材料沒有在火災中燒毀，也許可以留下更完整的記錄。現在只能以這種方式，把不同時期留下來的一些文章整理成書，多少還是有些遺憾。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些文字原本就是在各自的歷史情境中寫下的。它們或許也因此保留了那個時代比較直接的問題意識。
如果這本文集能讓讀者透過這些文章，看見一些當時正在被討論的問題，那麼它大概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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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雄 Peter
